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有三气 ：灵气；匪气；霸气。刚是内核，毅是灵魂，灵是气质。霸蛮与灵泛，能辩证统一。虎气与猴气，能集于一身。既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忍之志，又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迈之气。

湖湘精神

诗文彰显

湖湘精神与地理环境

湖湘精神的融合过程

湖湘精神在近代

湖湘精神与性格

湘军精神

湖湘精神来源于湖湘文化

湖湘精神

湖南人倔强，按湖南话说是“犟”，人们常常以“石头”、“骡子”、“辣椒”的习性来比喻湖南人的性格。大凡湖南人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不会轻易改变；认死理，一条路走到底，遇到困难勇往直前，“虽九死其犹未悔”；势之顺逆，人之毁誉，全不顾及；断头流血，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诗文彰显

湖湘精神可用常用四首名篇淋漓尽致的概括

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汨罗江畔的老翁，那纵身一跃，留下的是一代爱国志士的不屈灵魂。“路漫漫其修远兮”，鼓励着无数湖湘儿女，奋勇向前！

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上，俯瞰八百里洞庭，何等胸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彰显的是湖南人胸怀天下，忧国忧民，敢为天下先的博大胸怀

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橘子洲畔，谁人指点江山？看这苍茫大地，是谁人主宰！淋漓尽致的彰显出湖湘人的英武豪迈的霸气

四.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天下之才何等多，偏偏我楚地湖南于斯为甚。谁道湖南人一介莽夫。无论是曾国藩，还是左宗棠，毛泽东，无不带有一丝儒雅之气。这便是湖湘儿女，能文能武。文人挥笔豪杰气，武将弄枪儒雅风.

湖湘精神与地理环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地理环境造就独特群体个性，并培育造就了独特的湖南人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不同地域的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地带的不同气温和降水，直接影响到水文、植被和人民生产生活，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文环境，又影响人们习俗风情、饮食习惯、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并形成具有该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

湖南北阻大湖，东南西三面环山，向北敞口呈马蹄形盆地，洞庭湖接纳湘、资、沅、澧四水，吞吐长江。我国地势的西高东低，使许多大江大河滚滚东流入海，而湖南省南高北低的地势，却使“湘江北去”。这种地形地势，冬春寒潮由北到南，长驱直入影响全省；而南面的暖湿气流,因五岭阻挡使湖南难以更多地受益；还造成交通不便，消息闭塞,遂使早期湖南士人思想保守,很不容易接受外界思想的影响。

早期的湖南从远古起即为多民族交错聚居之地，战国时期属楚，属于楚文化的范畴，后虽变异，相同之处尚多。由于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被视为南蛮之地。湖南古称“四塞之国”和“蛮荒之地”，历史上有不少著名人物被贬谪流放到湖南,被视为屈贾伤心之地和柳刘流之地。楚俗信巫信神。屈原的《九歌》对楚地古祭礼，有很详细的描述。在祭神时，日子要选最吉利的，迎神要用最高水平的乐队，巫女要选最美丽聪慧的，衣服要穿最漂亮的，歌舞要丰富多彩的，神灵才会“欣欣兮乐康”。中国有句俗话叫“湘女多情”。由于三湘四水之间盛行开放型的巫傩文化，男女间恋爱自由，社交公开，会情人，唱情歌，说情话，柔情似水，是湖湘大地自古相传的习俗。

社会发展史把人类进化的过程分为采集时代、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阶段。若以粮食为标准，中国的南方以水作农业为主，作物主要是水稻；北方以旱作农业为主，作物主要是粟和小麦。若以供求关系划分，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有以流通为生产目的的市场经济形态。在农业时代，湖南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水稻种植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

湖南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可以作证。考古发现表明，湖南是世界稻作文化最早的发源地。迄今为止最早的即125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是在永州道县玉蟾岩发现的，8500年前在洞庭湖澧县一带已有大规模的水稻栽种，改写了“中国稻作是7000年前从印度传进的”定论。无独有偶，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及其助手,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成杂交稻和超级稻，目前100亩以上的大面积试验亩产已达830多公斤，小面积试验达1100多公斤，使湖南在世界第二次稻作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洋务运动时期，是湖南人支持在沿海最早兴办近代工业，但湖南本土兴办工业却落后40年。在新的产业革命、信息化浪潮和市场经济巨浪拍打中华大地之际，湖南也没有较快地跟上时代的节拍。

地理文化学认为：地表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且对气候、交通等因素产生影响，综合形成区域的文化差异。比如：西北戈壁草原的人多数粗犷豪迈，东南水乡的人则较柔弱文静；恶劣的环境条件使人坚强奋进，优裕的环境条件易使人佚乐放浪。俄罗斯一位哲学家说过：“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活动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刺激文化的发展，刺激文化从江河系统地区向内海沿岸并从内海到大洋过渡的力量。” 独特地理环境造就独特群体个性，崇山峻岭之侧往往多慷慨悲歌之士，绿水粼粼之滨每每集文人骚客为群，自然环境对人才的成长有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所创造的文化或者文明，都与地理环境有密切联系。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山势使人离，水势使人合”，平凡的土地和平原河流，可以把人类束缚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使人们对土地产生无限的依恋性，而大海，则可以呼唤人们超越自然的限制，使人们不会只想到依赖土地而生存。

湖南人的性格特征是什么？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曾经引起过世人的关注，也有过一些评价。著名学者林语堂写过一篇题为《北方与南方》的文章，评价过“粗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各省之人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近代著名文化学者钱基博在《湖南近代百年学风》一书中说过：“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文明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有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梁启超说过：“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湖南特有的地域文化，海内外学人称之为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著名作家唐浩明认为：湖湘文化之魂，也就是湘魂，可概括为八个字：心系天下，敢为人先。湖湘学派学者周兴旺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其实，经世致用，爱国忧民，自强不息，敢为人先，不独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就像100米赛跑一样，参赛的运动员都跑得快，但比亚军快0.01秒者就是冠军。湖南人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只不过比别人仅仅快0.01秒而己。

湖南人的性格基因是什么？笔者2004年6月10日在湘中考察古文化时，看到一个中学校门之上赫然矗立着“血性”两个鲜红的大字，这就是“北有行知，南有陶龛”的创办于1901年的陶龛中学校训。使人猛然醒悟，湖南人的性格基因找到了。血性是什么？倡导“血性”的爱国教育家罗车舟重在校训中是这样说的：“血性是要‘诚’而‘愚’的”。做人做事一切都以“血性”为准则，“非常本色，非常老实，一是一，二是二，心地光明，行为正大”，“血性是‘为他’而不是‘为己’”。“富于牺牲的精神，见义恐后，见利恐先，能刻苦，肯负责，对公家的事，能尽心竭力去做，他人有急难时，能尽力去救助。”由此可见，血性是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一种品德，是刚强的浩然正气，是热血沸腾、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离陶龛学校不远处，有一所创办于1907年的春元中学，办学理念首倡“读活书以致用，穷物理以致知，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为什么湘中是湘军的发源地，为什么湖南雄才群起？未来的湖南能否大有作为？在这块热土，人们找到了答案,看到了希望。湖南的地气是热的，湖南人的血是热的,湖南的人气是旺的,湖南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

湖湘精神的融合过程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三次大融合，湖湘文化一次次吸收新鲜养分，湖南三次出现人才群起局面

曾经叱咤欧洲、傲视天下的法国皇帝拿破仑（1769—1821）在提到中国时，用十分敬畏的口吻说：“中国，那是一个正在酣睡的巨人，别惊醒他！因他一醒来就会震惊世界！”然而，英国人在战胜法国人之后，却忘记了拿破仑的告诫，在鸦片战争中用隆隆的叩关炮声震醒了酣睡的东方巨人。

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大反省，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派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海浪”与“湖波”的碰撞交汇之中，使中西文化经历了三次交汇与融合。先是知器械不足，搞了洋务运动；再是知政治体制不足，搞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接着是知思想文化不足，搞了新文化运动。

近代以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最早办洋务且成效较大的是湖南人，倡导变法并身体力行的是湖南人，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也有一大批湖南人，湖南由“碌碌无所轻重”成为近代史上对中国全局影响至深至巨的地区。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汤鹏、邓显鹤等开创近代湖湘文化的先驱，致力于探索拯救社会的道路，大力倡言并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开言路、广贤路和整治河政、漕政、盐政等改革措施。由陶澍、魏源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为特征的近代湖湘学风，已基本成为湖南士人的一种学术传统和风格。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是湖南人开始进入世界文化网络的时期，湖南人的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各国，对于吸纳世界各国文化精华，丰富湖湘文化的内涵，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湖南人走向世界数量之多、进出之频繁，不仅为史所罕见。

“五四”运动的洗礼，使闭锁的洞庭湖闸门开动了，浩浩荡荡的中外新思潮涌进了湖南，马列主义磅礴于湘江两岸，在如潮水般涌进的中外思想文化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革命先驱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抉择，选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把新文化运动的工作重点由思想启蒙转移到造就一代新人和直接的政治运动。此后，在湖南发展起来的湖湘文化，其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湖南的范围。

在近代出现的三次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湖南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局面。一是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时期，在全国出现了“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二是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成了最有生气的省份；三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籍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杰出人才灿若群星。

同时还出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谭嗣同为首的戊戌维新志士、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到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四个人才圈，以每个人才圈首领或领袖的籍贯湘乡、浏阳、长沙、湘潭等县为圆心画四个圈，四个圆圈相连的县市内的名人达100多人，占同期全省历史名人的一大半。 “

湖湘精神在近代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是岳麓书院门首的一副对联。对联反映了办学者育才的强烈愿望，但鸦片战争之前的漫长岁月，并没有出现“惟楚有材”的情况，直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仍然是“湘士殊少知名”。据统计，《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名人3005人，湖南籍仅23人，仅占0.77%。二十四史载入5783位历史人物，湖南籍只有55人，仅占0.95%。但是，从1840年到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种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籍有116人，占9.4%，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位；在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籍的83人，占10.9%。黄埔军校出身的330个名将，湖南籍的有81人，占24.5%。无怪乎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称：“举世无出其右”。在人才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中列举的495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有89人，占18%，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48%；在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有73人。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无怪乎1986年7月1日侨居美国华人主编的《北美日报》社论中也认为：“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

应对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挑战，湖湘文化必须努力浸润现代人文精神,湖南人性格基因必须进行新的组合,并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今的世界潮流是什么？发展趋势是什么？从国内环境看，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新起点，至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从国际环境和未来发展趋势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成名符其实的地球村，不管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什么险阻和曲折，“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季羡林语）。 一些西方学者曾经预言：在全球形式的未来世界中，文明将从西方转向东方。早在1972年5月和1973年5月，著名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两次对话中，汤因比就断言：中国文化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器和融合器。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类的希望。他甚至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其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既是多元的也是和谐的。很难想象用一种模式、一种价值观来统一，由一个国家来领导。 历史学家希望中国在人类进入大同之域时，应当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们的依据是崛起于东亚大陆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连续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传统，能够发挥融合器的作用，“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两千二百年间，除了短暂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汤因比）。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一方面要坚持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另一方面要大胆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天人合一、中庸协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是其三大内涵。英国人的绅士风度，法国人的热情浪漫，德国人的严谨高效，美国人的豁达开放，日本人的善采异邦，俄国人的沉毅豪放,......都有可之处。把中国人的勤谨中庸与西方人的张扬开放相结合，力求刚柔相济，动静相宜，就能熔铸良好的性格。 湖湘文化，作为湖南这块土地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从南宋开始，在各省区中就跃居先进行列，特别是近代以来，湖湘文化更富生气和生机，在造就湖南人才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湖湘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良传统，如讲入世，任人力，重躬行，通变化等等。也不断从外来文化中吸收了新的营养，克服了封建时代士人或重实行而黜玄想，或耽于性理而忽视事功的两种倾向。 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十分注重引导人们走向实政、实用、实行的经邦济世之路,贵实践而耻空谈，主张通家国天下治安之计，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以天下为己任，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不是只寄情于山水、埋头于经史、着笔于风花雪月，做到把研习经史和通晓时务结合起来。出为良臣，处为良士，经邦济世，治军治国。

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和谐相处，是湖南文化环境的一大特色。南岳大庙之中，道教与佛教在一个庙内和谐相处；在岳麓山，山下有儒家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山中有佛教的麓山寺，山顶有道教的云麓宫，均能在一山和平共处。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上，近代湖南先哲主张，“合中西两洋文化一炉而冶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造就“新民”。 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精神，毕竟是脱胎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之处。如合群性缺乏，封闭守旧观念和小农经济思想较浓等弱点，以及忽视生产流通领域的倾向，至今仍存在着消极影响，这是需要加以克服的。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对经商的人来说，没有谈不拢的生意，只有谈不拢的利益。谈生意需要妥协，需要退让，直而不弯，进而不退，生意就很难做成。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不善经商和经营的湖南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做生意与搞革命是不一样的，不能太刚、太强、太硬，需要柔，需要刚柔相济。

在造就一代新人的问题上，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人，在20世纪初就开始研究人的个性和全面发展问题，只是由于他们较早地牺性了，这一全新的文化观念没有变成现实，后来却由杨昌济、毛泽东等人变成了现实。主张“合中西两洋文化一炉而治之”的杨昌济，为实现“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崇高理想，他“以直接感化表扬为己任”，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擎天大柱均出于他的门下。 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曾经强调，新社会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发展，就是指每个人在体能、知识、智力、技能、潜能和心理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其实质是人的智慧潜能的开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是人才的世纪。世界发达国家都在实现从重物质、重资本到重人才的转型，并已实现了从依赖物质资源到依赖人才资源的战略转变。

当今，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性的文化开放与汇流，使培养熔铸世界文明精华于一炉，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一代新人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见的“能够全面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的“全新的人”将会在地球上出现。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家巨匠，只有兼收并蓄，贯通今古，融合中西，才能培养造就新一代的大家巨匠。

湖湘文化在新的时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湖南人的性格需要改造，需要再一次“辨同异、合中西”，需要在三湘大地再造“新民”。应对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挑战，湖湘文化必须努力浸润现代人文精神,湖南人性格基因必须进行新的组合,并培养造就一代全面发展的新人，除“合中西两洋文化一炉而冶之”外，还应当注意发挥远缘杂交优势，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种联姻，对培育更加强壮的后代具有重要影响。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号称为“龙”的传人，实际上是多民族长期融合的混血人种。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加快，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种通婚，中华民族子孙的后代将更加强壮。

湖湘精神与性格

“楚虽三户能亡秦”、“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这些都是历史留下的对湘人的高度评价，把它汇成一句话，那就是湖南人能成大事。 湖南人的性格与吃辣椒分不开，湖南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长沙火车站大楼有一个火炬雕塑，可湖南人都说，那是一只红艳艳、火辣辣的“朝天椒”。 历史上湖南开发较晚，清中叶以前，湘人出头者屈指可数，但自咸丰、同治以来，曾国藩、左宗棠以后，湖南经邦济国之才、文采风流之士代出不穷。湖南人刚烈果 决，敢任大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有人说，半部中国近代史和半部中国现代史都是湖南人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此话一点也不过分。关于湖南有两句话，第一句是“惟楚有才”，第二句是“无湘不成军”，可见其文武兼备。湖南文人众多，但湖南文人有一股湘民固执的“蛮”劲，常以“文明其精 神，野蛮气体魄”自勉。湖南人有经世济用的时务思想，重事功，文人似乎喜从军，“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湖南军人骁勇善战，湘军名声显赫，但却不是卤莽之辈，从曾国藩、左宗棠到毛泽东，湘将大多雄才大略，有儒雅之气。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汇集了湖湘文化的精髓，湖南许多名垂史册的旷世之才如曾国藩、黄兴、 谭嗣同、唐才常等辈都出自岳麓书院 ，一篇《岳阳楼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学子。“

湘军精神

“ 吃的苦 霸得蛮 耐得烦，不怕死”。

湖湘精神来源于湖湘文化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

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日后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