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
| 释义 | 鲍曼精彩地描绘了人类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穿越现代性的艰苦历程，同时，他也描绘了当现代性转向后现代之时，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的生动景象。 基本信息·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页码：295 页 ·出版日期：2002年01月 ·ISBN：7214033003 ·条形码：9787214033000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外文书名：Zygmunt Bauman: Prophet of Postmodernity 内容简介《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新世纪版)》分为“确定议事日程”、“通往后现代性之路”、“对话”三个部分，对英国杰出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著作和思想进行了全面描绘。 齐格蒙特·鲍曼经历过如此多重的思想转型，但其最终的坐标定位在对整个现代性社会的科层制管理，以及现代理性规训的深刻怀疑上。他对后现代的生存状态和后现代性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描绘。对鲍曼来说，现代性是一个陷阱，后现代性又是一个雷区，作为前者的批判者和后者的预言家，他揭示了我们和他一道处于的困境——我们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相互超越呢？ 目录第一部分 确定议事日程 第一章 没有指南的生活 第二章 不易的选择 第三章 谁是齐格蒙特·鲍曼? 第四章 往昔的力量 第二部分 通往后现代性之路 第五章 通往西方之路 第六章 通往乌托邦之路 第七章 通向柏林墙之路 第八章 三部曲 第九章 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想象 第三部分 对 话 第十章 在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之间 第十一章 齐格蒙特·鲍曼与丹尼斯·史密斯的五次通信 附 录 与凯茨·泰斯特的对话 Bibliography 文摘书摘鲍曼不久就移民离开波兰，开始了他一生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次是在西方。1968年他和他新建的家在以色列旅行之后，他选择了他的道路，先后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工作，最终到达英国，1971年在利兹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70年代他出版了五部著作，80年代出版了四部著作。他的《现代性和大屠杀》(1989)获得阿玛菲奖。1990年在利兹大学退休。从那时起，他平均每年至少出版一部著作。1998年他获得阿多尔诺奖。他最近成为华沙大学的终身教授。 转 变有关鲍曼从中汲取智慧——他看待世界的方式——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认为它显示了他被强迫进入了在他个人境遇中具有一些根本变化的时期。一个主要的转变是从军事环境向市民环境的变化。作为一名波兰军队的少校，鲍曼具有对民众和多种资源的官僚统治权他习惯于下达部下必须服从的命令。作为一个市民，特别是被其他知识分子围绕的市民，他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至少要通过富有技巧的劝说，赢得被倾听的权力，赢得施加影响的能力。使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尽管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但鲍曼成功地驾御了一种富有诱惑力的语言风格，老练而优雅。在这方面，他现在能向他从小就讲英语的同事讲授被称为“人文教育”的课程。 鲍曼境遇的这一转变是和进一步的转变——从一个成功的党的机构的成员到这一机构的局外人——一致的。我们将简略地回顾这一点。这些转变形成了第三个转变，即从紧张的军事和政治行动的生活到紧张的社会学、哲学思考的生活的转变。 行动和思考一直在鲍曼的生活中重叠。然而，它们的平衡发生了变化。一个在40年代中期积极投入军务的战士让位给40年代晚期50年代初富有野心的政治官员。到60年代，接力棒递给了忙忙碌碌的修正主义作家，他的危险性足以得到公众的谴责。这个人最初屈从于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西方学术界，小心翼翼地在他富有学识的文章中展开他的思想，并且这位国际知名的学术领袖在一本又一本书中发表他的思想。 鲍曼也承受了从意识形态的确定性向知识分子的怀疑变形的痛苦；而且，确定性和怀疑之间的平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变化。1948年，这个人确信他或者至少是党一直拥有所有正确的答案。半个世纪以后，在《全球化：人类的诸种后果》(1998)中，鲍曼宣称不能确定他的著作是否实际上能正确地回答一些问题。1948年，他相信历史上最伟大的变化正在人们眼前到处发生。到1998年，他认历史是意外的、偶然的、变化无常的、非决定的、难以预测的事物的活动场所。 鲍曼经历的另外一个变化是从相对的贫困向相对的富裕的转变。这不仅是因为他在部队和学术官僚机构中的升迁，而且是因为他后来从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迁居。 鲍曼从东方向西方迁居是广为人知的事件。然而，这一转换的诸多内涵是与其他上述事件不可分离的，包括从市民到军人；从体制内的人到局外人；从行动者到思想大师；从积极的意 识形态的理论家到彻底的怀疑论者；从贫困到相对的富裕。正是这种复杂的局面、种种的破裂和多重的转变的特殊混合，正是三个人生阶段的错综交织，导致了鲍曼的观点和他对世界的介人是如此迷人。 困 惑我们对鲍曼的一生有两个困惑。首先，他早期的工作表明他极为认真地打算重建马克思主义。然而，他后来是如何认同后现代性的呢?我将简约地审视这一问题。 第二是反犹问题。在1925年到1968年鲍曼生活的一些关键点上，它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反犹在他童年时期就经常出现。1939年纳粹的进犯引发了他一家迁居苏联。1953年，就是反犹太主义终止了鲍曼的军旅生涯。在1968年，它又毁了他在华沙大学的学术生涯。他迁居西方的第一个家安在以色列。 为什么在迁居西方20年后，鲍曼才在著作中开始涉及反犹问题，以及更为普遍的局外人和陌生人的困境问题?为什么一些事情在他的余生是如此地处于核心，而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又是如此地处于边缘?应该强调，我并不认为这里有任何特别的道德要求，它迫使鲍曼或其他任何人在任何特殊的时间写作相关的主题。然而，我非常关心一些机制，它们促使鲍曼最初将 这一问题剔除出议事日程，后来又将其纳入议事日程。 反犹太主义和鲍曼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使人想起鲍曼在苏联所受的教育。苏联是的曼一家的避难所，那时，共产主义的事业正在为其自身的生存奋斗。鲍曼很快服役了，为一个宣称“种族偏见是可恶的，作为一个犹太人没有什么不同”的体制而战斗。 正如斯台方·莫拉维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当鲍曼战后回到波兰的时候，他没有改变听起来就像犹太人的名字。“他要成为他自己，去挑战和考验一种新的制度，它承诺的是兄弟之情而非褊狭的恐外症。这表明在1943年和1953年之间，在鲍曼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之间有一种牢固的联系，他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来信仰，他为共产党服务，渴望理解马克思主义，他对自己作为一名成功的军官和有价值的党员感到特别兴奋和满意。” 我相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鲍曼在这么晚才开始探索局外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境遇。很可能在1953年和1968年困扰鲍曼经历的东西不是反犹太主义的存在，而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屈从于它的要求。假如这是正确的，他的人格面貌——因为他经历了痛苦——就不是被牺牲的犹太人，而是失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这一反应和诸如汉娜。阿伦特等人的反应十分不同，她对纳粹主义的反应变成了强烈的犹太复国主义，她比过去更强调她的犹太人身份。然而，鲍曼的反应不是孤立的。其他一些人以同样的方式，按照人格面貌或自我理解——它没有给予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以优先权——作出了反应。例如诺伯特·埃利亚斯，他在其所著的《德国人》中明显没有给纳粹手中的犹太人的困境以一点关注。他对德国社会中非文明化的进程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一社会促进了希特勒的兴起。我相信最困扰他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德国人制造了奥斯维辛的惨剧。 既非局内人，亦非局外人为什么鲍曼如此之晚才扮演陌生人和局外人的角色?这一角色是由强烈的对作为犹太人的自我认同意识表现出来的。我认为这是因为在50年代初期和8。年代晚期，鲍曼既不是一个确定的局内人，也不是一个彻底的边缘化的局外人。他大概处于两者之间。他的位置在一些方面像一个辞去圣职的异教牧师。换句话说，因为异端的观点，他被剥夺了行使权威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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