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据《申报》8月24日报导：“上海怪西人，又称神秘西人之约瑟夫-华尔顿，前因勾结刘燧元、萧柄实、陆海防等组织机关，刺探中国关于政治上及军事上之秘密，报告第三国际案发，经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本年五月五日派探将陆海防捕获，继由陆自首指供，先后捕获该西人等，分别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开庭审判。”

“怪西人”案始末

一九三五年轰动上海的怪西人案

“怪西人”案始末

这个西人约瑟夫-华尔顿，怪就怪在被捕后，一言不发，始终以沉默来应付一切审讯，令国民党军警特务一筹莫展，虽绞尽脑汁，也未能查清其身份，只好称之为“怪西人”，聊以自嘲。

约瑟夫-华尔顿，真名叫罗伦斯，出生在苏联立陶宛，早年投身布尔什维克革命，担任过红军上校。他为人机敏，仪表堂堂，会讲德、俄、英、法四国语言，颇有一副西方绅士的派头。1933年，受苏联红军情报部(今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前身)派遣，罗伦斯来到中国，接替他的前任、“红色间谍”左尔格的工作。

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队集中全力“围剿”苏区红军，苏联红军情报部在华工作的重点便是搜集有关情报，以协助中国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罗伦斯经过一番努力，打开了情报工作的新局面。情报网遍布以上海为中心的各大城市，甚至渗透到蒋介石的武汉行营、北平行营、南京警备司令部等要害部门。由于情报工作的迅速发展，人员的审查和安排就不那么慎重了，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最后出了一个给整个情报组织带来灭顶之灾的叛徒——陆海防。

陆海防是湖南岳阳人，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北伐战争时期到武汉参加革命，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任职。1930年，在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陆海防遇到原十一军政治部工作时的同事于生。于生这时已是左尔格领导的苏联红军情报部上海站的主要人物。鉴于陆海防精通英文，又比较倾向革命，于生便吸收他参加了情报组织，让他将每天中国报纸上刊登的有价值的材料译成英文。根据秘密工作的原则，陆海防只与于生一人单线联系。后来，1933年，左尔格和于生相继调离上海，于生临行前将自己负责的一部分情报关系转交给陆海防，让他直接受罗伦斯(化名约瑟夫-华尔顿)的领导

在陆海防接手的情报关系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刘燧元。刘燧元的公开身份是蒋介石武汉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武汉行营是蒋介石“围剿”大别山区、洪湖地区、湘鄂赣边区各路红军的大本营。刘燧元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搜集有关“围剿”战况的报告及“剿匪”方针、政策、措施等绝密情报，然后通过交通员转交给罗伦斯。

1935年4月中旬，罗伦斯让陆海防派交通员到武汉给刘燧元送信，为安全起见，信是罗伦斯亲笔用德文写的。秘密交通是一项极重要机密的任务，而陆海防竟让自己的弟弟陆独步去完成。陆独步根本不具备从事秘密交通的条件。他曾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平素衣冠不整，蓄发不剪，粗枝大叶，令人一看便知是30年代玩世不恭的所谓“名士派”。国民党特务对这种人非常注意。果然，陆独步一登上开往武汉的轮船便被特务跟踪，上岸后即被逮捕。他随身携带的那封德文信件也被特务搜出。在严刑审问下，陆独步和盘托出来武汉的任务和接头地点，但他只知接头人的代号，而不知接头人的真实身份和面貌。武汉行营的特务马上出动，严密监视接头地点——汉口太平洋饭店，准备搜捕接头人。

刘燧元按约定时间来到太平洋饭店，发觉气氛有些不正常，“茶房”“伙计”贼眉鼠眼、面露凶相，遂生警惕，当机立断，销毁所带情报材料，撤出饭店，并立即电告上海的罗伦斯。罗伦斯接电后，凭着长期对敌斗争的经验，知道事情不妙，即派专人乘飞机去武汉，送给刘燧元350元钱作旅费，要他和家属马上转移。刘燧元决定和妻子分别离开武汉，到上海会合后再定行止。刘燧元当天夜晚即以去广州探望病重的父亲为由，取道天津转赴上海。后因特务追捕日紧，刘燧元在朋友帮助 下，上了泰山，得到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掩护而脱险。而刘妻带着三个孩子离武汉去上海时，被特务盯上。

刘妻抵达上海后，住进南京路上的东亚旅馆，特务随即监视这家旅馆。5月5日，特务发现一个中年男子前去看望她，当即将这人逮捕。被捕者竟是陆海防。

原来，陆海防在派弟弟陆独步去武汉后，一直未得到弟弟的音讯，放心不下，现在听说武汉情报网有人来上海，竞不顾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未经罗伦斯批准，贸然前去探询，结果落入特务的魔爪之中。陆海防被捕后，倘沉着应付，也不至于造成很大损失，因此时特务仅处于侦察阶段，并未掌握太多的证据线索。但陆海防在受审时，被凶神恶煞的特务吓破了胆，为免受皮肉之苦，供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机密，并无耻地表示愿领特务去抓捕他的上级领导“约瑟夫-华尔顿”。罗伦斯就这样被叛徒出卖了。

罗伦斯被捕后，软硬不吃，一言不发，简直就象个哑巴，可他又不是哑巴。无论姓名、国籍、职业、住所，特务一无所获。罗伦斯的沉着机智，拖延了时间，保护了一大批情报人员和机密文件的安全。

罗伦斯的住处在上海法租界一所外国人公寓中。这处秘密据点，叛徒陆海防并不清楚，特务也就无从查获。罗伦斯身边有三位苏联派来的助手：一位是法国人，任无线电通讯员；一名波兰人，任技术机要员，还有一位苏联人，担任他的交通员，负责莫斯科和上海之间文件的传送。他们分居各处，但常去罗伦斯的寓所。自罗伦斯被捕后，他的这三名助手发现罗伦斯的房门连锁数日，估计已出意外，决定冒险破门入室，将房间内的机密文件和器材转移出去，以免落入敌手。在一天深夜，那位膀大腰圆的年轻交通员在另外两人掩护下，硬是用身体撞开房门，将房间内的所有器材、文件安全转移。这位勇敢的交通员回国后，受到红军情报部的表彰，荣获一枚勋章。

由于陆海防的叛卖，除罗伦斯外，国民党当局还陆续逮捕了苏联红军情报部人员陈绍韩、黄维祜、汪默清、胡克林、俞瑞允等人。其中，陈绍韩系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三军军部上校参谋，蒋介石下令对他军法审判，迅即枪决，其他人一直关押到抗战爆发后才被释放。

“怪西人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想搞清此案的背景和组织情况，以破坏整个情报组织。我党中央对此也极为关注，当获悉日本情报系统已掌握此案内幕时，党中央急派“左联”盟员关奚如等请鲁迅先生通过内山完造和其他日本友人了解案情。三天后鲁迅先生即通过胡风向关奚如转告了有关案的情报。党中央了解此案内情后，即密切配合其它设在中国的国际革命组织采取紧急措施，使一部分情报人员及时转移，阻止了案情的扩大。

罗伦斯被捕后，国民党当局先在上海对他进行侦讯，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便将他押解到武汉。1935年8月24日，湖北高等法院开庭审判“怪西人约瑟夫-华尔顿”，最后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有求于苏联，在苏联的压力下，不得不于1937年将他释放，罗伦斯取道新疆返回苏联。

至于叛徒陆海防兄弟，后来都死心塌地当了军统特务，专门搜寻他们所认识的国际组织情报人员。全国大陆解放时，陆海防逃往台湾，陆独步则在大陆潜伏下来，肃反时被上海公安部门查获，绳之以法。

一九三五年轰动上海的怪西人案

约在一九三五年间，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叛变，出卖了几个同志后，他还想进一步去破坏上级领导机关，整天到处去活动。结果他被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纪律制裁，在法租界徐家汇孝友里附近空地上被击中两枪，因未中要害而未死。当时戴笠正在上海，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指示上海区和侦察大队，要利用这一叛徒的生命来进一步达到破坏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目的。戴笠不准送他到华界医院就医，硬叫他住在法租界西区偏僻处一家小医院里。同时叫一家小报发一个消息，说徐家汇空地上发生一次情杀案，被害者身中两枪经某某医院进行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不日即可出院等。按照戴的估计：这个人未被杀死，会更加仇恨共产党，必然要设法报复；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一定会派人继续制裁他。如果再去，便可发现线索扩大破坏。他调派十多个特务暗中监视，准备跟踪，还派一个混人医院充当内应。戴笠决定的办法是不当场逮捕，等再来把这个叛徒打死以后再分别跟踪。因为租界的巡捕经常在马路上“抄靶子”（对人身进行搜查），共产党员不会身带枪支在外面乱跑，必然会分途回去，只要跟住一个便不难发现这个秘密机关。 我当时也被指定带了几个特务去附近监视，过了三四天还没有一点动静。我们几人分别化装成为拉人力车的，作小生意的，或骑自行车故作损坏修理的，都掩护得很好。这个住在医院里的叛徒，不知道军统准备牺牲他的生命来达到破坏党组织的阴谋，还一再写出书面请求，请求带伤出院寻找关系，一方面趁机立功，一方面可以报仇。戴笠坚决不准，要他整天睡在床上静养。 大约在第五天或第六天下午，果然有两个人提著水果食品等进医院看这个叛徒。当时附近有两三个把风的特务在守望，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立刻分别作好各种准备。这两人刚进去不久，便听到两声枪响，一会儿便跑了出来分途飞奔。这时，守候在医院外面的特务们，乘自行车的，拉人力车的，步行的，都一齐出发跟踪追去。十多个特务中，有两个人因为走慢了跟不上，便乘电车回去，半路上正好遇上了其中一个，这样才没有被“脱梢”。其余的特务兜了几个圈子之后，都找不到要跟踪的人，我只好带著他们准备回去受处分。戴笠接到守在医院的特务的报告，知道那个叛徒已受到第二次惩处，被击中头部当场死去，便赶到侦察大队听取跟踪结果。他一看我带著几个人垂头丧气回去，知道没有跟上，气得跳脚大骂，并限期一定要侦察到这些人的地方，否则要严厉处分。他骂过一次还不够，过了不久又把我和几个特务再骂一次。 正当戴笠怒气冲冲地准备离开时，突然接到那两个跟上的特务来电话，说开枪的人有一个已被我们跟到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银楼，这人从后门上去许久没有出来。戴立刻命令会同法租界巡捕马上去搜捕。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杨凤歧、组长许鹏飞和我，立即率领几乎整个大队的特务出发，会同法捕房华探长直扑这个银楼，果然在二楼抄出手枪六支，子弹几十粒和几百元现款，并逮捕到三男一女，其中的一个男的便是去医院开枪的人。当时法租界警务当局以案件发生在法租界，要先行审讯，戴笠认为只要抓到了共产党，破坏了机关和抄出了枪支，让法巡捕房审讯一下也可以，但是发现新的线索要马上告诉侦察大队。听说这几个被捕的人只承认是专门制裁共产党内叛徒的一个组织，叫“打狗团”，即专打叛徒，并不搞暗杀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分子的活动。以后这几个忠贞不屈的党员，再没有供出其他情况，最后都被引渡到南京处了死刑。 我在上海的那几年，公开逮捕共产党和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时轰动中外的第三国际中国情报总支部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敦案（戴笠向蒋介石报功时一直称之为远东负责人），便是军统特务逮捕的。这一案的线索是由军统湖北站发现而最后在上海破案的。最初湖北站逮捕到一个共产党嫌疑犯关兆南，审讯多时没有得出结果。后来经南京总处派法官周养浩去武汉审讯，关兆南同意试写一信到上海请求组织上派人和他联系。不久，上海方面果然派了一个名叫陆独步的人去武汉，当即被捕。经数度刑讯之后，陆独步供出在上海与组织取得联络的办法，但他当时只负责对外交通联络工作，内部情况不了解。戴笠马上决定把陆送到上海去，同时他自己也赶到上海指挥布置。陆独步被解押到上海即由侦察大队特务接收，按照他与组织上的联络办法，先由特务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开好房间，再由陆写一信到邮局一个指定信箱，特务们即守候在这个房间内等待前来接头的人。 第二天，陆的哥哥陆海防果然按时到达，他把门推开一看均不相识，立即转身逃走。这时守候的特务还正在打瞌睡，猛听到门响，才惊起追出，连人都没看清。我当时带了两个特务守在外边，看到他推了一下门就走，知道业已发觉，便紧跟过去。他下楼以后在先施公司人多的地方转了几下就不见了。 我知道在这里寻找必无结果，便叫两个助手一人在里面找，一个和我分别到通向后边的小街上去守候。过了一会便看到他从侧门仓皇跑出，我立即尾追过去。他在慌忙中不慎滑倒，我跑上去按住他，他转过头来咬住我的手腕。我便用手枪柄猛击他的上唇，将其门牙击落以后，才把他的手铐上一只，我也自己铐上一只，这样他再也没有办法挣脱。等我的助手赶来，便将他一同带到附近巡捕房，当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这个贪生怕死混入到革命阵营中的败类，看到审讯他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经戴笠一顿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他当时非常著急，要求立刻带他去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去等候他的上级，说这次如碰不到，以后便无法再联系了。戴笠为了慎重起见，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协助。 当天下午，天下著大雨，我和两个特务押著这个自从逮捕共产党以来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快就叛变的叛徒，半信半疑开了汽车到指定的地点等著。在他说出的时间，正好四点钟的时候，一个身材不高的欧洲人，穿著雨衣打一把洋伞走了过来。当这个叛徒惊喜异常地说出“就是他”三个字以后，我的两个助手便窜出汽车猛一下将那个欧洲人抓住。这时，这个叛徒陆海防要求我立刻将车开走，不愿和这个人同车。这时守在附近的另一辆汽车开了过来，我才带著陆海防先行离开。我问他为什么这时还怕这个外国人？他红著脸说：“先不让他知道我，以后更方便些。”法租界巡捕房看到被捕的是一个欧洲人，身上没有一点证据，不同意马上引渡，只好暂留在捕房看管。 据这个叛徒陆海防供认，这个外国人是第三国际的一个负责人，他是这个外国人的英文秘书，只知道他叫华尔敦，其他一切均不了解。陆每周只能和华尔敦见面一两次，均临时约定地点，总是事先由华通知，所以不知道他的住址和有关的人。当天黄昏时，陆海防要求去接他妻子，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怕组织上强迫她走掉，以后便无法找到。我又带著他再走一趟。不料刚一踏进他的家门，便看到他妻子正在焚烧文件。她一看到陆海防仍然衣冠楚楚若无其事地和我边说边笑走了进去，这位可敬的女共产党员，立刻严词厉色地对他呵斥起来。我至今没有忘记她那几句义正辞严的吼声。她用非常愤怒的口气朝著陆海防说：“你没有死掉？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有脸见你这个叛徒！”当时弄得他非常狼狈，他一再解释，我也一再从旁相劝，叫她识时务些，并请她和我们一同走，免得出问题。她用极其鄙视的眼光看著我说：“除了你把我抓起来，否则我不会和他一样自动和你一道走的。”我看她这么坚强，知道劝也无益，以为是一时感情冲动，改天再去便不会这样了。当我和陆离开时，还一连听到好几声“无耻的叛徒！无耻的禽兽！” 我回来告诉戴笠这一情况，并建议过两天再去接她。戴一听马上叫我把她立刻抓来。我因忙了一天连饭都没有吃，便先去吃饭。等我再去时，除了看到一大堆纸灰，东西抛了一地外，人已不知去向。我扑空回来正准备挨一顿大骂时，戴笠却没有发脾气，因为捕到了大鱼，漏网的只是一条小鱼。这时他正在很高兴，便对我进行一番教育。他认为我太不了解共产党员的个性，父子夫妻之间不似国民党那样，千万不能看私人关系便可以马虎大意，叫我以后特别注意这些问题。我当时对此并不灰心，还派特务去守候过三天，一直没有看到她再回去。 第二天以后，陆海防又继续交出一些与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其中经我去逮捕能记到姓名的有电影女明星XX。当时她正在主演一部影片叫《自由神》，特务们把她逮捕以后，曾当面讥笑她“自由神今天可不能自由了”。她被关在侦察大队的楼上受到优待，上海区长王新衡和侦察大队长王兆槐找她聊天，请她唱歌。戴笠本来也是准备找她胡调的。当他发现自己部下已先他而来，便假装正经教训了一大顿，说他们会受共产党的迷惑，要影响工作等。我原来也天天和她谈谈，从那次以后也不敢随便找她了。另一个被捕的袁X，又名袁XX，是个左翼作家，他写的书和文章都一起被抄，当时也受到优待。还有一个女的叫程X，又叫程XX，绰号黑牡丹，四川万县人，留德学生。当时特务们对程X竟是共产党员都感奇怪，也很出意外。她原先与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中的主要刽子手杨虎和陈群关系密切，由他们送去德国，回国后与四川军阀王陵基的一个万县籍姨太太很要好。我们按陆海防提供的地址去抓她，竟没有抓到。当时王陵基正在上海住闲，她躲在王的家中，以后逃往苏州老家。她把陆海防交出的一位重要共产党员刘XX掩护逃脱特务的魔掌，而她自己却没来得及离开而被逮捕。其余由陆交出的人，因我没有经手逮捕，也记不到姓名。 华尔敦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因他被捕时身上没有任何文件，连当时外国人随身起码要带的外侨身份证也没有。当陆海防说出华尔敦是一个负责人后，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缉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全体动员去调查他的住址和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这批数以千计的中西包打听和特务，加上他们数以万计的眼线助手，天翻地覆地闹翻了整个上海市，也毫无结果。戴笠骂这些人是一群饭桶，蒋介石也骂戴笠不中用，吵了快一个月，连华尔敦住过哪里都没法弄清。在审讯他的时候，从他口中得不到一个字，当时报纸上只好称为“怪西人案”。 有次我把陆海防带到法庭去作证，华尔敦一见到陆远远走向法庭，便怒不可遏地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陆骂了一声“叛徒”。陆这时连站都站立不住，两腿软下来跪在地上。我再三强迫这个叛徒上去，他看到华尔敦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的两条腿一直哆嗦，哀求我宁可马上枪毙也不肯再上去作证了。我踢了他一脚也不中用，只好带他下来。陆以后在军统当特务时，我还问过他，为什么那次那么胆小？他说他一生中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可畏的人。 华尔敦虽没有任何证据与供词，但租界还是同意把他引渡到武汉市去归案。因为他骂了陆海防一声“叛徒”，凭这两个字就可以证实他是共产党员了。在押解途中，特务们都非常好奇地看待他，究竟讲不讲话。可是他一上轮船便和懂英语的特务随便扯讲起来。有人就问他，审讯时为什么不讲话？他的回答的确是使人不能忘怀的。他说：“共产党在敌人审讯时去作解释，便是一种祈求饶恕的懦弱表现。如果对自己任何问题向敌人作交代，哪怕是自己的姓名或住址，都是最可耻的叛徒行为，因为这些事是不能向敌人去谈的。”当然，他在轮船上和特务们谈的也只是吃饭喝水等生活方面的问题。特务们想进一步了解一点有关他的情况，往往遭到他的呵斥。这位怪西人，直到解放后，我看到别人提供的材料，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罗伦斯。 (摘自沈醉的《军统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