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麓师范学校是由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先生1933年创办，国家投资办学，为省第五届文明单位，省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先进单位，省体卫工作先进学校，省教学用语普及普通话达标学校，巢湖市首届文明单位，推普工作三次受国家表彰，是省内一所历史悠久，成绩斐然的教师培养、培训基地。70多年来，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几万名各类人才，享誉海内外------教师的摇篮。

学校设施齐全、师资雄厚、校风优良，教风纯正、文化底蕴深厚，与高校合作密切。建有教学楼、实验楼、艺术楼、图书楼、办公楼、多媒体演播厅、多功能餐厅、师生宿舍楼、微机室、钢琴房、舞蹈形体房、语音室和标准运动场、拥有二百多台计算机，宽带网进入校园。校园内绿树成荫，四季飘香，绿水碧草掩映，楼群青山相拥，人文与自然和谐成画。现有专职教师60人，高级职称15人，中级职称25人，研究生学历2人，外聘高校兼职教授多人。

学校职前、职后教育融于一体，相得益彰，与时俱进。职前教育自2000年起与巢湖学院合作办学，培养五年制专科层次的师资。合作办学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翻开现代中国史，张治中始终是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他以天下为己任，识大体，顾大局，光明磊落;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真诚合作。由于他为谋求国共合作、避免内战而不遗余力地奔走，因而被人们誉为“和平将军”。

作为一位曾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张治中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他亲手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与著名的晓庄师范并肩驰名于大江南北，被视为乡村教育的楷模。

兴 教 办 学

安徽黄麓师范是张治中于1933年夏筹备成立的。在这之前，1928年至1929年先创立黄师附小一部(在洪家疃村)和黄师附小二部(在张家洼村);1932年创立幼稚园。从而在巢湖之滨、黄山(西黄山，又称小黄山)之麓，形成了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等师范的完整乡村教育体系。

张治中之所以能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解私囊，多捐私田，兴教办学，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个时期是张治中兴教办学的兴趣最浓厚、情感最炽烈的时期。

1928年夏秋之交，广州国民政府改组，设立军政部。原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的张治中，婉言谢绝蒋介石要他到军政部任职的要求，主动申请“如果让我回军校，情愿当一名队长”。蒋介石满足了他的要求，让他回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服务。张治中说：“我是很高兴地接受了。”从此，开始了他“服务黄埔、十年执教”时期。在这十年中，“每天黎明起来，便把学生带出去，跑步，练操，一天到晚忙不休。但精神上只感觉着快乐”。

1930年春，晋军与西北军联合反蒋。张治中奉蒋介石命率教导第二师北上参战。12月，胜利回师之后，蒋介石已不预备让张治中回军校，而要他担任军职，为蒋服务。但张治中仍坚辞教导二师师长职务，回军校任原职。他对蒋介石说;“现在师长入选比较容易找，至于教育长这一职务，还是我来吧!”当时，很多人对张治中一心从教的思想十分不理解。教导二师是当时一个编制最大、装备最新的师，谁都渴望能当这个师的师长。有人曾奇怪地问：为什么薄师长而不为，只想做一个教书匠?后来，在另一个场合，张治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从我的个性看起来，是适宜于办教育;我的兴趣，也是侧重在教育方面。”

1932年，湘沪抗战爆发。张治中主动请缨，抵沪抗日，浴血苦战了3个月。战事一结束，他再次向蒋介石恳辞军职，回到中央军校任教育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平时在学校里，也是这样鼓吹：当一个教官比当一个旅团长还重要得多。所以我不能不言行相顾，提倡一种重视教育的风气。”

张治中为什么如此热爱教育、推崇教育，致力于兴教办学?考察起来，至少有以下3个方面因素。

首先，取决于张治中的个人志向和抱负。张治中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始终拼搏在一条坎坷崎岖的求学道路上。他在回忆录中用“艰苦的历程”来概述他这段生涯，是十分逼真的。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知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要想获取一个求学的机会是十分难得的。同时作为过来人，他痛恨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他曾严厉斥责：用教育经费的70%，在大中城市建学校、办教育，而对边远农村则不闻不问，造成一种“畸型状态”，“一个不太合理的现象”。他的更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痛恨之外，立志要改变这种状态。他要在他的家乡兴教办学。他在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段让家乡父老永远难忘的话：“我很想把我的故乡建设成一个理想中的乐园。我有一个实验乡的计划：北自淮南铁路，南抵巢湖，东起炯场，西至长临，筑起环乡的乡道……同时，办一百所民众学校，其他切按地方自治原则办理。我曾和黄麓乡师的杨效春校长多次商量，想把乡师逐渐扩大，成为大学，附设一所中学，若干小学。此外如科学馆、天文台、图书馆、医院等，应有尽有。”安徽黄麓师范的创建就是这幅美丽的图画中的一大景观。

其次，最直接的推动力是他在小游欧美之后所前发的“富国强兵”之道。1927年11月，张治中制订了一个5年留学计划。他首先来到德国，但不到5个月，在蒋介石“十二道金牌”的催促下，途经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回国。长达8个月的欧美之行的所见所闻，对张治中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使他认识到：“国家不能富强，不能自由平等，那就没办法在世界上争生存，那就没办法在国际间找地位。”那么，怎样求国家富强?张治中认为：“富国必须重视经济建设，重视经济建设首先应重视教育，而尤应重视农村教育。”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把这一思想发挥得十分透彻。他说：“如果教育的作用，不能从少数大城市推动到边远的县份，如果文化的光辉不能从城市普照到广大的乡村，其影响是决不止于教育上的失败。”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治中才在服务中央军校造就军事人才之余，十分卷念桑梓，决心在家乡兴教办学以教育民众，并以此为实验示范。推而广大，走出一条富国强兵之道。

第三，不能不说与在20年代至30年代颇为盛行的“教育救国”论有很大关系。就在张治中创办黄麓师范前夕，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等等，搞得十分火热，也具有一定规模。其中有两个人对张治中影响最大，一是陶行知，二是梁漱溟。1927年3月，陶行知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师范。决心从这里开始试验，作为“全中国农民之解放”的出发点。并提出“四个一百万”作为改造乡村教育的纲领，即“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此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在他们的影响下，较有影响的乡村师范在江苏的栖霞、黄渡，浙江的湘湘先后建立。安徽黄麓师范也紧随其后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