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医学院，创建于1943年，是湖北省唯一创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并延存发展的省属重点高等学校，也是中国高等医学院校中的老校（民国时期的22所医科院校）之一。 经国家教委批准，学校1996年5月更名为湖北医科大学。湖北医学院是湖北省唯一创建于解放前并延续发展的省属重点高等学校。

湖北医学院历史简介一

湖北医学院历史简介二

湖北医学院历史简介一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我与几位医学界老友在当时湖北省省会恩施共同创建了湖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医科专业学府——湖北医学院，并有幸担任了第一任院长。现将湖北医学院前一段经历的史实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评述。 提起创办湖北医学院的原始思想动机，还得追溯到1929年至1934年我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一天，一位瑞典籍的同学问我：贵省有多少人口?我答：3600万。又问：有几所医学院?我答：一所也没有。他十分诧异，瞪大眼费解地看着我，好大一会才说：人口这样多的省份怎么连一所医学院都没有?医护人员如何培养?3600万人生了病怎么办?……一连串的发问深深地刺痛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感到热血在周身沸腾，暗自发誓，将来学成回国，一定创办一所医学院，为国家、为湖北造就一大批高级医护人才，彻底改变医学教育水乎低下、人民健康无保障的落后面貌。因此，我在德国留学期间，除了发奋攻读外，还特别注意德国高等医学教育的特点，从院校结构、管理方法，到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材、考试方法各方面，无不悉心考察，比较优劣，并节衣缩食，自费购置了大量教学参考资料及一整套病理组织切片。

1934年，我结束了在德国的留学生活，回到阔别五年的祖国。先应聘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任外科副教授，1938年转至贵阳安顺军医大学工作。1941年，再度回到中山大学执教。但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环境、条件有什么改变，我始终不改初衷，并利用一切机会结识医学人才。

20年代，武昌城内原有一所医专学校，学制为六年，1927年， 国民革命军北伐攻破武昌城，校内尚有一批预科班学生。不久，学校无形关闭，这批学生便由武汉大学负经费责任，转至中山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我在中山大学时，因为同乡的关系，这批学生和我比较接近，我在与他们交谈中谈到，将来我想回到湖北创办医学院；到那时，希望他们也能前往，佐我一臂之力。学生们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表示毕业后愿随师办学，振兴湖北的医学教育事业。在贵阳军医大，我的身边也聚集着一批热血青年，虽大多非湖北籍人，但为我的抱负所感，愿为湖北医学院的创办尽力。以后，这些学生中不少人践约来鄂，成为湖北医学院创始骨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为湖北医学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尽管我早有创办湖北医学院的愿望，但真正使我下决心回到湖北，却是一件偶然的事所促成。

旧中国的医学界一向分为德日派和英美派，两大派系之间，壁垒森严，勾心斗角十分严重。当年的中山大学医学院便是所德日派师资占多数的院校，当我第二次返回中山大学时，教育部派了一位英美派人士做院长。此人是教育部长朱家骅一位老友的女婿，虽也曾留德学医，但一无所成，所以教授们十分反感，不甘受其领导。时间久了，矛盾激化，教授联名向校方建议，举我为医学院院长。为调解矛盾，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亲自来做我的工作，他说，你有什么意见可提出来商量，但象这样由教授们推选院长，中央不会同意，教育界也无先例，恐也不妥，此事就此作罢吧!我表示同意，一场风波逐渐平息。但我的处境却因之日益不妙。

1942年，我突然接到留德同学杨光第等人寄自湖北的来信，称陈诚、朱怀冰等人邀我回湖北负责筹建湖北医学院。我不禁喜出望外，随即辞去了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教职，携带家眷来到了战时的湖北省会恩施。到恩施后，一开始我对陈诚寄有很大希望。自认为不认识个大人物想做番事业谈何容易?如今机会来了．既然陈诚嘱命我办湖北医学院，就一定会尽全力支持我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为战时教育的模范。

哪知事情绝非我想的那样天真，一接触到建校实际，问题就来了，要校舍无校舍，几经努力，才接收了思施郊外沙湾的一所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作了医学院校址。经费更紧张，省政府卫生处照例只肯拨给一个班次的经费(因为1942年秋，医学院首届招收了60余名学生，只够一个班次的标准)，这可怜巴巴的一点钱，怎够维持偌大个学院的开支呢?至于扩大学校规模，添置先进教学设备，就更属奢望了．到后来，连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迫不得已，去找陈诚。陈诚已经了解我来意，当面不表明态度，而是把我让到挤满许多来访者的客厅．对每个人都敷衍寒暄几句，使你无从启齿，哭笑不得，只得扫兴而归。通过这事，我对陈诚的幻想完全破灭，彼此间的关系亦开始恶化。事后经过多方了解。我才知道了陈诚要我创办湖北医学院的真实何在。

湖北医学院历史简介二

湖北医学院

原来重庆期间，陈诚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及朱家骅等人之间有矛盾，彼此争权夺利，各自发展自己势力。当陈诚来到湖北当了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后，就想通过所谓“建设新湖北”的口号，捞取政治资本，根据他的“新湖北建设计划”，战时的湖北将建成一所综合性的最高学府——“湖北大学”，下设四个院，即工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和医学院。在我来恩施之前，恩施已有了由专科升栳的农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也正在筹备，于是陈诚便对省政府卫生处处长，我的同乡，留德同学卢镜澄讲，请他多物色些湖北籍的医学人才，尽快把医学院筹办起来。卢便写信请来了杨光第，接着又邀请我，并称陈诚、朱怀冰等人对我非常器重，明确我负筹备之责等等。以后我又听陈诚讲，现在武汉大学已迁至四川乐山．将来抗战胜利后肯定没有湖北大学复员快，他可以让湖北大学先把武汉大学的原址占用，至于武汉大学迁回武汉有什么困难，他以后再想办法解决。言下之意，是企图以湖北大学取代武汉大学，树立他的个人威信。事实上，陈诚很快就调离湖北，到重庆任军政部长去了。他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这些办教育的人以实际支持。

既然得不到官方的支持，我们就只好依靠全院师生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了。医学院接收的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原只有一问瓦房，几间草屋，卫生条件很差。我们来后首先挖了两口水井，做起了美观的护栏和井台，井水经过沙石层过滤，清澈如镜，味道甘甜。为此，当时的省教育厅长张伯瑾还特地题赠了“双清”二宇，表示赞赏。其次，利用当地出产的山石，开成石条，按照中国古典建筑风格修了—些新校舍。还清整铺平出一大块空地当做操场，四周栽树，尽量美化环境。一次，继陈城之后当省主席的王东原到医学院视察后，曾称赞说，你们的学校办得很漂亮，象个高等学府的样子。

由于经费问题无法解决，我只好把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的名额也往上报，居然获得批准。以后又陆续招进了几班本科生和几班专科生；又领到了几个班的经费，总算把门面维持下来。

师资问题也颇费周折，我想虽然医学院条件很差，但是还要尽可能开齐所有功课，让学生学到应该掌握的知识，不让学生们白白浪费几年好光阴；但要开齐几十门功课，必须想方设法去找老师。

首先，我聘请了省立医院一批优秀医生，如杨光第、何钦圣、刘克亮、董道蕴、胡金鑫和余传贤等。其次，利用往日的关系，从中山大学医学院、贵阳军医大、江苏医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延请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其三，从恩施其他几所院校中聘请了几名教师，教基础课程。我自己亲自讲授德语和解剖学。在学校管理上，基本沿用德国院校成规，制定了严格的校规和作息制度，学生一律过集体生活，睡高低床，床单被褥、生活教具放得整整齐齐，吃饭时围成一圈，不许端着碗东游西荡。在教学上，要求很严，随时抽查教学质量，对教课马虎的老师和学习不认真的学生提出严厉的批评，丝毫不讲情面。我把办好湖北医学院当作毕生的事业。在生活上力争和学生打成一片。在我的督促和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校园内遵纪好学蔚然成风，从没有学生因学习成绩差或调皮捣蛋受到处罚。

湖北医学院

为办好学校，每年我还要跑趟重庆，从英、美大使馆索取最新的教学参考资料，我还记得，英国大使馆的李约瑟(国际著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送给我一台显微镜，我连同从德国带回的一台一起捐给了学校。

当时，恩施流亡学生较多，生活极为艰苦，陈诚便命省教育厅实行所谓“奖学金”制度，但每人每月只有8元钱的伙食费，24斤粮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看医学院的一些学生，每日里只能吃酱菜咽饭，景况可怜，所以和同学们商量：能否对有家庭接济的学生少发或不发助学金，以调剂最困难的学生，同时大家各尽所能，将手头能集中起来的钱统一交给学校支配，学校再设法予以补助，以图提高伙食质量。结果，学生们都按我说的办了，生活迅速得到改善。消息传到省参议会议长石瑛那里，他很感兴趣，并向陈诚反映，说医学院办法很不错，学生吃得饱，能否在其他学校加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