“九·一八”事变后，救亡音乐思潮逐渐兴起，但最早谱写救亡音乐作品的不是于翌年兴起的左翼音乐组织的音乐家们，而是上海国立音专的教授以及一些20年代即已成长起来的音乐家。比如，萧友梅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就在音专带头创作了反映抗日救亡内容的《从军歌》， 黎锦晖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九·一八”后最早在《申报》发表的爱国歌曲。 因此，很显然，将抗日救亡时期的学院音乐家和一些非学院音乐家划分为学院派与救亡派两个具有对立性质的派别，以及一些救亡派音乐家将学院派音乐家排除在救亡队伍之外的做法，都是极为轻率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尽管一些学院音乐家和后来许多非学院音乐家都自发地投身于抗日救亡音乐的创作当中，学院派与救亡派的阵营还是近乎楚汉之争的被人为地划开了，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音乐创作的“专业”与“非专业”问题。向延生先生在《“学院派”的首领黄自——黄自对20世纪中国音乐的影响》一文中，对学院派和救亡派由来的论述，可以与周巍峙的回忆相互参证。向延生认为：“日本军国主义1931年侵占东北时，黄自、陈洪、何安东、唐学咏等上海、广州、南京音乐院校的师生，陆续创作了四部合唱曲《抗敌歌》等爱国歌曲；因其演唱技巧较为复杂，又多流行于音乐院校和专业演出团体，故而被称之为'学院派'。其后日寇又不断向华北发动进攻，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聂耳等左翼音乐家根据时代和群众的需要，从1934年起创作出《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深受群众欢迎的救亡歌曲，因而被称之为'救亡派'。”

“救亡派”的实质概念是指以创作救亡歌曲作为其使命和生命的音乐家群体。

代表音乐家：聂耳，任光，吕骥，张曙，麦新，孟波，张寒晖。

他们的歌曲创作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具有明确的创作理念，救亡歌曲的创作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事业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有着先进思想的指导，他们认为音乐不仅是一种艺术，更重要的是革命的工具和斗争的武器;

3.他们站在抗日文化斗争的第一线，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生活基础;

4.他们的音乐创作以歌曲为主，少数有一定专业训练的人能够谱写合唱歌曲;

5.“救亡派”音乐家虽然多数是半专业甚至是业余的歌曲作者，但他们对音乐有着执着的爱好和追求，在抗日救亡歌曲创作题材和形式多样化探索方面作出了贡献。

“救亡派”的诞生，将中国救亡歌曲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鼓舞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对于促进全面抗战的爆发起到了群众歌曲形式的宣传鼓动作用。从音乐文化的角度而言，也标志着中国群众歌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