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杭州十大城门 |
释义 | 杭州十大城门是杭州古代城池的城门遗址,分别是清波门、涌金门 、钱塘门、武林门、艮山门、庆春门、清泰门、望江门、候潮门、凤山门。 清波门古清波门,在如今的铁冶路口。又称“柴摊儿”,顾名思义,是卖柴的。城门地形,在杭城十大城门中唯一尚可清晰辨认。吴越钱王时,此地只是水门一座,东通流福沟。时称“涵水门”,也称“暗门”。北宋,清波门建成,时人仍然以“暗门”相称。譬如,陆游《夜泛西湖》,有“骑马出暗门”一说。 1913年7月,杭城大规模拆城墙,但清波门一带,仍留有半壁残垣。1916年8月18日,清波门有幸,孙中山先生游览完虎跑、雷峰夕照,从清波门缓步入城。次日上午,先生兴趣盎然,再次步出清波门,游净慈寺、谒张苍水墓。唐德刚先生有文字如下:“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风采,辄至万人空巷(见《袁氏当国》)。”可见,当年清波门,也曾如此。 因为出了清波城门,除了水路,就是山道,山外有山,连绵盘亘。所以民国时期,清波门虽则半截,却相当倚重。进了城门,右手就是警察三分局的派出所,进出山民船夫,谨慎有加。这在当时杭城的十大城门中,绝无仅有。日伪时期,残垣城门布的是铁蒺藜。一早敞开,晚上通电,戒严森备。 古清波门有一处遗址仍可觅,这就是城门内则的关帝庙。如今,该建筑在孝子坊巷口,白壁黑瓦,修葺一新。据陈景钟《清波类志》载:此庙扩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当时,杭城“祠刹如林”,但“宏敞高崇”的关帝庙就这么一座。1958年,关帝庙成了大明煤油灯社(杭州千斤顶厂前身)。据当年的老工人说:某日,院内突然地陷,见一渠道。有人说这是当年小康王南逃的暗道,其实,这正是古清波水门的遗址。 涌金门涌金门,位于旧杭城正西。即从南往北数过来,第二座城门。说门,并非一门。不是朝朝暮暮在无数细节上与人休戚相关,几草、几水、几墙、几门,总嫌寡情乏灵。以下故事,无非如此。 杭城十大城门,九座城门都有重城(城门外的护城,呈四方形),而涌金城门独无。这也是它依附了西湖作为外势,可御可守。 所以,宋江领诏征讨方腊,攻涌金门的一路,只能屯兵湖对面的北山。半个月里,毫无进展。水军将领张顺立功心切,想潜泅西湖,经涌金水门暗入城去,按掠城劫舍的惯技,到敌人后方去,纵一把火,城外的军队伺机攻入。张顺不等李俊上报宋江,藏一把蓼叶尖刀,饱吃一顿酒食,当晚来到西冷桥边,下了湖,横穿到了涌金门边。 这时,更鼓正打一更四点。张顺伏在水里,见城墙上不见一人,便潜入涌金水门。他上下一摸,水门全是铁窗,里面有水帘护定,上有绳索,缚一串铜铃。张顺伸手去扯水帘,一时绳动铃响。城上的兵勇闻声下来,以为是条大鱼。张顺在水中又伏到三更,再潜向城边,爬上岸,摸一土块掷了上去。守城的兵勇又下来看了,说:怪了,定是个鬼!睡去,休要睬他!说这话的人倒真是个鬼,暗中嘱咐众人伏在雉堞后面。 张顺又把土石抛掷上去,不见动静,便手执城墙石缝,爬了上去。爬到一半,只听一声梆响,城上众人发起喊来。张顺情急,跃身跳入墙外水池,城上强弩硬弓、苦竹箭、鹅卵石一齐射打下来。可怜,玩了一世水的好汉,就这么暴死在了水中。 这水,就是涌金水门的水道,不是涌金池。涌金池在城里,位于涌金水门的南面。水门以前是直通浣纱河的,就是现在正对着开元路的那一截水道,在大华饭店的园内,《水浒》中的张顺,应该死在这里。看来,施耐庵写这一段,还是查看过涌金门的地形。 以前,进了涌金门就是涌金门直街。杭州的十大城门内,都有这么一段当时较为宽敞的市街。涌金城门的位置,在现在的遗址石碑往北,约一两百米。离城门不远的直街北面,有一座金华庙,位置在现在索菲特酒店的中部。拆去之前,曾是杭州道教协会。 小时候,一直听人说这庙供的是张顺。这说法,也是杭州人对张顺归入正果的追崇。若是草寇,就无这份殊荣了,可见后人的正统。其实,这庙供的是曹杲,曾在吴越王钱元瓘时期(936年)做过金华县令。后来的吴越王钱弘俶入汴京参见宋太祖赵匡胤(976年),委托曹杲临时主持国事。那一段时间,曹杲为解决杭城百姓咸水之苦,凿沟渠过城墙,筑涌金水门,引西湖水入城,建一池,便是涌金池。涌金池在金华庙的正北。 现在的涌金池,1999年筑。池中的张顺,是浔阳江中打鱼的装束,也算是回归到了他自然的本身。 钱塘门钱塘门,一个与杭城渊源相继的名字;一截与佛事盛行相接的记忆;一段与民族崛起相关的往事。钱塘门位于旧城的西面,从南往北数,第三座城门。 杭谚:钱塘门外香袋儿。 钱塘门外的香市,在早闻名九州。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就有三期香会:第一期二月十九;第二期六月十九,第三期九月十九。其中,三月三是玄天上帝的诞辰,七月初一到十六是东狱大帝的朝圣。七月十五是中元节。 这日子里,城里的人从陆路出去,要走钱塘门;松木场落船的下三府(杭嘉湖)香客进城采买,也要走钱塘门。一座城门整日川流,几成堵阻。香客中最牛的,是下三府的土财主。肩挂黄包,腰系红带,银钱丰足,出手大方。那时候,天竺三寺指定要烧大蜡烛,数十斤一支。土财主雇人用小车从城里推来,同乡的香客们围着巨烛,牵拽着呈放射型的黄布白布,从钱塘门一路祷告徐徐走出(三十年前的彩车,也是如此)。这一仪式,行的人一本正经,看的人无比崇敬。钱塘门内的市民,羡慕得啧啧有声。 杭州城里的三百六十行,每年都盼着这一个香市,实指望靠它坐吃一年。家住湖墅北路,84岁的宋坤祥老人,祖传有一手箍桶技艺。他说,老底子,每年的二月十九之前,宋家就要雇好一只船了,装了脚盆锅盖粪勺饭桶,从卖鱼桥摇出去,到松木场上岸,赶紧租房设摊。那时候香市规定,每个行当的摊位,不能超过十家。就这十家,还不说三百六十行,便使得松木场水岸往昭庆寺的路上,店摊林立。只见灯笼雨伞、香烛土产、经佛珠罄、素食糕点,比比皆是。 《杭俗遗风》说,西湖的香市,不仅仅是松木场。从钱塘门到昭庆寺,再到灵隐、天竺,自朝至暮,道路终日为之堵塞。香客的大蜡烛挤挤挨挨从人群中穿过,到了天竺寺庙,一点燃,马上要吹熄的。吹熄的蜡烛带回家去用作晚上照蚕,能保佑蚕茧无灾无难,壮实饱厚。所以,光是这大蜡烛的一进一出,就够这一条路热闹了。“借光借光!”“小心揩油!”整日此起彼伏。 此外,松木场往西溪路走,从道古桥的地藏殿算起,直到小和山,沿途共有十八处灵官殿,处处也有香市。这一路的香客,也是摩肩接踵,“不下数十万”人。 明时,张岱的《陶庵梦忆》,说起昭庆寺香市,更为热闹:“昭庆两廊,无日不市”。“殿中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临时搭的露天棚),厂外有栅,栅外有摊,节节寸寸”。以至“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饭店里的酒都卖光了)。” 白天看庙,晚上困觉,这是后来说的话语。当年的晚上,也是相当闹猛。单说七月十五,乘着云遮雾挡的浩月,大家妇女斗丽争华,小家碧玉惹蜂沾蝶。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中说到钱塘门外的夜景,归纳了五种人,其一就是;“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其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顾盼,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 武林门武林门,位于杭州旧城的西北,又称北关门。历朝历代,这是一座可用得“价值”二字来衡量的城门。它,奉尊、要津、有序、富裕,一如它“北关”的旧称。 武林门外一路,历朝历代都是黄土铺地,清水遍洒。为啥?因为“朝廷恩泽自北而来”,由此入的杭城。 为此,有碍观瞻的行为,就绝对禁止进出了,尤其是“居人之槥”。“槥”就是棺木,强调“居人之槥”,估计寿材还是可以的。元朝后期,天下虽然大乱,规矩仍无人敢破。至正年间,有一个京城的高官,“死而返其乡”,要从武林门进棺材,这轰动就大了。杭城的最高长官也只有“姑曲从之”,西大街一时观者如云,都道是破了天荒。 西大街的市容也称得上“奉尊”,明《客越志略》说:西大街上“悉是冬青树”,有如拱门,“人从树里行,不见赤日”。沿街的房子,瓦是绿的,门是黑的,门外还有短扉。院子用蒿草编织,又用白土装饰。街上的妇人,梳着低低的环型发髻,用的是进口的美容品(“胡粉敷面”),都像少女一样受看。髫龄小儿,肤如白雪;街上走的,“甚多美少年”。 如此地杰人灵,传到紫禁城里,风流天子就坐不住了。康熙六下江南,五次来了杭州;乾隆六下江南,次次都没拉下。御船顺运河而来,在卖鱼桥霞湾港驻跸。霞湾港,本是富义粮仓码头,如今仓门上尚剩的朱红漆色,仍映出它旧有的官家霸气(可惜,北面的厢房,前几年失火毁了)。不过,皇上的船队一来,富义仓就寒酸了,御船队有“近千”只,霞湾那一段河港,全停满了。 艮山门艮山门,位于杭州旧城的正北偏东。宋元以来,此门虽非兵家必争,却为丝绸业集中之地。以此为雏,杭州的工业,后来大都出于此地。 “唱唱唱,洋机响,洋机开了五百张;角子铜板不算账,大洋钞票来进账。” 艮山门外丝篮儿,说的是丝绸制作中炼、染两道工序后的漂洗,挽竹篮去河港的女人。此外,也说投售土丝的蚕农。他们的竹篮,不是挽,是挑,那竹篮的直径有两尺多。 那时候的东街(现建国北路),相对武林门的西大街,并不算窄。有意思的是,却不能相应的称为“东大街”。当然,这不是说东街形成的时间,而是说它的地位。一条东街的丝行绸庄,在重农抑商的年月,只是另类。这也是意识决定事实。 东街的丝行每年正月十六开张,四月的小满一过,才是东街真正的黄金日子,投售土丝的蚕农摩肩接踵。近到笕桥、乔司(方言“茧桥”“缫丝”的谐音),远到南浔、湖州,老主顾带来了新户头,某某丝行的口碑,就这么被人看得一清二楚。蚕农们一般是上午看货作价,交割结账,吃八菜一壶黄酒的招待餐,下午返回。一时走不掉的,丝行也会提供一宿两餐。多住天把的蚕农,吃住就在船上了。那几天,要是无风,从艮山门城墙上北望,炊烟起处,河港中就生生的逸出了千百杨柳。 东街上最风光的要数银号送款的伙计,挑两只装了银圆的细篾竹篓,风风火火的赶。当然,这一种赶不是怕挨打劫的榔头,是赶时辰。竹篓的外面贴两张封条:某某银号,大洋壹仟,送某某丝行。这一天,要是某某丝行的解款在东街上反复出现,这丝行的上上下下,脸上就像涂足了油彩,是忙,也是兴奋。资金少的丝行,只能高挂“告满”的牌了。 东街的土丝收购价一高,德清、海宁的蚕农摇船赶来了。这一赶,就赶到了七月。也就间隔了几天,艮山门外的夏蚕,又开始上市。东街的丝行,从骆驼桥到宝善桥,每年要忙到秋风起时。有的丝行,本身就是织坊。周朝阳老人说,当年最大的织坊有三家:纬成、庆成、虎林。日进斗金。儿歌唱:“唱唱唱,洋机响,洋机开了五百张;角子铜板不算账,大洋钞票来进账。” 周朝阳老人唱这首儿歌的时候,电有了,织丝的土机已换成了电动的洋机。大街小巷,唧唧复唧唧的土机声,几乎全被“嚓啦啦”的洋机声替代。从茅家埠迁出,建在艮山门火车站旁的都锦生丝织厂,也在这时候引进了第一台法式织锦电力机。 有文字说,都锦生厂房后来毁于日本人的战火。但据周朝阳老人所见,当时的艮山火车站和都锦生厂房都远离民居,日本飞机的炸弹并没有投中。沦陷以后,日本兵虽然火烧了艮山门外的民居,却没有烧都锦生厂房。由于留守工人的保护,厂房一直完好。这一说法,与以往的文字虽有差别,我认为也在情理之中。在日本有过“考察”生涯的都锦生,受到日本人的重视也属当然,否则日本人也不会委任他为伪政府科长。为此,爱国的都锦生拒绝接受,他宁可舍弃事业,躲避到了灵隐天竺,以示抗争。 要说近代的杭州工业,是从艮山门外起始,一点没错。除了电厂、铁路,后来的杭州轻重工业,几乎全在这里日趋扩展。如今,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它们又将逐步消失。一个新的“会展”中心,正在这里勃勃地兴起。 庆春门过去的,总也有留下了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与所有的城门一样,庆春门所表达的并不是以往的文字和城市的踪迹,以及如今在大街一侧的古人铜像所占有的全部信息。只是一个有关“春”和“春”过后的其他日子,生出的喜、怒、哀、怨。 杭谚:太平(庆春)门外粪担儿。 满清入关,兵分八旗。杭州的十座城门,从顺治年起,九座城门的钥匙由八旗的门卒掌管,汉人的巡抚都不能染指。钱塘门由正黄旗掌管;武林门由镶黄旗掌管;凤山门由正红旗掌管;望江门由镶红旗掌管;候潮门由正蓝旗掌管;涌金门由镶蓝旗掌管;清泰门由正白旗掌管;清波门由镶白旗掌管,艮山门由旗人专管。唯独庆春门由汉兵把守,为啥?因为这城门洞内进出的,多粪担,属“污秽之门”。 《清史稿·年羹尧》说年羹尧遭雍正皇帝猜忌,调任“杭州将军”,后罢职授“闲散章京”。“章京”是满语的读音,相当于高级别的文秘,不过前面加了一个“闲散”的定语,也就晾起来了。民间野史说这一段就热闹了,说年羹尧开始守的是“污秽之门”庆春门。后来落实政策,又改守了涌金门和钱塘门。 五十年前,“污秽”一说,也是庆春门的记忆。劳志鹏先生当年住在庆春门内,在他十六岁的眼中,庆春门内有三多:死伢儿多、蛇虫八脚(蜈蚣)多、清水茅坑多。 此时,历经六百余年的城墙依然存在,但只是一道高不可攀的泥墙,没了表面的砖石。城东的人家死了婴儿,往往到城墙脚边一扔了事。荒草丛生,阴潮凛人,城墙脚边多的是蛇虫八脚。就连城墙外面出了名的络麻地蟋蟀,叫得也是嘤嘤的森人。钻出城墙的破口,城河里的虾清晰可掬,水却凉得逼人。 与此相比,清水茅坑算是城墙内最大的亮色了。菜农挑一对大腰鼓似的粪桶,城里城外收来粪便,稀哩哗啦倒进了菜园的粪缸,储存、沤化。大粪喂过的菜,油绿。当然,城里的粪便也不是随便收的,城里有粪行,人称“金汁行”;城里还有“粪霸”,各有“领地”,谁破了规矩,事就大了。南宋《梦梁录》说:“杭城户口繁夥(多),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倾倒)去,谓之“倾脚头”,各有顾主,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严重的是上官府大打官司),胜而后已(不胜利决不罢休)。”看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老实巴结的菜农,只能沿袭上一辈留下的粪户,因循守旧了。 劳志鹏老先生小时候住的是楼房,大门、二门,房门,不锁的,最多就是门后戤(gai,靠)一张凳儿。后半夜,菜农上楼梯来了,轻声轻气。马桶是放在床头的,菜农从床边走过,打开马箱,取出马桶。马桶也不是低矮带环的那一种,那形状如同绍兴酒店烫酒的“汆桶”,半人高,上有边沿。菜农将马桶夹在腰间,下楼。菜农的腰上缠了“单梢”,以前吃力气饭的人腰上都有,丈把长的白布,用来“杀力”,用来擦汗。“汆桶”似的马桶无论多满,搁在“单梢”上不会滑脱。 马桶倒净洗清,又端了上来,放进马箱。马桶盖和马箱盖就竖立了,这是告诉主人,马桶净了。菜农的去,也如他的来,猫一样的行走,悄声无息。这么一种世代相袭的往来,极信任的,哪怕住家是夫妻同房,哪怕房间里摆了值几个钱的物事,极无陋闻。 后来的马桶,各家就放到天井了,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再后来,马桶放到了墙门的外面,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不知道这是对劳动者的尊重,还是人开始生出了防人之心。等到这一个日子的出现,有一个惯例也就破了:那就是每年的立冬,菜农给各家送上的大白菜一担,做冬腌菜用的。 那时候,庆春门内菜园上空的气息是有那么一点遭人嫌弃,但雨后的七彩飞虹,却常常在净空中浮现。高楼林立的今天,只是记忆中的事了。 清泰门清平、安泰,这是城门的原意;沪上的开埠、铁路的兴建、帝制的没落,这是中国的近代。清泰门,它所拥有的细节,更多的属于近代,这是中国从不变到万变的开端。就像以这个城门命名的立交桥,多多少少的巨变,从此开始。 杭谚:清泰门外盐担儿。 挑盐担挑出伟业的,是吴越王钱鏐。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到民国初期浙西的私盐贩子,一根扁担,两头是溜尖的乌铁,一旦与官兵遭遇,常有万夫不挡的枭雄出来。读这一段,我想起了在东北插队,当地的盐,是在粮站按户售卖的。其实,清泰门外盐担儿,说的就是官府对盐的统购统销。前面说到龚自珍在北京时的宣南诗社,社中有一个魏源,近代史上“师夷之长技”这话,就是他提出的。后来,此人见改革无望,靠倒卖“食盐许可证”,倒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了。 《三刻拍案惊奇》是晚明的话本,作者署名西湖浪子。第二十六回说到清泰门外的产盐,是将挖来的江沙,放在搭起的“灶炉”中泡煮,“煎沙成盐”。这与沿海的晒盐大不相同。宋以前,杭州的“盐榷”(盐专卖所)在盐桥旁;元、明时期,称盐业批验所,(在东河太平桥附近)。盐商盐贩,都要到此得了官府的确认,才能“称掣放行”(“掣”就是抽取检查),“分行各地”。所以,清泰门外的盐民,往往在一个大好的艳阳天下,挑了白花花银子似的晶盐,委蛇行走在城墙的外面,从庆春门进城,以待官府稽核。 清时,杭州府辖下的盐场,在清泰门外有“三保”(这“保”,是否就是现在清泰门外“堡”的由来,尚需考证)。“三保”设有灶保三名,役使四名,属于杭州府的“干部”编制,负责盐场的“稽煎缉私”。盐的制作,全在这些稽缉人员的眼皮下进行。盐场的产出,除了配给仁和、钱塘、余杭三县的“肩引”(“肩”挑夫;“引”销盐凭证)每“引”一百斤外,剩下的盐全由官府出币收买。这一种“引”,每八天一换,核对盐贩的身份。 省会杭州,民食殷繁,盐贩纷杂。钱塘与仁和两县的食盐销售,可以互相调剂,听凭盐贩“互地行销”,这很有一点计划经济下市场经济的意思。只有余杭来的“肩引”,走的路线是有规定的,就像现在的出租车管理,只准盐贩走清泰门外前往武林门,再出观音关直至余杭,“不许饶道越走”(旧观音关在武林门外的观音桥),这也是余杭不同于直属县钱塘、仁和的区别。 不过,清时还有一条贩盐的规定很人性,这就是杭州府另拨仁和、钱塘两县的老年人贩盐名额三百个,凭“筹”每日“止许负盐三十斤”,使无依无靠的老人能保持“易米糊口”的生活,这也是1689年康熙南巡杭州时尊老精神的发扬。 清泰门外盐担儿,一直挑到了1937年的12月,日本佬举着膏药旗从东面来了。进了杭城的日本佬将旧城门作为固守的凭借,盐担儿一度被封锁在城门的外面,统配盐店在杭城出现。 当时,清泰门外的产盐地已经东移到了翁家埠。搭灶煮盐,依然因袭。这也是江南多雨,不得为的方式。这一方式,制约了盐的产量,也必定将成为新的生产关系改革的对象。1949年共产党来了,这一年的11月8日,由浙江省盐务局军代表张元勤批发的76号文件,就是在“改煎为晒”的改革中,对翁家埠盐场一只“九号灶”要求保留的质疑。当时,翁家埠驻有一连盐警,对改革的促进,也有一定的威慑。 杭州盐务分局局长罗义文在1949年的工作总结中说到杭城的盐担儿,尚有“二百余名”。说这个数字,罗义文满怀感激。他说:国民党时期,盐“全部实行官收”,“我们接管以后,由于资金和食粮的匮乏,因此实行自由运销,就场征税的政策”。“这个政策,盐区的封建大板主(产盐以‘板’为单位)和盐商是乐意的”。但在翁家埠宣布这政策时,也有不少的盐商与盐民代表反对。 罗义文说,事实证明,反对的人是正确的。“而不少在会上不吭声的人,他们对共产党却是抱观望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后来的几个月,大盐商垄断,囤积抬价,致使杭城一度出现盐荒。分局动员了“二百余名食盐零售肩贩(盐担儿),争取这些人来供应杭市市民的食盐。”应该说,盐担儿为新政权的巩固,有过功劳。 盐担儿,一副衬了箬叶的竹篾盐筐,一步一脚从翁家埠挑进了清泰门,上到江头,下到湖墅。“卖盐嘞!”的叫声,悄然中略显短促。这担儿挑进了卖鱼桥的鱼行,隔日的鲜鱼也就成了鹞儿一样的鱼干。现住德胜东村的84岁老人何立人,解放初期就是盐务局的。他说,当时杭州城里的盐担儿,“七到八”都是私盐,国民党手里就有,你要管他,他说你们条儿码子(指公家人或警察。出自洋泾浜语:“moulds”)为啥不去管管大老板?管我们穷人!何老先生说,当时我们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 盐担儿的最后消失,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一份杭州盐务分局1949年10月12日第173号文件规定:在杭市及杭县地区开设正式盐店、酱园店或兼营盐业,“均应向本局申请登记……结保……经查核认可,发给登记证盐摺,方得营业。”从那以后,盐担儿就陆陆续续地步入杭城的盐店和酱园店了。 这一年的11月3日,省盐务局有一个51号文件,对余姚盐贩的走卖定了行规:“商人必须向放盐场所声述路线及沿途经过的地名,由盐务所在运照上加盖指定沿途报给地点,中途不得任意变更,一经察觉,概以走私论。” 杭城盐担儿的消失,就没有这么一个声色俱厉的过程。 望江门望江门外的明迷,我竟然是第一次晓得。古城河两边的公园;望江门外的老街;太平时世的民殷;夕阳下,与三五老人坐在一起,尘埃不起,康乐安定。于是,对古城门的凭吊,油然而生。 望江城门的旧址,是在贴沙河(护城河)与铁路之间,现在的望江路65号方位。和城站一样,此段的铁路,是在城墙的里面。铁路南去,离望江门不远,在响水坝的附近,铁路穿出城墙,就走在城墙的外面了。 望江门一带城墙的消失,并非几天间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乡民的造房、筑墙、起灶、填塘、扩道中逐渐没去。直到十几年前,抚宁巷的东头,还有旧城墙的地基。 杭谚:望江门外菜担儿。 南宋时周密的《武林旧事》说到杭州的“市”,有“药市”、“鲞市”等一十七种。其中“菜市”标注有新门、东青门、坝子头三处。估计这是一种刻本,有小字注明:“宋刻本”只有“新门外”一处。估计,新门外的菜市类似现在的三里亭蔬菜批发市场,官方认可。菜市桥与坝子头,是菜农的自由贩卖。 二百五十年前,厉鹗第一次读《七述》,见到“紫蕨、青莼、韭芽、芋头、茭白、芹菜、姜葱”文字,感叹良久。他说:“这是杭州的蔬菜第一次上了文人的书籍,可惜,没有写明出处,这都是出在我们东城的啊。”厉鹗说的东城,是望江门到艮山门一带。尤其望江门外,江涂田野,种不得稻谷,世代种菜。 三十年前的望江门直街,就是这么一条整日排满了菜农的街市。现在道路拓宽,印痕杳无。不过,出了古望江门的遗址,倒是真能看到一点旧时的影子,这就是小巧古朴的望江门外直街,紧挨了盘旋式地道与高架通衢的现代建筑,让人恍若隔世。 我走这条老街,是在下午四点。没有喧闹的菜市,没有四个轮子的车子(新望江路就在北面)。上百年前的“盛美德墙界”、“世德堂墙界”,从曾经涂没过的泥灰中现露了出来。于是,六十年前,有一个于姓的卖油郎,似乎也从我的眼前生了出来。他挑一副鱼篓似的油担,敲一块枣木的梆子,叫一声“麻油——酱油!”一步一晃,走街穿巷,一直走到共产党来了。也就一夜之间,黄的制服,红的帽徽,他成了望江门外第一任派出所的所长。原来,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于是,在这一条直街上,任何与新社会有牴牾的人都难藏了。 望江门外菜担儿,遗痕还有。 据说望江门种菜种得最高的地方,是在城墙的上头。四五米高的墙上,种菜人搭起了屋棚。说这番话的是七十七岁的扬老伯,还有七十四岁的俞老伯、七十二岁的闻老伯。我们一起坐在贴沙河东面的公园,隔了曾经的护城河,看橘红、灰黑的火车走过。河西的公园,有一处高坡,那是城墙没有除净的地基。 那时候的贴沙河比现在要宽,上八府来的木排,全在这里交易。买木材的不光是杭州人,还有顺水从下三府来的乡人。“望江门外木排儿”,也是一句杭谚,传的路要比“望江门外菜担儿”远。城门边在早有一个水龙会,水龙会不仅管了木材,还惠及地方。水龙会的锣声一响,响几声,是指哪一处火警,老人们至今说来分分明明。于是,众人抗着水龙,赶火去了。这“赶火去”,也算是杭州话中的经典。 候潮门白居易说:“杭州老去被潮催”。候潮门,旧杭城东南的第一座城门,它所昭示的,正是一个在潮水中“老”去的杭州。这一“老”,是“大”,是“久远”,是城市的厚蕴,也有前人多少的沉浮。“不是前人功德远,沧桑几度事模糊。”要说这“模糊”,候潮门外,倒是最能让人读清楚的。 杭有谚语云:“侯潮门外酒坛儿。”绍兴老酒就从那儿运输。 一千四百年前,杭州东面的城墙在中河的西岸,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南路一线。白居易有《杭州春望》一诗,其中一句:“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上段说的就是在吴山的伍公庙中,能听到滔滔的江潮。要知道,这指的还是春潮,要是八月十八的大潮,估计在苏小小家里喝茶也是能听得到的。 公元893年,也就是唐昭宗景福二年,接二连三得了擢升的钱鏐扩建杭州城,将城墙扩到了中河的东面。这一扩,东南一角就接近钱塘江了。江潮无情,城墙屡建屡毁,钱鏐懊恼了。钱鏐搞的也是“一国两制”,长安城里无论那家上台,他都相当臣服。钱鏐说:既然朝廷封我钱鏐为杭州之主,那我管的就不光是军民了,一方的鬼神也得听我的。潮水怎么敢如此无知,屡次使我的善政不能成功!这也未免太藐视我这个朝廷命官了! 这一段话,出自清康熙年间的古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写书的“墨浪”将这潮水的侵袭与朝廷的声誉系在了一起,也算是主题先行,钱鏐的豪气也就理所应当的凌云了。他调集了一万名身强力壮的兵士,各持强弓劲弩,一字儿排开江岸。时辰一到,潮头骤起,浊浪排空,吞天沃日而来,钱鏐鸣炮三通,一阵锣响,兵士万箭齐发。羽箭嗖嗖出去,箭箭射在潮头之上,那感觉就像是在和张牙舞爪的蛟龙较量。 一万箭过去,又是一万箭,恶浪瞬间退去,军民一时欢声雷同。估计那潮头不射箭也会退的,欢呼的士民也是捧个人场。据说后来的潮水直冲了对岸西兴,施孽到南岸去了,这就奇了。于是,运来巨石,盛在竹笼(也称“竹车”)里,沉落江底,再打入木桩捍卫,城墙的基础就这么巩固了下来。城门建起,称“竹车门”。 不过,对钱鏐射潮的说法,也有不同意见。北宋熙宁年间的杭州通判苏轼,在《八月十五日看潮》中说到候潮门外射潮,他说这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吴王夫差所为,而不是六十多年前的钱鏐。这苏阁老倒不是一个痰气很重的人,他这么说,估计也是怕说得近了,招惹是非。这也是古今文人的通病,尤其熙宁年间,官场上跟人跟线很讲究。该贬的你褒了,那就倒大霉了。 其实,钱鏐射潮的传说出在他筑捍海塘的时候,时间是公元910年(后梁开平四年),当时还留下一个铁幢浦的遗迹。不过,按《五代吴越国大事记》的说法,后梁开平四年,钱鏐也有过扩城三十里的史实。 到了1158年(绍兴二十八年),宋高宗赵构筑杭州城,在竹车门的旧基上重建城门,此门才取名“候潮门”。 凤山门凤山门,一个平常的地名,凝结着的,是杭州历史的精气。不说凤山门,不说与它相联的山水街巷,也可以说是没有道出杭州文化的主脉。如今的凤山门,仍然披着一层薄纱,就像秋雨将尽的晓岚,明一阵,雾一阵。偶尔也能让人看见,有比其他九座城门更真切的历史。 双门政变宋高宗赵构没来杭州之前,现在的凤山门外,是州治,也就是市政府。再早,这州治是吴越钱王的都城,现在的凤山门方位,就是都城的北门,称“双门”。 1129年(建炎三年)二月,淫雨绵绵,赵构来了。进了双门,只见稀稀拉拉几间房舍,扈从叶梦得说:这几间屋宇,怎么安置得了后宫人马?这时候的赵构,也算励精图治,他说:窄倒是算了,就是太潮。看来,当年凤山门外的州治,并不见得比城内坊巷的住宅强了多少。 战事一消停,就讲究了,一张张催命的黄纸从双门内源源不断地送了出来。下雨了,新建的主殿没有瓦,马上要;宫内设宴,红桌三百张,限期一日;火炬三千,当晚要用。刚升了“直辖市”知府的赵从善,天天忙得团团转。 赵从善还算转得快,杭州城里各店铺的寮(屋)檐瓦片全被他买下了;茶肆酒坊的八仙桌也被他征集一空,糊上绵纸,涂上红漆,送进宫里;瓦舍(戏院)青楼的芦杆门帘全卸了下来,扎成把,裹上油脂。当晚燃得万松岭马道如同白昼,两宫嫔妃们趁兴去清波门外聚景园玩了。 也有算计不到的,皇城内发号施令的太监康履,第一年自己想看潮水,要地方用篾席将双门到海塘的道全都遮挡了。正是仲秋,篾席落市,把一个赵从善急得牙都肿了。康履的淫威太多,有人就借这碴发难了。为首的叫苗傅,早几个月护送钦宗的老婆,也就是赵构的阿嫂隆祐太后来的杭州。另一个刘正彦,护送的是三岁的皇太子赵旉。俩人加起来,有一万两千的兵士。前来的不如后到的,本来就心怀怨恨。 三月初五,天刚放亮,苗刘的部队布满了双门一带的御街。御营都统制王渊,坐了大轿过来,一看反常,脖子还没在轿帘外伸直,咔嚓,过来一刀,扑哧,脑袋就掉了。接下来杀的是太监,双门一带没有胡子的汉子倒大霉了,嘁哩咔啦,误杀了一百多。 苗刘军队挑了王渊的首级,簇拥在了双门前,高叫:交出康履。赵构在宰相的陪同下登了双门城楼,一看这阵势,也只有挑软的说了:苗、刘两位爱卿,今日之事,你等也是以社稷为重,为朕清侧。为表彰你等精忠,苗爱卿加封为承宣使兼御营都统制;刘爱卿加封为观察使兼副都统制,望两位速即退兵。 苗傅说:退兵可以,请将康履交出。 苗、刘一再逼迫,赵构只得让康履出城。双门轰隆隆打开,康履战战兢兢出来,没了往日的威风。没等他站定,苗傅放马上前,一挥偃月大刀,寒风一阵,将康履拦腰成了两截。赵构一见,说话都变了声:两位爱卿,这回好退兵了吧? 没料到苗傅大喊:这大宋的江山,本来就不应该你赵构承继,今天你得下诏退位,将皇位让给太子赵旉,由隆祐太后垂帘听政。否则,我们将杀进皇城。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真理。再说按传子(或传侄)不传弟的规矩,赵构这皇帝当得也不名正言顺。于是赵构只得宣告退位,赵旉当了皇帝,国号“明受”。 一个月后,抗金前线的韩世忠等部赶到杭城,苗、刘出逃,赵构复位。 凤山门外跑马儿北宋,有一个不谋仕途的高士徐复隐居在双门的南面,这便是“高士坊”地名的由来。现在,有“直高士坊巷”和“横高士坊巷”之分。横高士坊巷东西向,紧贴卷烟厂的北墙。西走,地势渐高,右拐,登山,再左进,是大马厂巷,门牌号从四十几号起的头。四十几号前的门牌,在早是在卷烟厂内。 清时,大马厂四十几号前的地块,是清军骑兵的营房。一个“厂”字,就是北方人说的养马的棚舍。那时,厂内骡马成群,四蹄腾处,风啸马嘶。民国初期,这里也养马,马是谁的?万松岭南16号84岁的范阿荣老人说,那是私人的。就像拥有许多轿子和黄包车的业主,养马的有官府颁发的执照,马匹供出租骑游,有马保儿相陪,东去凤凰山,西去清波门。杭州的休闲,那时就负有盛名。范阿荣说,那马厂业主的玄孙,现今住在望江门外,他可以带去一见。 日本人来了,骑兵占了马厂。马多了,范围大了,从现在的烟厂到南面轧米厂旧址,当年全是日军养马溜马的地盘。“凤山门外跑马儿”,尘土起处,狼奔豕突,全无半点风景。日军进杭城的头几年,马厂西面的山顶上,旧城墙的外面,有一块平地,那是日军枪杀中国人的刑场。 范阿荣十四岁的那年,某日,日军又列队上了山,范阿荣跟了上去。岗哨拦住了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小孩,不要上去,上面在杀支那兵。从此以后,范阿荣再也不敢上山玩了。他说,山上有一个坑,日本兵杀了中国人,就堆在里面撒上硝镪水,灭了人形。这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再说城墙。从大马厂巷51号的厨房间辗转南去,林木葱郁,少有人走。翻过一个小坡,一道土坎挡在了正前方。翻过去,回身看,这土坎的南面,有断壁似的夯土。这就是历尽千年的古城墙遗址,最高处约有一米 高低相错,逶迤西去。古城墙遗址北高南低,想当初,这城墙依山而筑,也是凭险雄据。往烟厂东看,古城墙与凤山水门形成一线。可惜,遗址的夯土只剩三四米宽了,大部分已扒平,种了菜与番茹。路东的一堵夯土,平整如畦,育了菜苗。一老妇背负唧筒,正在喷洒农药。老妇说话不卑,她说:这城墙再落去(不保护),就没有了。 有意思的是,古城墙北,是“城里”大马厂巷,人们在房前院后闲坐喝茶;古城墙南,是“城外”万松岭南,有老人一男三女,在伺候农地。这是一个久雨初晴的秋日,风和日丽,丹桂飘香。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发如白丝,正从粪缸中舀出肥来,下到一个水塘,兑上水。那一担,足有一百多斤。白发老太哈腰,扁担上了肩,颤颤巍巍地直起腰来,从塘底一步一步走了上来。又顺了山坡,挑到菜地。我怀了敬意与她搭话,可惜老太耳背。 菜地和番茹地,接连西去,要去看更远的城墙遗址,只有从农地中走去。地中有一座坟,碑上刻着民国三十年的字样,在绿色的菜地中兀然独立。一老妇在坟的四周细心地锄草,坟堆修葺得十分养眼。农耕的本分与厚道,其意盎然。北面是云居山,东面是卷烟厂,南面从小路辗转出去,是万松岭路。这一块被市廛包围的“桃源”,悠然清新。有七只粪缸式的蹲厕,坦荡得如同君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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