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黄果树风景区红崖天书 |
| 释义 | “红崖天书”是指位于贵州省安顺地区一处崖壁上的古代碑文，在长十米、高六米的范围内，有一片奇特的用铁红色颜料书写的古文字，文字大小不一，大者如人，小者如斗，非凿非刻，似篆非篆，神秘莫测。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崖天书”。在距黄果树瀑布约7公里的红崖山的半山上，有一块巨大的浅红色绝壁，壁长100米， 高达30多米，在山峦的一片绿色中，格外耀眼夺目，好似镶嵌在碧绿地毯中的红宝石。石 壁上有21个深红色的形似古文的符号，似篆非篆，若隶非隶，非镌非刻，横不成行，竖不 成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均透出一种古朴苍劲的韵味。 基本简介自明代嘉靖年间起，许多文人 雅士曾来此地吟诗作赋，对它进行研究。先后有拓本、摹本、缩刻本等问世，并被收入全 国性的碑刻著录。关于崖壁上符号的释义，众说纷纭，但都百思不得其解，至今仍是一个 谜。关于红崖天书由来，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一说是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时留下的遗迹，故 又有名"诸葛碑"；二说是殷高宗伐鬼方时的纪功碑；三说是蜀汉时爨族首领济火协助诸葛亮 南征有功，此碑就是用古爨族文字书写的济火"纪功碑"。红崖天书壮观奇丽，扑朔迷离，期待着人们去探索、去解开这个迷团。据说郭沫若、丁文江等著名学者也曾尝试破译，但一直没有定论。 历史伤心插曲古本六种1、咸丰之年吴振或缩刻本； 2、吕伶孙缩刻张春潭本； 3、吕伶孙缩刻吴寅邦本； 4、邹汉勋缩刻本； 5、刘心源奇觚宝石文缩刻本； 6、姚华莲花庵藏本。 今本五种1、瞿鸿锡摹刻本； 2、北京藏书家鸿志清藏拓本； 3、赵云谦黔中枣木刻本； 4、法人雷柏茹在镇宁高校大厅所见刻本； 5、任可澄藏监拓本。 红崖天书捶拓事件背景资料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永宁知州涂步衢接上峰之命，拓取红崖碑文。从永宁州衙到红崖山八十余里，涂知州当然不会亲临拓贴，按官场惯例，上命下达，将拓取碑文的任务下达团练罗光堂办理。这位土著的民团首领，倒颇有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的气概，带领人马上山，准备雷厉风行完成拯拓碑文的任命。可是到达天书崖前方知此行任务非同寻常。何故？天书虽然称之为碑，可惜非镌非刻，了无雕凿之痕，教人如何上抹色拯拓？团练虽为武官，罗首领倒还有几分儒将风度。审岩度势，立即下达桐油石灰胶塑法的命令。用新鲜可塑性极强的桐油石灰，将天书字体勾勒廓出，待石灰凝固后，其硬度不亚坚石，然后进行正常的捶拓工艺，很快就完成了上峰任务。此举虽善，可惜是杀鸡取卵，不久引起了乡伸愤慨，扬言将告发罗破坏古迹的罪行。涂步衢身为知州，深知破坏古迹罪的严重性，一边压制舆论，一边令人将天书上的桐油石灰斧劈刀凿，沸水洗涤，致天书面目皆非，崖面斑剥落离，字迹漫漶难辨，直到六十年后，在天书的岩壁上还可剥离出石灰浆层。 历史故事从此，天书的面目即为翟鸿锡本所示，那些附庸风雅的官僚成为了千夫唾弃的罪人。尽管如此，清未还是有位叫徐印川的贵州提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书崖面上，手写了一个草书的"虎"字，以求同天书千古不朽。这位徐提督实乃一位讨厌的古迹破坏者，在筑地名胜风景区，仙人洞的山壁上，还有其题咏景物的石刻诗。（有专家认为草书"虎"字，乃周达武所为，权当一说吧。） 摹刻本分类自从红崖天书捶拓事件发生后，世传的红崖天书摹刻本就被分为以上古来、今本两类。 目前最为系统地研究红崖天书的专家林国恩认为，这个清道光年间出现的第一个摹本并不能为诸葛碑之说提供任何佐证，他在上海和贵州两地查阅了大量地方志和碑文图录后发现，这个缩刻于州志里的第一个摹本，已经对按照原样拓下的摹本进行了重新删减编排，是为了附庸当时盛行的金石考古之风，进行了美化后的摹本，根本不足以为据。另外，红崖天书让人费解的古怪图文，并不符合过去人们立碑文以昭示后人的惯例。 目前所知道的，有关红崖的摹本有30多种，面对这些杂乱无章的摹本，10多年来一直就对红崖天书痴迷不改的林国恩，每天回到家，就把这些经过放大后的摹本全部摊在床上，着魔似的进行揣摩研究，期望能在某一张摹本、某一个怪字上擦出火花。这时，一张清代翟鸿锡摹本中出现的一个“虎”字突然引起了林国恩的注意。 字的来源现在的红崖岩壁上，依然还能看出这个“虎”字的形状。根据当地地方志记载，“虎”字的出现与清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1901年当地政府对红崖天书的一次整修有关。当时这个地方关岭的一个团练叫罗光堂，他在清政府官员的指导下领着一帮团员来进行红崖天书的拓片和修复。这是红崖天书有记载以来遭到的最严重的破坏，破坏的结果使得红崖天书岩壁表层很多地方严重脱落，当时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对红崖天书重新进行了整修。又过了几年，贵州的提督徐印川路过这里，他发现这个天书被整修，他是书法家，兴致大发，就在天书这个地方书写了一个大的“虎”字，这就是虎字的来源。 价值前面提到的那个安顺知府翟鸿锡，他于1906年的时候带人摹写了这个有“虎”字的红崖天书的摹本，而且这次的这个摹本就是根据破坏整修之后的样子摹写下来的，所以说它这个摹本后世的很多研究者都弃之不用，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摹本已经无法还原出红崖天书的原貌。但是林国恩却持相反的观点，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之后他认为，反而就是这些被后世学者弃之不用的摹本，带“虎”字的摹本，恐怕才能真正反映出红崖天书的原貌。他认为这个摹本的价值就在于那次对红崖天书的意外破坏。因为罗光堂无意之间把它铲掉以后，外面一层那个风化层像铁锈一样，外面生了锈，把铁锈一铲掉以后，它金属的本来面目露出来了。 欣喜的信息在对那次破坏性修复的史料研究中，林国恩还发现了一个令他欣喜的信息，这个发现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方向。 在当地的《永宁州志》上，就有关于红崖天书这样的记载：“岩石剥落寸许、笔画如新。”说明它渗透很深，记载描述，翟鸿锡在1906年所考证摹写的红崖天书，正是四五年前红崖天书表层破坏后，用朱砂按照这些渗透很深的印迹重新描摹的。 真相出现为此，林国恩专门取了一块红崖岩壁上的石头标本带回上海，请教了同济大学的地质专家。 同济大学教授景学立通过研究发现，这种白云质灰岩，在它的形成过程当中，体积会缩小13%左右。形成的这些空隙，它就有个特殊的作用，能够起到一种毛细管的作用。涂料涂上去了碰到了白云质灰岩的孔隙里面，它就可以不断向里渗透。就把白云质灰岩的这种孔隙全部都渗满了。渗满了之后，它就再不会被雨水再去溶解它，所以它有这样一种性质，它可以把人们涂进去的这种溶液，入木三分钻到里面去。正是这种渗透原理，使得耐腐蚀的白云质灰岩，最外面的一层虽被风化，但是渗入石内的笔迹却得到了保存。 林国恩破译“红崖天书”破译简介在2000年前不久贵州省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诠释。学术界人士普遍认为，林国恩对这一千古之谜所作的破译，与其历史背景、文字结构、图像寓意相吻合，具有可信度、说服力。 2006年底，林国恩正式发表破译“红崖天书”研究成果，出版《红崖天书》，为中华文化史上写上浓厚的一笔。这一成果包括考证要点和译文两方面，考证要点是，确认清代瞿鸿锡摹本为真迹摹本，文字为汉字系统，全书应自右至左直排阅读；全书图文并茂，一字一图，局部如此，整体亦如此。从内容分析，“红崖天书”成书约在一四○六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 坚实的基础林国恩于1990年从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山水文化大观》等书中了解到“红崖天书”之后，对前人的破译内容表示疑问，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从此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扑到了破译工作上。他祖传三代中医，自幼年起即背诵古文，诵读四书五经。1965年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后，课余悉心钻研文史、学习绘画。分配到江南造船厂之后，他仍醉心于业余文史研究。由于他是造船工程师，造船厂综合性、系统工程学对他具有深刻影响，也为他破译“天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行分析他对“天书”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首先是对其众多的各种摹本进行分析，确认了原迹摹本作为依据。接着从古文字、绘画方面找出其中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相联系的基本特征。为了揭开“天书”神秘的面纱，林国恩近9年来可谓沥尽心血。光说查字典，“天书”中有50多个字，必须把每个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查找清楚，仅此一项，他反复阅读了《中国篆书大辞典》、《古文字通典》等七部字典，作了数万字的笔记。他遍览历史、诗词、地理、兵器、佛经等各类书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心得。他把“天书”摹本放大贴在家中卧室，早晚躺在床上仍冥思苦想。他还三上贵州，实地考证。他的这项业余研究得到了单位的理解和支持。 反复研究经过反复研究，专家们首先确定了一些明显可辨识的文字，在摹本的左上角，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允”字和一个“甲”字，左下角出现的是一个篆文“丙’宇，“丙”字的右边是古文中表示武器的“戌”字，右上角出现的这个符号下面是个明显的“心”字。专家发现，紧贴在一起的“丙、戌”二字，与中国古代用天干地支表示纪年的“丙戌”年号非常一致，目标就集中在这个年代当中。然后断代研究，吃准在时间，哪个时间段，然后在这个时间段找史料跟这个图文来进行对照。 大胆推断天书出现的年代至少是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以前，因为这一年，有关红崖天书文字记载的咏红崖诗篇才第一次出现，而在此之前的所有史书和地方志上，对于红崖天书这样很有名气的奇特碑文，居然没有丝毫记载，因此专家作出大胆推断，红崖天书的出现是在明朝时期。 查阅中国的历代年号表，“丙戌”年正是明朝时期的1406年，那么天书上的其他符号与1406年会有什么关系呢；这时右上角出现的“允”字让专家眼前豁然一亮。 经过分析，这个“允”就是明朝朱允炆的允，那么下边的这个“丙戌年”，也就是1406年，那从这个单独分析，这个天书与建文帝遁逃云贵有关。 流落传说关于他的流落的传说，最多的是在云贵这一带，史书上，主要是野史上在这方面的记录很多，还有建文帝在当地写的一些诗歌，有这种记载。现在，在贵州地区有着很多当年建文帝流落此处的遗迹和传说。如果说建文皇帝被燕王推翻后来到了贵州，那么，红崖天书上的奇怪文字符号记载的真与建文帝有关吗，林国恩先生在随后对红崖天书摹本的考证中，又找到了令他兴奋的证据和推论。 与史实相吻合按照古文从右往左阅读的顺序，在摹本右上角出现的这个符号，“心”字上方像一个反写的“乙”字，“乙”字最早是燕子的意思，但这里却为什么反写呢，这时林国恩突然领悟，“乙”字反写就是燕反，燕反不正是影射燕王朱棣造反吗。而“心”字又有些歪斜，这不正是暗指一颗歪心吗。连起来就是燕王造反、一颗歪心，意指燕反之心，而这正与史实相吻合。 整体布局或许这是一种巧合，然而在对摹本的的整体布局系统分析，仔细推敲后，林国恩又发现了更多与建文带有关的信息。摹本右上角的这个孤立的像品字的符号，在分解之后，分明就是篆书变体中的“允、文、上”三个字，把隐藏的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不正是允文在上吗。而在历代皇帝的很多收藏书画或把文中，右上方都有一个皇帝的印章，预示着皇帝的权利至高无上；这种格式俗称皇抬头，那么摹本上方的这个品字符号不正好意味着建文帝的印玺吗。 据林国恩先生介绍说，他所依据的翟鸿锡的摹本，每一个字的背后都透露着非常深刻的含义，假如说把这些含义综合在一起的话，就会发现整个事件的脉络非常清晰。据他讲红崖天书所写的内容是一篇建文帝讨伐他的叔叔燕王朱棣的一篇檄文，在檄文当中建文帝控诉了他的叔叔永乐大帝是如何篡夺他江山的这个事实，当时隐匿在贵州山中的建文帝，因为十分想从叔叔手里把这个皇位给夺过来。一直希望老百姓都能够支持他东山再起，于是就写了这样一篇讨伐永乐帝的檄文。但在当时那个政治氛围之下，永乐帝怎么可能允许建文帝这么大张旗鼓地讨伐他呢，于是建文帝也有他的一个高招：用矛盾的方法来证明他的存在，他命令他的手下想出了一种变形的文字，把这些变形的金文、还有篆书、象形文字、图画的形义等综合在一起，制作出了这样一种看了之后不解其意的变形的文字。 1997年，林国恩认为已基本破解“天书”，并将研究结果写成10万字论文。经申请版权登记，很快获准通过。去年年底，他正式发表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包括考证要点和译文两方面。考证要点是：确认清代瞿鸿锡摹本为真迹摹本；文字为汉字系统；全书应自右至左直排阅读；全书图文并茂，一字一图，局部如此，整体亦如此。从内容分析，“红崖天书”成书约在1406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御制）。 据了解，被称为千古之谜的红崖天书，被破译为是明朝初年建文帝所写之后，在海内外的学界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很多学者认为这个说法确实让人信服，但是也有人认为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存的摹本已经无法真实反映红崖天书的原貌，毕竟几百年的风吹雨打，可是他们也拿不出进一步反驳的证据和理由。但不管怎么说，红崖天书真迹早晚是会消失的也许红崖天书的真实面目就像我们文化长河当中的很多不解之谜一样，都会成为一个永恒。一切留待有缘人，一切留待后人。 红崖天书摹刻本版权归属事件核心提示：瞿鸿锡摹刻本版权竟归属李业成，刘乐一？这简直是对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亵渎。 2008年8月28日，广受关注的《红崖天书》著作权上诉案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由于该案涉及“红崖天书”历史之谜，还在于与此案相关的上诉人《红崖天书》作者、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被上诉人即一审原告山东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刘乐一、贵州省安顺博物馆原馆长李业成等三人皆为国内研究“红崖天书”的学者。今年6月，林国恩被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作品《红崖天书》中有关文字、图形“构成剽窃”后，林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刘乐一在电视中表演“出色”：想把林国恩研究成果变成自己的，却又一知半解；想要自圆其说，却漏洞百出。因而到处炒夹生饭，丑态百出！说到摹本，他强调“是我用现代化的墨水笔”画成的。如果这样摹本就是他们的，那博物馆里的国宝，你用“现代化”的水、“现代化”的抹布、再加上“现代化”的手擦一擦，你们就可以把它据为己有，这不太荒唐了，真是恬不知耻！这样的事在刘乐一身上实在太多了！ 李业成作为安顺地区博物馆原馆长,收集、保管文物是他的工作职责。他却对“现存的清代瞿鸿锡摹本”宣布为“整理”的摹本，拥有著作权，这是剽窃馆藏文物的行为。却能在一审中胜诉，让旁观者着实佩服他们的能力 同为研究者诉讼上法庭1996年11月，刘乐一、李业成合著的论文《红崖天书考释》发表在期刊《寻根》1996年第6期上，并于1997年3月被国家核心期刊《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曾一度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我们认真读了双方的资料，同时，向法律人求教摹本的知识，进行比对。林国恩书的观点和内容是：红崖天书是明初建文帝和随从制作的《伐燕诏檄》，仅自称一说，他称在1999年3月20日已破译出：这“破译”二字，是他在贵阳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后才公认的，首先由新华社报道的，28万字的书是综合结晶成果。 刘乐一考证论文中，刘乐一、李业成的观点和内容是：明初“宦官乱政，有口难言”，是不知名姓的隐士所书，“耐人寻味”，只有几页A4稿纸的文字。二者的内容、观点完全不同，看不到抄袭剽窃的迹象。然而在为山东电视台拍摄的《千古之迷》刘乐一却说是建文帝写的。1996年秋应邀赴黔，11月《西南经济日报》发表论文。如此之快就能写出考证论文，着实让人惊叹。然而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发现是“剽窃”到了今天，才去打官司？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林国恩破译的大事，他们岂能不知？这二位都在研究些什么？？？2005年上半年，中央电视台十频道《破解“红崖天书”》中，刘乐一和林国恩一起出场，有说有笑的很和谐，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现在，怎么搞得不和谐，打官司，使多少人感到意外；为何同一课题的研究者们要厮杀呢， 8月28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上诉案。庭审过程中，双方仍然各持己见，法庭辩论激烈。 上诉人林国恩认为，刘乐一和李业成二人主张的著作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文字，另一部分是图形。对于文字部分，刘乐一和李业成二人的著作权双方并无异议，但是否构成林国恩对刘乐一、李业成二人文字的抄袭，同意法院委托专家鉴定。对于图形部分，即清代瞿鸿锡的“双钩图”摹本，刘乐一和李业成二人却未能举证证明其享有著作权。因此，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对于作品的作者认定，如无相反证明，应以署名的人为其作者。而在刘乐一和李业成二人已经发表的文章中，附图的署名正是清代瞿鸿锡，因此，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应认定该图形部分的作者是清代的瞿鸿锡。 被上诉人刘乐一认为，刘乐一和李业成整理的瞿鸿锡摹本的“双钩图”属于具备汉字属性的图形作品，对《红崖天书考释》论文及文中双钩图拥有著作权。上诉人林国恩在其《红崖天书》中，侵犯了《红崖天书考释》的著作权，并使用了该论文中的“双钩图”（他们拥有了史上最牛的瞿鸿锡摹刻本著作权）和释文，且没有注明出处和作者，属于剽窃而不是合理使用，且抄袭后演绎的字句几乎贯穿全书。因此，林国恩的上诉缺乏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维持一审判决。 截止目前，该上诉案尚未宣判。 有关法律如何规定著作权广东深金牛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志君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司法实践中认定剽窃一般来说应当遵循两个标准：第一，被剽窃的作品是否依法受著作权法保护；第二，剽窃者使用他人作品是否超出了“适当引用”的范围。至于何为“适当引用”范围，这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是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从引用的数量和对新作品的构成是否起关键作用上进行判断。 孙志君认为，被上诉人刘乐一和李业成二人并非“双钩图”原图形的作者，尽管该图形出现在其作品中。刘乐一和李业成二人对图形的使用是对他人（清代瞿鸿锡）作品的合理使用，本质上属于复制行为。该“双钩图”图形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原作者属于清代的瞿鸿锡，刘乐一和李业成是其作品中的复制图形作者人。但无论是否加以区分，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上述图形很难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专家董美根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时，将临摹从复制的方式中取消了。取消的原因是临摹有两种性质大相迳庭：一种是复制；另一种是独创。如果被临摹的作品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即使临摹者临摹时需要很大的技巧，但这种技巧的运用并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因为临摹作品没有临摹者独立表达的部分。如果被临摹的作品本身是残缺不全的，如敦煌莫高窟壁画，临摹者进行临摹时不仅需要运用技巧，同时就残缺部分需要临摹者有自己独立的表达，此时具有独创性，该作品即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本案中的情况究竟属于哪一种，需要法院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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