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是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国家机关，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

简介

历史

相关资料

简介

1938年7月正式成立。是年3～4月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中共中央于3月1日向大会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的建议。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政报告、询问、建议之权，但所通过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6月，国民政府任命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同时公布二百名参政员名单。“遴选”的参政员大多是国民党员，只有极少数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共产党参政员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即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7月，第一届参政会在汉口召开，一百五十六名参政员出席了会议。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等决议案，发表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并选举了张君劢、左舜生、曾琦、董必武、秦邦宪、陈绍禹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历史

国民参政会共历四届，举行大会十三次。初期，由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努力，国民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由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政策，逐步丧失其进步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等为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会议。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为准备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在参政会内进一步增加反动分子，排挤进步人士，维持一党专政，抵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抗战胜利后，国民参政会成为鼓动内战的工具，完全丧失了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和作用，终于1948年3月宣告结束。

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九月六日开幕于重庆，十八日闭幕。这次国民参政会大会与历届历次大会比较起来，可以说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它表现了国民党寡头专制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刻危机；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误国政策之愤怒；暴露了国民党内部各集团之互相倾轧和斗争，也揭破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玩弄“民主”伪装“民中”的卑鄙伎俩。

相关资料

国民参政会此次大会开会于中国正面战场处在濒于崩溃的深刻危机之时，继中原长沙衡阳三次败战之后，在开会期间，两星期内，日寇沿湘桂铁路从祁阳窜抵兴安前进五百八十华里，在湘粤三省失守了邻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全县、资源、高明、开乎、鹤山、四会、新兴、肇庆、连〔廉〕江、怀集等十六县城，平均日失一城而有余。西南重镇桂林已极危殆。这种悲剧式的溃败，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之严重的愤懑。在政治上，国民党的统治也陷于深刻的危机中。在国内团结上，国共两党谈判虽已继续四个半月，但由于国民党之顽冥不化与缺乏诚意，而毫无结果；在国际上，由于消极观战与暗中反苏，以致国际声望一落千丈，国际舆论抨击日烈；虽置身盟国之林，而外交上却十分孤立，与参政会同时开会以决定进攻日寇之战略方针为主题的魁北克会议，中国竟至没有被邀参加。在经济上，则三月至七月物价高涨了两倍，达战前之四百倍至一千二百倍，以致士兵及公教人员“待遇低微，饥寒交迫，骨形菜色，时有饿莩”。至工农大众的生活，更不必说了。在文化教育上，是“学生成绩低落，体力衰退，敬师待遇菲薄，学校量增质减。”总之，由于国民党政府之误国政策--其具体体现，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的结果，国民党中国目前所遭遇的严重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是谁也看得见，谁也无从掩饰的了！

这种严重的危机，不能不在国民参政会上得到某种反映。虽然，国民参政会历来是国民党员占绝对多数，非国民党参政员少到几乎连提案都提不出的程度，虽然蒋介石氏在参政会开幕之日讲话中，粉饰太平，轻浮乐观，企图以武断词句抹煞严重危机，和以充满杀气的寡头统一论封住参政员的口，但是他并没有成功。老参政员林虎氏给了他当头一棒，痛斥轻率乐观论，号召“发奋振作，痛涤旧污，革除积弊”，要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氏“万不可专靠同盟国胜利做胜利，致贻我中华民族之羞”。接着在政府各部长报告，参政员纷纷质问，问题之多，辞气之严，为历届所未见。尤其集中于对豫湘败战，通货膨胀，贪污舞弊，钳制舆论，反动教育诸项上。更于政府报告期中，提出临时动议“请财政军政两部将改善官兵及公教人员待遇之具体办法，提交本会讨论案”，猛烈攻击何应饮、孔祥熙。至审议提案时，政府交议之“三十四年度国家施政方针”一案，参政员严厉批评其空洞不切实际。贸夺培氏称之为“一篇空洞之策论”。许多参政员均要求参政会有决定国家预算之权。施政方针案实际上是被参政会拒绝了。其后国内政治上之最重要问题：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由王云五、胡霖两参政员之要求，由中共代表林祖涵同志及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参政会上作了报告，井决议组织延安视察团。在参政员的许多提案中，又特别通过了“加强中苏合作”一案。所有这些质问，讨论，以及国共关系，在会上公开提出，是部分地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怒，对于要求加强全国团结改善国共关系的热忱，要求民主自由权利的热望，要求加强与盟国，尤其是与苏联合作的殷切。

但是，正因为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的“国民”参政会，而不是真正的“战时的民意机关”和“革命时期的临时议会”，所以它只能部分地反映民意，而决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例如在本届大会上，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公意的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虽然由中共代表提出来了，但是由于国民党之阴挠，甚至没有在会议上郑重讨论，这就足以揭露国民党及蒋介石氏企图把国民参政会粉饰为“革命时期的临时议会”是何等虚伪和无聊。

其次，本届大会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内危机之深刻化，国民党内部各集团各派别之间的倾轧与斗争，也尖锐化了。本届大会对政府批评质问之热烈，除了反映人民之不满外，也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国民党内部的每一派，都想打与别人来抬高自己。尤其CC团，利用其在参政会中的人数众多，展开了对何应钦、孔祥熙之攻击。声名狼籍的CC分子黄宇人，领衔提出：“请财政军政两部将改善官兵待遇具体办法提交本会讨论案”及“限制财政部长不得兼任银行董事长及总裁”案，就充分暴露cC的企图。而对教育部长陈立夫的质问达四十六点之多，足见国民党内其他派别与集团对CC的反攻。CC分子又在会议上攻击败战将军汤恩伯，要求枪毙他，蒋介石则极力庇护汤恩伯，反映了CC团与复兴社冲突的表面化。所有这些实在是对于高唱寡头统一论的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一种无情的讽刺，寡头统一非但统一不了全民族，而且也统一不了他们自己的党与派。

更值得注意与重视的，是国民党及蒋石应付这次参政会的卑鄙手腕。开会之初，国民党是想以骗与压的方法来驯服参政会，甚至使参政会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开幕时蒋介石之演说，足以表明此点。他一方面高唱敌人无害论，一面在狂呼寡头统一论。但是危机是如此严重，愤怒是如此激昂，蒋的演说遭到林虎氏的痛驳及其他参政员不出席的抗议。而粉饰太平的各部长的报告，受到猛烈的非难，许多腐败现象，终于因不可掩饰而暴露了出来。国共关系问题，被迫地不能不提交大会。这时候，国民党便决心伪装民主，以破坏民主。它怂容其党徒跟在公正人士之后去“揭露”若干尽人皆知的腐敌情形，提出若干词严意宽的质问，它发表修正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表示“扩大”名额，“扩大”职权。它命令其机关通讯社对大会经过大肆演染，描画得好象真的是“议会”一样。最后，蒋介石复于闭会前夜去讲话，承认“中国战场……处在最艰危的时期”，恭维参政会为，战时民意机关”，“革命时期的临时议会”，空口允许“考虑提早结束训政”之类。凡此一切，都是国民党伪装民主以破坏民主的手法。其目的是在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一种幻想，以为国民党今天开始实行民主政治了，以为经过国民参政会就可以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了，而不需要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的寡头统治，立即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立即建立普选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

但是，伪装终究只是伪装，偶一不慎，就会暴露狐狸尾巴的，在大唱其放宽言论、保障人权的呼声中，林祖涵同志在参政会的报告，被中央社妄加窜改，面目全非。十六门《新华日报》发表的林同志报告提纲，又被删得七零八落。外国记者关于桂林危急的消息，依然被扣。叶挺、廖承志及无数爱国志士上，依然关在牢中。非法逮捕，依然层出不穷。尤其重要的，是依然高唱寡头统一，并且以这种寡头统一为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依然要以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失败主义的军令去“统一”一切。拆穿了这个伪装之后，所余者仍旧是那个“应万变”的“不变”，即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保持寡头专制统治及其一切法西斯主义的“政令”与失败主义的“军令”。

我们要正告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伪装、欺骗即使一时能蒙蔽若干人，但是决不能挽救今日的危局的。更何况正如胡参政员霖所说：抗战以来，一般老百姓智识程度增加很多，所以老百姓也不是可以欺骗的，不是理论与空洞好听的话可以欺骗的，一定要看事实根据”。“不变应万变”，固然不行，“万变保不变”，亦一样不行。现在需要澈底的一变，即将寡头专制变为真正的民主政治。而其具体办法，就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紧急国事会议，澈底改组政府及统帅部，以民主的新政策代替独裁的老政策，以民主的积极抗战的新人物代替那些反动的失败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老人物。这个问题，已经在此次国参会上提出来了。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历史的发展将必然会解决和实现这个提案的，因为这是挽救危局的唯一办法。愿国民党人及蒋介石氏有以善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