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情艺术在中国说唱艺术和戏曲艺术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据南北20个省区的统计，各种俗曲道情仍不下90多种。其中歌曲道情4种，皮影道情3种，说唱道情70种，戏曲道情13种。

简介

渊源与演变

艺人与班社

音乐与剧目

现状

代表剧目

简介

晋北道情戏流行于晋北二十余县及内蒙古南部、陕北东部、河北西北部，分神池、代县、应县三个艺术流派。道情音乐约于金代流入晋北一带，以曲牌体说唱形式广泛活动于民间，主要演唱道教故事，宣传教义。清代中叶，搬上舞台，以代言体演述故事，内容广泛触及社会生活。其音乐体制主要为曲牌连缀体，同时也吸收了北路梆子的音乐元素。清末民初，职业班社林立，著名艺人辈出，为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的时期。著名的职业班社有杨侉子班、武为周班等，名艺人有李艾疙瘩、石六十八等。

晋北道情的代表剧目，主要是宗教故事和劝善故事，如《韩湘子出家全图》、《庄周梦》、《郭巨埋儿》等，还有一些生活小戏和移植剧目如《老少换妻》、《八义图》等。其唱腔曲调，相传有72大调，若干小调，今存套曲13种96曲，如《大红袍》、《皂罗袍》等。其伴奏乐器文场有笛子、四胡等，武场有渔鼓、简板、单皮鼓、大锣等。表演重文轻武，重唱轻做。均为男演员扮戏，建国后始有女演员登台演出。

晋北道情是我国北方道情的缩影，是研究民间宗教音乐和戏剧的活化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现在，晋北道情只有右玉县的一个剧团在勉强度日，举步维艰，其生存与发展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几乎临近消亡状态。

渊源与演变

关于晋北道情的源流，沿革，很少有文字记载，只有些口耳相传的说法。据神池县道情剧团老艺人吴喜娃同志听其前辈传说：“古代终南山上有一种琴音异常优美，人们便仿此琴音编歌演唱流传民间，后道家搜集又编为‘道歌’，道情是由道歌发展而来的，据说道歌产生于汉唐时代。” 《唐书礼乐志》记载说：(大意)玄宗喜神仙之事，曾召道士司马承祯等人制曲十余首，总名“道曲”。道歌、道曲均是与道教有关的曲调，可能是道情的最初形式。道歌、道曲发展成道情之后，一般均为说唱艺术形式，它是以描述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事件为主要演唱内容。这是道情在艺术形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前者是歌曲，后者为曲艺；前者以抒发感情为主，后者重在说唱故事。道情由说唱向戏曲转化，是道情在艺术形式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晋北道情是山西道情戏中成戏最早的，它是乾隆初年借助“风搅雪”的组班形式，在与“勾腔”的交流结合中登上戏曲舞台的。“勾腔”又称“挠勾腔”或“老勾腔”，是与“京腔”齐名、与昆曲同期的一个剧种。在道光年间，“勾腔”已渐趋衰微。说唱的晋北道情就是经过与“勾腔”的结合，在“勾腔”的帮助下登上戏曲舞台的。在此之前，还曾有过一种叫做“过街道情”的发展过渡阶段，实际这是说唱道情与“社火”的相结合。晋北旧俗，每逢元宵佳节，民间便举办“社火”活动，高跷队或秧歌队，扮成八仙人物穿街走巷，路经大的店铺或府衙豪门，便停下来做表演或演唱，扮为八仙者，便演唱说唱道情中的一些有关唱段，形成一种有说、有唱、有扮相、有简单表演的戏曲雏形。但这种形式还不是正式的道情戏，而仅仅是由说唱走向戏曲的一种过渡。这种过渡，对晋北说唱道情向戏曲的演变，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由于晋北道情属于地方土戏，登上戏曲舞台之后，与当地其他民间艺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经过“风搅雪”的组班形式进行着频繁的艺术交流，有的在它的带动下，由民间歌舞登上了戏曲舞台(例如河曲县的二人台)，有的则通过这种交流结合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不断完善了彼此的艺术结构，由尚不成熟的地方土戏或地摊戏走向了成熟的舞台戏曲(如应县、朔县的秧歌戏)。晋北道情更在这种交流结合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剧目，汲取了民间的表演技艺，从而增加了浓厚的生活气息，由此形成晋北地区一个独具风采、独领风骚的地方剧种。

艺人与班社

“教坊”是晋北道情的活动基地，也是为它培养造就人才的学堂。每年冬季农闲，各村镇便纷纷开设教坊，或收徒传艺，或说戏排戏，春节一过便搭台唱戏，直至春和日暖，再度农忙才封箱停戏，这是晋北村民世代沿袭的一种传统。清道光以来产生了不少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知名艺人：河曲的李有润(艺名“十六红”、“盖河东”)、张兴旺(艺名“喜面生”)、邬圣详等；神池的李艾圪塔、胡俊、石六十八、王丑娃、黄武成、田存富、胡挂印、王明元等；应县的老闻润、鲍佐、李生才等；山阴的张裕(艺名“六指红”)、傅贵子(艺名“十里麻”)、洪全茂等；右玉的孟占明、曹培富等。

这些名艺人不满足一村一镇的季节性活动，于是便打破村镇自乐班的局限，互相结合组成职业道情戏班进行常年营业演出。这种班社，艺人们叫做“攒班子道情戏班”，意思是具有临时组合的性质。他们虽属职业班社，但多数班社一年只演出十个月(十一、十二月散班停演)，来年正月重新组合新的班社，人员变动比较频繁。晋北道情的村镇业余班，一般是以村镇的名称命名的，名称仅代表它的隶属关系，并无艺术流派的含意。职业道情班，多数是以班主的名字命名的，例如“阴来财道情班”、“武为周道情班”等等。

清咸丰以来，晋北道情的职业班社蜂拥而起，有据可考的达20余个。职业班社和职业艺人是一个剧种的重要支柱，晋北道情拥有如此众多的职业班社和技艺人员，说明了这一剧种的繁荣和兴盛，特别是梆子戏传入晋北之后，它还能保持如此强大的阵容和旺盛的竞争实力，不仅在晋北绝无仅有，在整个道情家族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晋北道情得到了新的发展：其一，新型艺术团体的队伍建设。1954年、1957年分别在神池和右玉建立了地方国营道情剧团，并逐渐出现了女演员。其二，艺术建设及创作、研究队伍的形成。晋北地区的文艺主管部门适时地给剧团配备了编、导、音、美方面的专业干部，从而形成一支艺术建设的专业力量；其三，专家学者的介入。他们在晋北道情新剧目的创作、音乐上的改革、资料的挖掘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效。

音乐与剧目

晋北道情和其它戏曲剧种一样，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包括“唱念做打”四功，不过由于它演唱内容的关系，以“唱念做”三功为主。晋北道情属“联曲体”的戏曲音乐体制，拥有丰富的唱腔曲调，它不仅继承了古老的传统道情与民间道情曲艺，也融合了民歌及地方小戏的某些音乐成分，同时又兼有地方大戏的部分唱腔曲调，故有“道情72调”之称，今存套曲13种96曲。道情最早的伴奏乐器以鱼鼓、简板为主，发展成戏曲后仍保留了鱼鼓，在文场乐器中增加了横笛、大板胡、小板胡、扬琴、四胡等。

晋北道情戏的剧目约有一百余部，依其时代、内容、格调分为四类。

早期剧目。内容为道教故事，以反映道家生活、宣扬“无情度有情”的宗教哲理为特点。其中经常上演的有《湘子传》、《张良传》、《庄周传》、《杭州卖药》(吕洞宾故事)、《五龙台》等。

中期剧目。内容为修贤劝善故事，以反映全真道教提倡贤孝做人，因果报应的思想为特征。在这一类剧目中，经常上演的主要有《王祥卧冰》、《郭巨埋儿》、《李翠莲传》等等。

中后期剧目。内容为民间生活故事，以反映风趣的家庭矛盾，邻里风波，儿女情长，时事讽喻，田园嬉戏为特点。此类剧目，多数来自晋北的“大秧歌戏”。经常上演的剧目主要有《三贤》、《四劝》、《打碗罐》、《打灶君》等等。

近期剧目。内容多为宫廷生活，朝廷轶事，以反映忠奸斗争、安良除暴为主要特点。此类剧目，多数来自梆子戏。经常上演的主要有《金丝坠》，《玉虎坠》、《金沙滩》、《宁武关》等等。

现状

晋北道情是中国北方道情的缩影，是研究民间宗教音乐和戏剧的活化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现在，晋北道情只有右玉县的一个剧团在勉强度日，举步维艰，其生存与发展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几乎临近消亡状态。和大部分戏曲一样，晋北道情近十几年来的发展遭遇困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节奏加快，审美要求发生变化，对慢节奏的传统戏曲的兴趣愈来愈淡漠；晋北道情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革。一些传统的民俗日益淡化，传统节日特别是乡村庙会逐步由现代节日代替，晋北道情的活动阵地逐渐缩小；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剧本逐年减少，演出场次降低，经济效益不佳，难以自给；在道情剧团滑坡的十几年间，没有培养出后继演员。一些有造诣的演员因年事已高逐步退出舞台，有的相继谢世，还有的因维持不了生活而改行，而年轻的演员在观众中享有威望的很少。所幸，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对于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晋北道情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使其受到各级政府和群众的关注。2006年晋北道情戏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系列救助措施已实行，更多的保护举措也在酝酿之中，晋北道情的生存有了新的希望。

代表剧目

主要是宗教故事和劝善故事，如《韩湘子出家全图》、《庄周梦》、《郭巨埋儿》等，还有一些生活小戏和移植剧目如《老少换妻》、《八义图》等。其唱腔曲调，相传有72大调，若干小调，今存套曲13种96曲，如《大红袍》、《皂罗袍》等。其伴奏乐器文场有笛子、四胡等，武场有渔鼓、简板、单皮鼓、大锣等。表演重文轻武，重唱轻做。均为男演员扮戏，建国后始有女演员登台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