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沉淀的历史不难看到，历代《临清县志》均载古临清（今临西）域有西汉榆阳城，但其所载均无确址，后人考证也是诸说不一，所以榆阳古城始终是临清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谜团。现就最近数年来对于榆阳城考古调查的结果作一归纳，以献世人。

一、 古榆阳城的坐落及规模

古榆阳城到底位居何方？旧的史志有着不同的记载。清乾隆《临清直隶州志》云：“汉榆阳古城在故清渊北。”《水经注》云：“淇水东北迳榆阳城北。”据此，民国《临清县志》载：“榆阳既在清渊北，今当在吕寨（今临西县最北端的一个村庄，在清渊古城东北）一带，惜故址已不可辨识。”

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对清渊和淇水作一说明。清渊，历来是临清县的别称。它始设于汉高帝初年，属魏郡（汉高帝十二年置，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辖。经后人考证，清渊县治所在今河北省馆陶县清阳城。清渊的辖地主要是今天的临西县域和今河北馆陶、山东冠县的北部部分区域。淇水，古为黄河支流，自河南北部北流，过清渊、榆阳，在榆阳北一带东北流入今卫河。曹魏以后为卫河支流。此水即后人所说的“朱家河”。它自今馆陶来，至今临西县贺伍庄一带入县境，过马尔寨、西马鸣堂村北，东北流，注入今卫运河。

根据清乾隆《临清直隶州志》“汉榆阳故城在清渊北”的记述分析，当有两种解释：一是民国《临清县志》记载，址在清渊县域的北端，即今天的吕寨北一带。二是址在故清渊县治所以北的某地。

笔者杨遵义在前曾写过《汉榆阳城考》的文章，并载入拙作《清渊寻古录》一书中。文章依据民国《临清县志》的观点，把榆阳城定位在今临西县吕寨村北一带。文章虽千方百计自圆其说，但却自觉论据甚不充分。特别是经过后来多年的考古调查更知此说不能成立。因为在今吕寨村北乃至周边一带，既未发现汉代城址，又未见到大量的汉代墓葬埋藏。虽有几座零星的汉墓被发现，但据今天考证，也为东汉的墓葬。所以，把这一带定为西汉榆阳故城址，实在是武断、牵强。再者，汉代乃至以后，中原地区皆百里设县，40里设治（不是确数），这是历代的设治规律。如果说古榆阳在吕寨北一带，从地理位置上说，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从汉清渊城的今馆陶县清阳城到今吕寨一带相距百里，根本就不符合当时的建治习惯。所以，民国《临清县志》所载的榆阳治在吕寨北一带，不过是没有任何考古依据的猜测和假说，此论点是错误的，其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清乾隆《临清直隶州志》把汉榆阳城定格在汉代清渊之北，却又不在吕寨一带，那么，汉榆阳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近经数年对今临西全县全方位的考古调查，此城面貌初现端倪。

2007年．临西县西马鸣堂村窑场在村东南临馆渠内取土的过程中，暴露了大面积的文化层。经初步调查，此遗址东西宽约2000米左右，南北长因没有进行大面积的考古发掘，难有确数。不过，根据对紧邻其南的几处战、汉遗址分析，此遗址南北长应在2000米以上。此遗址上部有唐代墓葬，唐墓之下为文化层，文化层在今地表下8米以上，其厚度为2米左右。2米左右的文化层内，明显地包含着上部的汉代文化和下层春秋末期和战国文化两部分。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如此大的面积，当系古代城址无疑。但此遗址是否就是汉榆阳城遗址呢？答案是肯定的。其论据有六：一、清乾隆《临清直隶州志》明确记载：榆阳在清渊城北，此遗址恰好距于清渊（治今馆陶县清阳城）之北，方位明确。二、除榆阳城外，历代史志在汉清渊县域没有其他的城市记载。三、秦、汉以后，百里为县，40里（不是确数）设治，此遗址距汉清渊城正是40里左右。符合当时的建制标准。四、根据专家判定，汉代的县城规模一般在1300米——1600米左右，而此遗址东西宽在2000米左右，是一处典型的县级以上的城市规模，惜未进行大面积的考古发掘，以确定城墙遗存。五、此地居于古淇水之阳，符合古人城依水而建，民依水而居的习惯模式。也符合《水经注》“淇水东北迳榆阳城北”的记述。六、此遗址丰富的出土物及大量的瓦片、陶鬲、陶豆等遗存说明了其延续年代。而其周边诸多战、汉遗址及墓葬的现身也认证了此遗址的城市属性。

综上所述，今西马鸣堂遗址当为汉榆阳古城无疑。

二、古榆阳城的历史及消亡

民国《临清县志》载：“清渊旧志古迹有榆阳城，或当时为清渊分地欤。”此说告诉我们，清渊旧志上即已有古榆阳城的记述，这里尽管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的旧志，但至少可以说明此城古已有之，此一大概念是肯定的。至于它的历史能够追溯到什么时候，考古调查回答了这一问题。

在榆阳古遗址的考古调查中发现，此遗址深达2米的文化层中含有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2米左右不一的文化层又大致分为两层。上面的文化层为汉代文化层，其中含有遍地的绳纹和菱形纹、方块纹等纹饰的板瓦，绳纹筒瓦，绳纹和几何纹陶罐、陶缸等器皿的残片。还见有汉五铢钱、带有“赵平、赵翁孺”名号的双面印文的穿带印、典型的西汉青铜带钩等，又见有许多杂乱的人骨。汉文化层下面是战国和春秋文化层混杂，出土有绳纹陶瓦、陶鬲和陶釜、陶豆等建筑及日用生活器皿的残片。文化内涵丰富。丰富的文化层和出土物告诉我们，榆阳古城应始于春秋晚期，兴于战国，盛于西汉，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亡于战乱，其存在历史约千年左右。

在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过程中，曾对此遗址的局部进行了调查，但因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其调查不够深入，只见到上面暴露的战汉文化层。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深入的发掘，又没有考察此遗址的全貌，更没有明确它的属性，故此只认定了此遗址为“战、汉遗址”。

在距古榆阳城之东南约1000米左右的今范庄村，也发现了略晚于西马鸣堂遗址的遗存，文化层厚度为80厘米左右，此遗址首次发现战国双面粗麻布纹平瓦（或曰砖），还见有粗细绳纹陶罐、陶豆等遗存。从器物遗存之丰富来看，此遗址应为战、汉时期的一处重要聚落或陶作坊遗存。

距榆阳城南2000米的今万庄万和宫处，也是战、汉时期的历史遗存。万和宫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的绳纹板瓦、筒瓦，当系西汉早期建筑遗存。又见有散落遍地的汉代五铢钱、战国刀币、汉代青铜军司马印、铁制兵器、铁甲等战场印痕。还见有散落遍地的尸骨等，以及尖底瓶等陶器和原始青瓷器皿。综合分析，今万和宫遗址应为战、汉时期的一处战略要地和汉代的一处古战场。同样可为佐证的还有万庄村西北500米处的修老官寨遗址，见有商周至汉代文化层。汉文化层中也出土有大量的铁甲。与万庄相邻，居于今万庄村南的修枣科村发现有西周甲骨。与修枣科紧邻的秦白地，数年前也发现秦、汉时期的拍印粗绳纹陶壶等遗物。这些丰富的汉及汉以前的文化遗存说明，榆阳古城及其以南（北从今西马鸣堂，南到秦白地一带），是汉及汉以前文化的富藏区。同时还说明，此域应为古榆阳属地。

值得说明的是，古榆阳城及以上数处古遗址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这些古遗址的下限都是两汉之交。二是古榆阳城和今范庄、万庄、修寨等汉文化层都见有大量的杂乱的尸骨，其中万庄、修寨两处古遗址都伴有铁甲等兵器出土。三是榆阳古城发现的汉代青铜带钩和万庄发现的“军司马印”都在人骨之侧，说明均系该人随身之物。军司马印侧的人骨系一无头尸骨，尸骨上还着有铁甲、箭簇、和佩剑等兵器。以上三点足以说明，榆阳古城及其周边的古遗址都毁于两汉之交的一场惨烈战争。那么，这又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呢？

据史志记载，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古清渊域战事不断，但较大的战争当有两次。

一是西汉成帝时铁官徒苏令的起义。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险象环生。汉成帝即位不久，在今山东、河南等地就相继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其中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为防止逃跑而带着铁链子打铁的奴隶）起义的苏令军声势最为浩大。他们活动于北方十几个郡、国之中，诛杀长吏，纵放囚犯。夺取库中兵器，粮食、衣物，还杀了东郡（战国秦王政五年置，治今河南濮阳西南，今聊城八县属之）太守，汝南（今属河南）都尉等。黄河以北十几个郡、国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其中有可能包括古榆阳城（时为侯国）。因为在当时，榆阳是一个中原地区规模较大而比较富庶的侯国，所以，必然在他们的攻占目标之内。

二是东汉初年，刘秀与邯郸王王郎及刘秀与铜马军的角逐，此地也是重要战场。据民国《临清县志》“大事记”载：（汉）“更始二年（24年），铜马贼数万入清、博，光武击之。”此条记载虽未详述，但此时此地的拉锯战时间之长，战争之残烈，亦是少有的。至今，在今临西域还有着刘秀在此作战的许多传说，其中就有“刘秀走南阳，狗咬观星庄，鸡叫马鸣堂，天明下堡寺”的典故。上述三个村庄是一条自东而西的直线，说明了刘秀在此曾经战斗过的足迹，也说明了他在这一带活动给后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榆阳古城是否毁于这两次战争的某一次或者是其它战争，难以定论，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考证。不过，榆阳古城毁灭于两汉之交的战争，却是为诸多出土文物所证实的。

三、古榆阳城的沿革及属性

民国《临清县志》载：(汉)“昭帝封太常江德为榆阳侯。”江德者，乃西汉昭帝时期中央机构“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首也，西汉称太常，东汉时期称太常卿。时太常江德因功被汉昭帝封为榆阳(国)侯。榆阳国属县级侯国，但他的食禄则由太常的比两千石升为两千石，银印青绶，比当时县令的食禄（六百石至一千石）多出一倍以上，实际上和一个郡守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说，西汉时的榆阳属于一个县级的侯国，而其政治地位却远比县令要高的多。

按西汉时的建制，在一个县级侯国中，君侯与县令同设。君侯为银印青绶，县令则为铜印黑绶。如上述，在古榆阳城的考古调查中，曾发现一个木制印盒的印痕（木制印盒早已腐朽，只见其形），并由四枚精致的青铜钉子钉住，盒内藏有铁器制件和一方青铜穿带印，印面长阔各1.5㎝，高0.5㎝，双面印文，一面为“赵平”，一面为“赵翁孺”。印文为小篆书体，字体遒劲，印文深竣，经鉴定，应为西汉早期遗物。由此可见，所谓赵平者，应为榆阳城的一代县令或其他官员，绝非一般平民。

民国《临清县志》还有清渊路氏的记载：“按王俊归志，谓路氏出自姬姓，尧封于中路，（即今中原地区），历虞、夏称侯，子孙以国为氏，汉符离侯路博德始居阳平（汉清渊属之），世为清渊（人），至南北朝，仕宦鼎盛。”县志中详细记述了汉符离侯路博德先祖的封地，得姓来源，以及路博德始居阳平清渊等情况。当时，清渊周边百里，封王之地只有榆阳，可见路博德的先祖或许即居榆阳（因当时还没有清渊的建制），至榆阳遭兵焚后，路氏一族即避居榆阳之西五里的今下堡寺。此村庄，至今尚有路氏传人。今下堡寺路氏，县志和谱牒记载明晰，传承有绪，系路博德后裔无疑。后路博德因军功升至伏波大将军，居官长安。《汉书》中记载说：汉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派大将军（金印紫绶，掌兵、战之事）路博德、杨仆等率兵十万余，自湘、赣、黔、桂分道出击，翌年********南粤国。由此可见，汉武帝时的路博德是清渊人物的佼佼者。路氏先祖，不少人皆在虞、夏及其后封侯，有的人是否为榆阳侯，不得而知，尚需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考证。

从以上人物的叙述中可知，有汉以来，榆阳城应始终是一个以侯国的身份出现的城市。从春秋战国时期，榆阳即颇具城市规模的现实来看，春秋末期，榆阳之地至少是诸侯国大夫的采邑。据史载，春秋末年，诸侯国内有大夫采邑（宗族的封地），当时的一个采邑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国。其中，大的采邑，一般拥有兵车一百乘，称为“百乘之家”。而古榆阳就应是一个“百乘之家”。这样一个“百乘之家”的采邑，其规模和人口即可称为是一个大邑了。后来，经秦的残酷剥削与八年的楚、汉战争，再加上大饥荒、人相食，战国时的大邑尚存不过两千户，人口可警的减少了。直到汉景帝时，榆阳等中原地区的人口才大体恢复到战国时的水平。此时榆阳侯国的辖地应为今临西县的临西镇、下堡寺镇、白地办事处等数个镇、办事处的部分村庄。

综上所述，榆阳之地，春秋末乃至战国时当为采邑（邑），汉称侯国，直到两汉之交最后消亡于战争。从此，千年的榆阳古城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西汉高帝时期，我域设立清渊县，其治所在榆阳城南略偏西相距40多里的今馆陶县清阳城。此时除榆阳辖地外，今临西县其他大部地域归清渊县辖。这种国、县分治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或东汉早年榆阳侯国的最后灭亡。至此，今临西地域始归一统。

后来，南北朝时期的后赵和北魏，两次设立临清县（以临清河之意，故名），治设榆阳城东十里的今临西县仓上村东的卧牛坑和南北“月洼”一带。那么，为什么新设的临清县没有在榆阳旧城设治呢？因为当时榆阳之后的淇水已塞，而黄河北流在今仓上一带形成了屯氏别河，隋代，炀帝又大致依汉屯氏别河的走向开了永济渠，古人根据“依水建城”的理念，所以三百年后设立的临清才治移今仓上。从此，临清县治所在今临西域持续存在了797年。到金天会五年（1127年），因水患和永济渠东移等原因，治迁今卫运河东原堂邑县地的曹仁镇。从此把临清这一千年古县名丢在了今卫运河东，而原临清却在1964年区划时以居于金代以后临清以西之意，改名曰“临西”，纵观古清渊域县名及治所的变更，不得不说是一个戏剧性的收场。而古榆阳城，则始终是汉清渊（临清）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作者简介：

杨遵义，男，1946年生，原任临西县农村工作部部长。2002年离岗后即从事全县的文物调查工作，并出版了《清渊寻古录》等著作。

万文礼，男，1983年生，河北中医学院毕业，热心文物和考古，现为中国收藏协会青铜器专门委员会会员、河北省收藏协会会员。

张 霞，女，1984年生，大专文化，现任临西县文保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