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有过三个红八军，一个是龙州起义建立的由俞作豫任军长的红八军，时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为李明瑞。一个是隶属于红三军团建制的红八军，一个是由湘赣苏区地方武装组建的由肖克任军长的红八龙州起义创建的正规红军队伍。

龙州起义

红三军团

红八军纪念馆

湘赣苏区

中国红军第八军纪念馆

历任红八军军长

闲话红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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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州起义

1930年2月1日，俞作豫率国民政府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起义，部队编为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参谋长宛旦平、政治部主任何世昌。下辖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家荣、政治委员潘裕明；第二纵队，纵队长俞作豫（兼任）、政治委员涂振农；第三纵队，纵队长黄飞虎，全军共两千人。

和百色起义及红七军的情况相似，龙州起义前成立了左江军委，在中共广西前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一任军委书记为徐冠英。在蒙志仁叛变后，宛旦平、何世昌、邓小平先后担任军委书记。起义时何世昌担任军委书记兼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俞作豫为军长、宛旦平任参谋长、李明瑞担任红八军总指挥。中央代表邓小平在起义发生两个月之前对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了两天指导后离开，在起义发生三或四个星期后，根据中央任命，就任红八军政治委员。

龙州起义后，颁布了《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和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帮助左江地区7个县建立革命委员会，形成左江革命根据地。发出《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召开反帝群众大会，赶跑法国的侵略势力。

1930年3月20日，新桂系以优势兵力突袭龙州，红八军军部和第二纵队迎击后突围，转战桂南各地。到达钦县（今钦州市）南间圩时，俞作豫率30多名党员政工干部离开部队到香港寻找党组织汇报，余部由营长刘定西带领，后被军阀收编。第一纵队奉命攻打盘踞靖西县城的郑超叛军时得知龙州被围，回援不及，遂按邓小平的指示转到右江地区与红七军会合。在纵队党委书记、参谋长袁也烈等率领下，在滇桂边、黔桂边转战半年，行程数千里，于1930年10月下旬在凌云县，与红七军会师编入红七军。

红三军团

1930年5月，李立三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全国红军整编为4个军团，其中湘鄂赣彭德怀部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红五、红八两个军，其中红五军约七千多人，红八军约八千多人。红八军由五纵队升格而成，因为这支部队人数较多，实力较强，又长期单独活动。至此，红八军这支能征惯战、战绩彪炳的英雄部队开始出现在中国工农红军序列里。

红八军首任军长为李灿，政委何长工。但由于李灿多年积劳成疾，患了肺癌，八军甫成立，他就离职到上海治病了，后来不幸被敌人逮捕并杀害。李灿是知识分子出身，1918年参加湘军，在彭德怀班当战士，是彭德怀最早的密友之一。

李灿离开后，红八军由何长工担任军长，邓乾元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柯庆施，参谋长卢匿才。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长程子华，政委郭一清，副政委彭雪枫，由于程子华此前在攻打江西瑞昌时身负重伤，尚未就职就到上海治伤，改由李锷任纵队长，不久李锷又负伤，由陈毅安接任。二纵队长谢振亚，政委石恒中。三纵队长何时达，政委徐策。一纵是程子华大冶兵暴带出的队伍，二纵是红五纵队原来的基本队伍，三纵是红十二军的老班底。

红八军刚成立，有一个阳新县的高个子青年报名参军，他叫王惟允，被分配到二纵队一大队当兵，大队长周玉成是平江起义的老战士，看他读过几年书，就让他到大队宣传组写标语。周大队长当时没想到，25年后，自己当了中将，而这位新战士改名叫王平后，竟然当了上将。 与王平同时参军的还有一位年轻的赤卫队员，叫黄骅，他后来在红八军当过连指导员，抗战时任八路军115师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1943年被叛徒杀害。为了纪念他，边区政府将烈士牺牲地改名黄骅县，即今天的河北黄骅县，黄骅是全国为数极少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县份之一。 红八军刚成立，奉命跟随三军团南下攻打长沙。主力南下后，留下两个大队留守鄂东南根据地。

1930年7月，留守的两个大队与广黄蕲三县游击队合编为四纵队，陈奇任纵队长；同时，从赣西北调来几支游击队组建了五纵队，黄刚任纵队长。10月，按照中央指示，四、五纵队合组为红十五军，下辖两个团，兵力约有两千人，长江局军委书记、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的蔡申熙调来担任军长，陈奇任政委。两个月后，中央决定，鄂东南根据地划归鄂豫皖苏区领导，于是，红十五军艰难北上，到大别山与红一军会合。打败了吉鸿昌的追剿部队后，两军合编为红四军，蔡申熙陈奇分任十师师长政委。

1931年4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八军各师改由红三军团直辖，红八军军部被取消，只保留名义。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八军番号被正式取消，理由是部队减员太多。六师改为二师，四师三个团分别编入一、二、三师，统归红五军，红五军军长邓萍、政委贺昌。

红八军纪念馆

红八军纪念馆位于龙州县龙州镇新街，又名红军楼，由红八军军部旧址、左江革命委员会旧址和新建的展览陈列大楼构成。军部旧址为一幢法式三层楼房，砖墙、木板楼层；左江革命委员会旧址为一幢中式二层砖木结构楼房，这两栋楼房原皆为“瑞丰祥”钱庄，邓小平同志一九二九年到龙州布置起义前期工作，一九三零年领导龙州起义胜利，创建红八军时，在此办公和居住，为红八军的指挥机关。此期间，邓小平同志于军部门前种下两株柏树，现仍葱郁遒劲，生机勃勃。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一年、一九七八年曾两次问起这两株柏树的生长情况。新建陈列展览楼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现代建筑风格，收藏和陈列红八军将士的史物。 军部旧址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旧址一直保护得很好，解放后曾作为县人民银行驻地，一九六三年二月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五年，建成纪念馆，并于二月一日龙州起义五十五周年之际举行开馆典礼，自治区政协主席覃应机到龙州为纪念馆开馆剪彩。一九八八年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复原了当年的会议室和邓小平卧室。二零零一年六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湘赣苏区

1932年2月中旬，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三师在永新县里田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全军共两个师约四千人，枪二千八百多支。当时没有设立军的领导机关，而以独立第一师师部兼军部，独立第一师师长李天柱，政治委员王震兼代红八军军长、政治委员，谭家述兼代参谋长，袁任远兼代政治部主任。红八军刚成立时，名义上编入红三军团建制，但因活动范围主要在湘赣苏区内，所以，红八军实际是由中革军委和湘赣军区双重领导。后王震率部参加攻打分宜的战斗时负重伤，代军长李天柱也负伤离队治疗。 同年11月，中共中央派萧克、蔡会文分任红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师。独立第一师改称第二十二师，师长谭家述，1932年底王震返回部队后任第二十二师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师，师长杨茂、政治委员谢国俞；第二十四师，师长弋勇、政治委员胡楚父。 1933年6月，中央任命任弼时为湘赣省委书记，遵照中革军委6月7日的训令，对两省红军进行了调整。7月成立了湘赣军区，王震任代司令员，陈洪时任代政治委员，龙云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湘赣苏区红八军改成第十七师，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军改为第十六师，红十八军改为第十八师，三个师合编组成红六军团。萧克任第十七师师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后王震继任），政治部主任李朴、参谋长李达。红六军团当时未配设军团领导，军团首长由第十七师领导兼任。

中国红军第八军纪念馆

红八军军部旧址（中国红军第八军纪念馆）

中国红军第八军革命纪念馆是纪念邓小平亲自组织、领导和发动龙州起义、创建红八军的专题纪念馆。该馆位于广西龙州县城新街19号，总占地面积4922.5平方米，由中国红军第八军军部旧址、左江革命委员会旧址、红八军革命文物展览大楼等三个部分组成，馆内收藏和陈列着大量的龙州起义、左江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红军第八军珍贵的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红八军纪念馆自重985年2月1日(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创建红八军纪念日)成立以来，己接待前来瞻仰、参观的观众达100多万人次。

馆内的红八军军部旧址原为当时龙州乃至广西西南地区有名的“瑞丰祥钱庄”，由一幢法式建筑风格的楼房和一幢中式传统建筑组成，是龙州起义前后党的领导机关和红八军军部所在地。1929年末和1930年初，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先后两次到龙州领导和发动龙州起义，开辟左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国红军第八军，都在这里居住、办公。红八军成立后，在瑞丰祥钱庄设立红八军军部，以指挥广西左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和军事行动。瑞丰祥钱庄因此被称为“红军楼”。工作之余，邓小平同志在楼前亲手栽下了两棵柏树。如今，这两棵柏树己长得挺拨、苍劲、翠绿，被列为全国名树(见《中华名树集》)。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将红八军军部旧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11日，中宣部将红八军纪念馆公布为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历任红八军军长

李天柱，别名振湘，号挽天，中共著名红军将领，著名革命烈士，历任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耒阳县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第二纵司令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湘东南独立师师长、中共河西（湘赣）临时总前委委员、中共湘赣省委候补委员兼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八军军长、湘赣省委委员、湘赣军区副总指挥兼第一指挥部指挥、中共湘赣省委军委书记、中共湘赣省委妇委会书记、粤赣边军政委员会委员。

萧克(百科名片中写成了肖克）(1908—2008)当代军事家、军事教育家。湖南嘉禾人。出生于书香门第。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营长、纵队参谋长、师长，红八军军长，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中南军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农垦部副部长，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晚年致力于军事学、党史、军史、战史的研究。主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朱毛红军侧记》，发表多篇文章。1937年他在战火纷飞中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经过半个世纪的波折才得以出版，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何长工（1900—1987）湖南华容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在洞庭湖西区建立党团组织，办教育，开展农民运动。亲自创办了新华中学，任学校董事委员会主任，不久被选为华容县学务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共华（容）南（县）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任洞庭湖西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湘赣边特委委员。1929年任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十二团党代表，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委员。1930年4月，任红八军军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1月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1933年冬，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春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粤赣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长征开始后，任中央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任红九军团政治委员。1937年10月，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1938年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大队长，“抗大”总校教育长、副校长。1946年到吉林通化，创办东北军政大学，任副校长、代校长。1947年秋，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不久兼任军械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1952年8月后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75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1980年8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主要著作有《何长工回忆录》。

俞作豫（1901.4.10～1930.9.6），龙州起义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生于广西北流平政石梯口村（今岭垌村）。1917年入广州燕塘讲武堂，结业后在桂军任排长、连长、营长。曾率部参加讨伐军阀邓本殷的南征战斗，连克合江、高州等城镇。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2旅3团团长，参加北伐战争，率部担任第7军前锋，在汀泗桥、贺胜桥和德安等战役中屡建战功。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不久返回家乡从事秘密革命工作，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1928年任中共北流县委书记。1929年初被派到桂军俞作柏、李明瑞部进行革命活动，为中共派遣邓小平、张云逸等入桂掌握武装，发动武装起义，积极创造条件。同年秋任广西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1930年2月参与领导龙州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任军长。3月当国民党军袭击龙州时，他指挥所部奋起抵抗，后率部向凭祥转移。斗争失败后，干8月潜往香港寻找中共组织，于深圳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绝笔诗句：“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

闲话红八军

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有过三个红八军，一个是百色起义建立的由俞作豫任军长的红八军，一个是由湘赣苏区地方武装组建的由肖克任军长的红八军，本文谈的是隶属红三军团建制的红八军。

红军是由大大小小山头组成的，根据后来的地位，这些山头有些属于嫡系，有些属于杂牌。红三军团很有意思，它隶属一方面军序列，相对于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而言，它属于嫡系部队，但在中央红军内部，与天子门生的红一军团相比，又属于杂牌。在红三军团内部，红八军与此相似，尽管它也是三军团一部分，但与五军相比，它属于非嫡系，以后八军发生的一些风波就跟它这个地位有一定关系。当然，八军和五军的关系与三军团和一军团的关系还不尽相同。三军团是彭德怀一手拉扯起来的，后来才与一军团合组一方面军；八军则是从五军衍生出来的，前身是五军的五纵队，只是后来长期独立行动，领导人和基本士兵产生了变化，才有了新山头的意思。用个不大恰当的比喻，红八军好象西汉末年绿林起义部队中的新市兵、平林兵。

一

说到红八军的起源，要先从平江起义说起，因为红八军也是在平江起义部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八军的创始人、首任军长李灿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8年7月，彭德怀率部在湖南平江发动起义，建立了红五军，下辖一、四、七三个团，李灿任一团党代表，黄公略任四团党代表，黄纯一贺国中任七团正副团长。起义不久，遭到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队的会剿，部队损失惨重，不得不缩编为三个纵队，共十一个大队（相当于连），李灿任一纵队长，黄公略任二纵队长，贺国中任三纵队长。后来，根据湖南省委要求，彭德怀率五个大队前往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黄公略率其余部队留守湘赣苏区。红四军红五军井冈山会师后，队伍得到了壮大，但经济上却不堪重负，毕竟井冈山地瘠民穷，产粮不足。无奈之下，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山到赣南打游击，彭德怀率五军部队（已改编为四军三十团）留守井冈山，同时留守的还有井冈山地方武装改编的王佐何长工率领的四军三十二团，四军的一批干部邓乾元、游雪程、陈毅安、张子清、宛希先、徐彦刚、陈伯钧、洪超等或因伤或其他缘故也都留在山上。不久，鲁涤平、何健指挥两万多白军围剿井冈山，彭德怀手下只有两千人，敌我比例是十比一。尽管如此，红军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白军买通了一个当地人沿着一条小路偷偷摸上了黄洋界，杀向红军背后。望着潮水般涌上来的白军，彭德怀不得不率领部队突围，逃了出去。但李灿、张纯清率领的一大队在另一个山头被敌人隔断，眼睁睁看着彭部突围却无法会合，只好用绑腿接成绳子从黄洋界悬崖吊下去，躲进深山老林。在山里他们与逃出来的王佐何长工会合，组建了一个独立团，王佐任团长，李灿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

几个月以后，形势好转，彭德怀又率五军（只有一个贺国中纵队）杀回井冈山，与独立团会合。五军重新整编为三个纵队，贺国中任四纵队司令，李灿任五纵队司令，张纯清为党代表，王佐任六纵队司令。不久，彭德怀率四、五纵重回湘赣苏区，与黄公略会合。红五军再次整编，扩充为五个纵队，李灿仍任五纵队司令，何长工为党代表，徐彦刚为参谋长，游雪程为政治部主任。

二

1929年9月，红五军军委和湘鄂赣特委在赣北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分三部分活动，彭德怀率四纵队南下重回井冈山，黄公略率一二三纵队留在湘赣苏区，五纵队北上鄂东南开辟新根据地，从此五纵队开始独立行动，红八军的雏形就此出现。

五纵队到鄂东南后，解放了大冶、阳新、通山等多座县城，迅速打开了局面，建立了鄂东南根据地，队伍也从一千多人增加到四千多人，队伍扩编为两个支队，刘文琪李才志分任支队长。阳新县是鄂东南根据地的中心，后来成为著名的烈士县，有20多万烈士。

在五纵队到达鄂东南以前，大冶阳新党组织曾发动刘仁八起义，建立了一支红十二军，全军有二百多人，谢振亚任军长。五纵队来到之后，十二军并入了五纵队。

1929年12月，驻扎在大冶的国民党独立十五旅（原西北军岳维峻部）排长程子华，通过中央军委代表柯庆施邓乾元的联络，与附近的五纵队取得联系，里应外合，发动大冶兵暴，拉出五个连参加红军。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五纵队二支队，程子华任支队长，陈奇任政委；原二支队与十二军合并组成三支队，谢振亚任支队长，游雪程任政委。大冶兵暴后，红五纵队人数增加到六千多人，比其他各个纵队加起来都多（《彭德怀自述》说红三军团成立前五军总共还不到一万人），这也是为什么红五纵队能升格为红八军的缘故，也是后来八军领导人能向五军闹独立的因素之一。

1930年2月，原红四军十师三十五团团长、后任国民党顾祝同师图书管理员的黄克诚受中央军委派遣到红五纵队任八大队政委。这个高度近视眼的文弱书生在攻打修水县城时，冒着枪林弹雨爬云梯登上城头，红军指挥员身先士卒的精神一览无余。

不久，中央军委又派军委巡视员彭雪枫到五纵队工作，任五纵队教导队大队长。与他同去的还有卢匿才、石恒中、何时达等多名军政干部，五纵队一时间群贤毕集，将星如云。

三

1930年5月，李立三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全国红军整编为4个军团，其中湘鄂赣彭德怀部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红五、红八两个军，其中红五军约七千多人，红八军约八千多人。红八军即五纵队升格而成，因为这支部队人数较多，实力较强，又长期单独活动。至此，红八军这支能征惯战、战绩彪炳的英雄部队开始出现在中国工农红军序列里。

红八军首任军长为李灿，政委何长工。但由于李灿多年积劳成疾，患了肺癌，八军甫成立，他就离职到上海治病了，后来不幸被敌人逮捕并杀害。李灿是知识分子出身，1918年参加湘军，在彭德怀班当战士，是彭德怀最早的密友之一。他考虑问题细致缜密，是个统军之才。红五军五个纵队，就他率领的五纵队发展最快，规模最大。他的牺牲，殊为可惜。

李灿离开后，红八军由何长工担任军长，邓乾元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柯庆施，参谋长卢匿才。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长程子华，政委郭一清，副政委彭雪枫，由于程子华此前在攻打江西瑞昌时身负重伤（游雪程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尚未就职就到上海治伤，改由李锷任纵队长，不久李锷又负伤，由陈毅安接任。二纵队长谢振亚，政委石恒中。三纵队长何时达，政委徐策。一纵是程子华大冶兵暴带出的队伍，二纵是红五纵队原来的基本队伍，三纵是红十二军的老班底。

红八军刚成立，就有一个阳新县的高个子青年报名参军，他叫王惟允，被分配到二纵队一大队当兵，大队长周玉成是平江起义的老战士，看他读过几年书，就让他到大队宣传组写标语。周大队长当时没想到，25年后，自己当了中将，而这位新战士改名叫王平后，竟然当了上将，这才叫后来居“上”呢，呵呵。

与王平同时参军的还有一位年轻的赤卫队员，叫黄骅，他后来在红八军当过连指导员，抗战时任八路军115师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1943年被叛徒杀害。为了纪念他，边区政府将烈士牺牲地改名黄骅县，即今天的河北黄骅县，黄骅是全国为数极少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县份之一。

红八军刚成立，就奉命跟随三军团南下攻打长沙。主力南下后，留下两个大队留守鄂东南根据地。1930年7月，留守的两个大队与广黄蕲三县游击队合编为四纵队，陈奇任纵队长；同时，从赣西北调来几支游击队组建了五纵队，黄刚任纵队长。10月，按照中央指示，四、五纵队合组为红十五军，下辖两个团，兵力约有两千人，长江局军委书记、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的蔡申熙调来担任军长，陈奇任政委。两个月后，中央决定，鄂东南根据地划归鄂豫皖苏区领导，于是，红十五军艰难北上，到大别山与红一军会合。打败了吉鸿昌的追剿部队后，两军合编为红四军，蔡申熙陈奇分任十师师长政委，这支湘鄂山头的部队从此改归了鄂豫皖山头，四方面军有了三军团的血脉。

四

红三军团成立没多久，五、八军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分析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是地域之间的矛盾。八军长期在鄂东南地区活动，战士主要是阳新大冶人；五军则多为湘赣地区的。那时的士兵多是农民出身，地域观念浓郁，安土重迁，不愿离家。虽然红军部队纪律严明，但指挥员考虑到士气、环境等因素，在筹划或部署作战时不可能不考虑到地域因素，这样，在协同作战时就有可能发生矛盾。后来，五军想打长沙，把军想打武汉，就与此有关。第二是领导体制的矛盾。红三军团司令部兼红五军军部，彭德怀、滕代远既是军团长、政委又是五军军长、政委，这样，五军和八军既是平级又是上级，有时难免出现利益分配上的矛盾。第三，领导者个人性格或认识上的差异也会造成矛盾。三军团是彭德怀一手拉扯大的，他厥功甚伟，威望极高，但他脾气暴躁，说一不二，象个大家长，又有点山头主义，因而处理问题有时会失之于简单化。

激烈冲突发生在两次打长沙期间，结果导致红八军政委邓乾元被撤职，军参谋长卢匿才被处决，八军高层领导大幅调整，八军与五军重新混编，直至最终被撤销番号。

关于这次冲突有不同的说法。

打长沙之前，大概是1930年7月中旬，三军团前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召开联席会议，商量部队的行军方向。据参加会议的黄克诚回忆，会上，五军和特委同志主张打长沙，八军同志主张打武汉，争论非常激烈，黄克诚自己是既反对打武汉也反对打长沙。黄克诚还认为八军政委、军委书记邓乾元坚持要打武汉是受盲动主义影响较深。另一位参加者钟期光回忆说当时会场上只有彭德怀和邓乾元两人争论，其他人没有发言，彭认为长沙好打，而邓则认为打武汉是中央指示。由于邓乾元不敢过于触怒彭德怀，最后前委还是决定打长沙。还有一位参与者何长工则回忆说，会上除个别同志持保留意见外，其他同志一致同意打长沙。

不过，彭德怀1930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邓乾元不仅反对打长沙，认为是“军事冒险”，是“英雄式的拼命主义”，还认为“夺取武汉更是遥遥无期”，邓的做法“显系违背中央积极进攻的策略”。由此看来，邓乾元并非盲动主义者，而是一个比较冷静客观、敢于反对立三路线的优秀干部。

一打长沙结束后，三军团撤往根据地，八军行进在前，到浏阳后部队驻扎下来，号房子宿营。随后五军赶到，彭德怀要八军继续前进15公里，让五军在八军号的房子里宿营，邓乾元前去交涉，被彭训斥一顿，这让邓非常恼火。之前，他对彭德怀和滕代远就很不满，认为彭独裁，处事不公，偏袒五军，领导水平落后。而滕代远当初在湖南二师上学时，因闹学潮被捕，是邓乾元以省学联的名义尽力营救，最后在贺龙的帮助下出狱的。滕为人忠诚敦厚，但能力一般，邓不大瞧得起他。再加之现在八军的主要干部几乎没有红五军的老人了。于是邓在回到八军后以八军军委书记身份召开会议，表示要脱离三军团前委指挥，五、八军分家，八军单独前去打武汉，还向三军团前委写信，要搞清五、八军的关系。参加会议的彭雪枫见事不对，前往军团部报告此事，引起军团领导的重视。第二天，军团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何长工回忆当时军团并未开会，）彭德怀严厉批评了邓乾元和八军其他领导，撤销了邓乾元的职务，把他降为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还缴了他的枪，牵走他的马。谢振亚、徐策、黄克诚等也被降职，八军政委改由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任。同时，为了平息八军的不满，五军军长政委也改由邓萍、张纯清担任。

邓乾元这个人其实是很有能力的，资历也很老，他大革命时期就担任汉寿县委书记，秋收起义时以醴陵县委书记身份兼任工农革命军一军一师二团党代表，上井冈山后，深得毛泽东器重，被任命为红四军前委秘书长，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后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滕代远等人为常委。井冈山反围剿失败后他一直在当地坚持战斗，后到中央汇报工作，继而被派回来参与领导大冶兵暴后，加入了红五纵队，为五纵队和八军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这次被撤职后他并不服气，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打长沙是军事冒险，结果被调出三军团到地方工作，后来担任过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被诬陷为AB团而杀害。1945年党的七大为他平反昭雪，毛泽东曾沉痛的说：“邓乾元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太可惜了。”

邓乾元提出五、八军分家，各自单独行动，最终很可能会把八军带回到一军团，毕竟他是一军团的前身红四军出来的干部，而且八军的高层也颇多四军出身的，比如洪超就曾经是朱德的警卫员。如果发生这种结局，三军团就完了，彭德怀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为防止部队分裂，他采取措施，把五、八军进行混编，取消了纵队编制，改为师，五军辖一、三两个师，其中徐策为三师八团政委；八军辖四、六两个师。八军军长何长工，政委袁国平，参谋长卢匿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四师师长卢匿才（兼），政委石恒中，参谋长彭绍辉。一团长白志文（55年授少将），二团长叶长庚（55年授少将），三团长谢振亚、政委黄克诚。六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

二打长沙前夕，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撼的事情，八军参谋长兼四师师长卢匿才被军团处决了！关于卢匿才的死有两种说法：黄克诚回忆说：卢匿才是因为反对攻打长沙，被以托派罪名枪毙了，由一军团的黄叶珍接任师长。王平回忆说：在长沙近郊，全师集合，政委石恒中宣布上级命令：卢匿才一打长沙时按兵不动，作战不力，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即就命人在稻田里把师长用刀给砍了。大家都深感震惊，鸦雀无声。

卢匿才早年入党，后到苏联学习，回国后被中央派到红八军，很受政委邓乾元器重。他和邓乾元观点一致，不赞同强攻长沙，主张打运动战调动敌人。他在干部会议上以苏联十月革命为例，认为我军不能和当初彼得堡起义工人相比，我军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人员素质都很落后，硬打攻坚损失太大。他还提到十月革命期间托洛茨基组建红军的事情，认为托洛茨基是苏联红军之父，还批评了斯大林的一些做法。他的前一种观点与军团首长的看法相违逆，后一种观点在当时更属大逆不道。我党早期历史上，由于苏联影响，托派被认为是比国民党还凶恶的敌人。卢匿才既违抗中央命令、怀疑革命高潮到来，又暴露出托派面目，于是就杀无赦了。何长工回忆此事时只说对卢匿才的处理有些草率，显然是轻描淡写的说法，这其实是一桩冤案。由于被定性为托派，卢匿才死后也一直没有被正式平反，这个遭遇还不如邓乾元。

五

1931年4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八军各师改由红三军团直辖，红八军军部被取消，只保留名义。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八军番号被正式取消，理由是部队减员太多。六师改为二师，四师三个团分别编入一、二、三师，统归红五军，红五军军长邓萍、政委贺昌。原八军军长何长工调任红军学校校长，袁国平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柯庆施调任中央秘书长。

参考资料：

《彭德怀自述》

《黄克诚自述》

《彭德怀传》

《何长工回忆录》

《程子华回忆录》

《王平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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