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克全(1906-1955)江西省萍乡市人。大革命时期去苏联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少共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1955年病逝。

个人简介

遵义会议顶撞毛泽东

改正错误 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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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06年生，江西省萍乡人。又名凯丰、何凯丰。农民家庭出身。萍乡中学毕业，后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7月回萍乡组织农民协会，任宣传干事。1927年2月任湖北学生联合会学生杂志编辑。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秘书处工作。6月任武昌中山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7月任共青团武昌山前区委宣传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冬回国，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特派员赴香港巡视团的工作。3月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同年春至10月任共青团两广省委书记。其间，5月被国民党逮捕，8月经组织营救获释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2年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参与领导全国革命根据地团的各项工作，发动青年参军参战，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1933年4月至10月、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同月至1935年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治委员。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同月至1937年7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同月至1936年7月、1937年2月至6月任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193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同年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参加直罗镇和东征战役。1936年5月起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同年至1937年为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2月任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成员。1938年3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委员、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兼管湖北省委工作。同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兼管川东、川西省委工作。之后奉调回延安。1941年至1943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41年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至12月任中央学校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8月为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成员之一。12月起为中央出版委员会成员。1942年3月至1943年2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1945年8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10月赴东北工作。此后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兼管哈尔滨市委工作。1946年7月起兼任《群众》编委会副主任。1948年6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局党报委员会书记。1948年7月起兼任《党的工作》编委会副主编。8月起任中央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50年9月至1953年1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1年2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9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遵义会议顶撞毛泽东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改正错误 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两个月后，他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并向张闻天等发泄。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

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让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日益显示出他的理论和宣传才干。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列进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关心和指导着这所高等艺术学院的成长，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

1937年4月，凯丰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在指导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四方面军许多官兵的感情。 这年的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该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是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是，凯丰在文章中又不恰当地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1937年4月3日，因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洪学智等因串联三十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毛泽东听说后十分吃惊，他立即召见凯丰责问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四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厉声批评说，“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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