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名将高敬亭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河南省新县城郊董店人。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红二十八军创始人之一。1907年8月出生于新县新集镇董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丧母。因家庭贫困，只读过六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帮父亲种田。 在大革命时期，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的共产党员方进贤、梅光荣等人以走亲访友为名在鄂豫边区开展革命活动。高敬亭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随之开始了革命活动。

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参加革命 剿杀运动 战略智慧 走向成熟 智取 挫败卫立煌 准备抗战 被定罪名)

沉冤昭雪

人物简介

高敬亭（1907年8月12日－1939年6月24日），原名高志员，河南省新县城郊董店人。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红二十八军创始人之一。

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当选为光山县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武装委员，不久，任乡苏维埃主席。同年秋，弦东区苏维埃成立，高敬亭调任区苏维埃武装委员。

1930年底，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粮食委员、特区主席。

1931年5月，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省委组织部长，同时兼任光山县委书记。

1931年7月，当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光山县委书记。先后创建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1932年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高敬亭奉命调往赤城，任豫东南道委书记。

为了统一领导留在鄂豫皖地区的武装力量，坚持根据地斗争，同年11月，省委在黄安檀树岗重建红二十五军，高敬亭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参加领导了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4年4月，红八十二师在皖西重建，高敬亭任师长。同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高敬亭兼任皖西北道委书记，率部分红军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1935年1月，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金家大屋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第三次重建红二十八军，任军政治委员。同时，发展地方武装，成立了四路游击师，进一步加强了便衣队建设。他领导红二十八军和苏区人民在鄂豫皖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的一面坚持战斗的红旗。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敬亭坚决响应党中央合作抗日号召，亲自出面与国民党鄂豫皖地方当局进行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赴抗日前线。他领导四支队在巢县、相城地区打击日本侵略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为而后我军开辟华东抗日战场，打下了基础。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部叶挺以不执行军令为名电请国民政府处决高敬亭，同月蒋中正回电照准，6月4日，高敬亭被新四军军长叶挺奉命逮捕，6月24日处决。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私下强烈地谴责了叶挺的行为，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中共党中央，都无法原谅叶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表示高敬亭之案有问题，1975年他批示汪东兴重查，并表示“其责任怀疑主要在项英”。1977年，高敬亭被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人物生平

参加革命

1927年11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高敬亭参加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重新组建红28军，并任政治委员，他以超人的胆略，领导和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奇迹般地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强敌，在多次反围剿中，他无比忠贞地捍卫了大别山的革命红旗。

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曾遭到过损失和伤亡，但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始终保持一千多人的主力部队，英勇地打击了敌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坚持战斗的旗帜。1937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38年3月8日，高敬亭奉中共中央命令，率军抗日。7月在高敬亭的指挥下，先后在皖中连续取得了13次战斗胜利。

在高敬亭率四支队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由于受错误路线影响，将他秘密逮捕，并押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储家围子。6月24日上午8时，将高敬亭枪杀在青龙场。时年，高敬亭年仅32岁。 高敬亭是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红军主要领导人，也是一位党内很有争议的人物，他曾误杀过不少自己的同志，而他最终又被自己的同志误杀。直到1975年毛泽东亲自批示为他平反，对他的争议才有所平息。

剿杀运动

高敬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率领2000名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3年里，战败了率领10多万军队“剿共”的国民党3任总指挥。特别是最后一任总指挥卫立煌，除率领10多万正规部队外，又武装30多个县保安团，修筑8万多座碉堡和40多条封锁线，对红军实行所谓“驻剿”、“围剿”、“追剿”，也无济于事。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刚发表战报称“高敬亭被击毙”，第二天其部属国民党一○二师就遭到高敬亭部重创，气得他悬赏十万大洋要买高敬亭的人头。

高敬亭不仅在红军时期战功卓著，在抗战时期也名震大江南北。在他辞世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其领导的四支队抗日战绩位于新四军4个支队之首。也就在这个时期，他走向生命的尽头——他被定上“消极抗日”等诸多“罪名”，被借蒋介石之名以共产党人之手，成为权力内耗的牺牲品……

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编制会议，周恩来指着高敬亭和林维先，向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介绍说：“这两位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

1934年11月16日，大别山最后一支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留下省委常委、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重新组建大别山红军，开展保卫苏区的斗争。当时，在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有10万多人，曾亲自兼任大别山“剿共”总司令的蒋介石命令安徽省省长刘镇华任“剿共”总指挥，限一月之内完全肃清大别山尚存的红军。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高敬亭临危受命，迅速将活动于皖西和鄂东的部分红军游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自任政委（未设军长），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八十二师下辖3个营和1个特务营。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手枪团团长余雄。全军1100余人。红二十八军成立之后，接连在霍邱、潜山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歼灭了安徽保安第三团2个营和敌十一路军九十六旅二一三团1个营。2月9日，又打掉了潜山衙前镇区公所，生俘敌区保安队80余人。此时，蒋介石限刘镇华“一月之内完全剿清大别山小股游击红军”，已经过了期限，刘镇华正在为难，又接蒋介石要他在4月底前“剿清红军”的急电。

刘镇华接电后，立即召集各军长开会，将大别山苏区划为4个“驻剿区”，在指定区域内“清剿”，另外还设立追剿部队，不分剿区，跟踪“追剿”。

战略智慧

高敬亭探知敌人新的“清剿”部署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敌人虽多于我们几十倍，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地域不熟，调度慢，各部行动也不可能一致，特别是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及东北军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互相矛盾重重；我们红军虽然人少，是劣势，但我们地情熟悉，调动灵活，有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支持，能够及时得到敌人的情报，有大别山良好的根据地掩护，便于游击，完全可以坚持下来，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因此，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会议决定：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分散游击为主，时聚时散，分散敌人，调动敌人，疲劳敌人，拖垮敌人，相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1935年2月15日，敌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得悉红二十八军在太湖凉亭坳一带活动，立即调动9个团兵力，四面围来。中共潜山县委很快将这个情报报告了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决定利用敌人“围剿”心切，狠狠地调动、疲劳一下敌人，相机歼敌。他亲率二四四团一营、二营和手枪团，穿过敌人围堵空隙，向鄂东游击。24日，敌九十四、九十五两个旅和六十四师一九一旅向鄂东跟踪而来，高敬亭率部拖了敌人4天后，于28日行至长岭关。他看到两面山林遮天蔽日，中间一条伸向木子店的大道，感到这里正是埋伏歼敌的好地方，便一边将主力隐蔽在两面树林里，准备伏击，一边命手枪团一分队继续引诱敌人。果不出所料，被拖得疲惫不堪的敌一九一旅2个团立即追踪而来。我一分队且战且退，下午3时，敌人进入伏击圈，高敬亭一声令下：“打！”各种火力一齐向敌人射击。敌人猝不及防，仓促应战，由于山沟道路狭窄，敌人人多，互相拥挤，自相践踏，重火力又施展不开；红军勇猛射杀，敌人不知红军虚实，慌忙后退。特务营按事先部署又从背后杀来，打得敌人四处乱窜，激战近半个小时，2个团的敌人被歼近半。高敬亭担心后续敌人增援，立即率领部队向西转移到立煌（今金寨县境）抱儿山。此役缴获机枪6挺，步枪200多支，子弹万余发。

3月3日，高敬亭率领的手枪团两个分队与方永乐率领的二四四团在金家寨汇合。这时，敌一九四旅六二二团跟踪追来。3月7日，高敬亭率部在吴家店樟树坪设伏，将其全歼。

刘镇华得知一九一旅战败和六二二团被歼的消息，气急败坏，他认为红军之所以难以歼灭，主要是各“驻剿区”画地为牢所致，他命令各“驻剿区”各组织2至3个团的“追剿”部队，不分地区界限，跟踪“追剿”红军，务必在4月底前“剿清”红军。为了给各“驻剿区”做出样子，他将其看家精锐部队独立第五旅组成“追剿队”。3月10日，独五旅旅长郑廷珍侦悉高敬亭率手枪团在双河一带活动时，便倾巢出动。高敬亭得悉后，率领手枪团钻进深山老林和独五旅转圈子，一连转了5天。敌独五旅一直没和红军手枪团接上火，加之他们重武器多，山路又不熟，士兵们被拖得十分疲劳。3月18日，手枪团在鸡冠山设伏，将郑廷珍所率六一三团和特务团，歼灭大半，郑廷珍率残部逃回双河。

郑廷珍为报鸡冠山之仇，3月24日又率部向活动在英（山）霍（山）边区的高敬亭部追来。高敬亭率部上大山，带着敌人兜大圈子，前后半个月，郑廷珍率领的独五旅2000多人，被拖得人困马乏。4月9日，高敬亭率部在英霍交界的送子关桃花山设伏，命特务营长林维先率领一连引诱敌人。郑廷珍果然上当，立即派六一二团配一个炮兵连追击而来。林维先且战且退，退至桃花山花心处，登上花心制高点，以火力引诱敌人。敌六一二团以其炮兵连火力开路，向花心攻来。高敬亭命在高处隐蔽的二四四团、手枪团和特务营，冲杀下来。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死伤一大片，林维先率领的一分队也从花心小山上俯冲下来，敌人被包围在一个大田畈里，激战近半个小时，敌六一二团和炮兵连除少数逃遁外，全部被歼，团长张永和被击毙。战后，高敬亭率部向西疾行。郑廷珍忙又率残部跟踪不放，在麻城西南棺材沟，又被消灭一个团，其六一五团团长被击毙，郑廷珍负伤，落荒而逃。刘镇华一气之下，取消了独五旅的番号，从此不可一世的独五旅在大别山销声匿迹了。

走向成熟

刘镇华虽然费尽心机，对红军围追堵截，却屡遭失败，到5月中旬，其10多万军队不但没“剿灭”红军，还被红军消灭了不少。蒋介石一气之下，免去了他的总指挥之职，由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取而代之，限其年底前完全“剿清”红军。

梁冠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召集各部队师团以上领导人开会，重新划定“清剿区”。并严令在哪个“清剿区”发现红军流窜，就拿哪个“清剿区”负责人是问。会后，他到各“清剿区”边界巡视，又在各“清剿区”之间建立联防队，负责各防区之间的联络，以为这样，红军便无处游击了。但无论敌人如何变换花样，红军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游击战总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3个多月来，部队由初建时1100多人，发展到1800多人，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每个连队都建立了机枪班，弹药也较充足。更可喜的是，部队积累了很多游击战的经验，高敬亭将这些经验总结为：在策略上，坚持“三打三不打”原则，即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则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则不打；无大伤亡则打，伤亡大则不打。对待各路强弱敌人的作战原则是：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坚决打击地方保安团；在战术上执行“拖垮敌人，疲劳敌人，扰乱敌人，打击敌人”的“十六字诀”；利用敌人互不相识，保存各自实力的矛盾，化装成敌人，歼灭敌人；在通讯联络方面，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作用，派红军骨干到区、乡、村，组织区、乡、村便衣队，白天为民，劳动生产，晚上为军，宣传红军政策，侦察敌情，镇压地方反动分子，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革命同情者，特别是争取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小头头，建立两面政权，为红军服务。高敬亭总结的这些经验，都是从实战出发的成功经验，易于掌握和运用，对坚持大别山苏区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高敬亭这位农民出身的游击专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5月30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在霍山西界岭活动时，接到由中共鄂东道委书记陈守信送来东北军一一○师参谋长李有光（其家属王芹3月18日携女儿由西安来大别山时，经固始被土匪劫持，是红军手枪团将其解救并安全送到一一○师，从此李有光和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的关于梁冠英接任“剿共”总指挥后新的“围剿”部署的情报，决定利用缴获的敌人军装，进行化装，歼灭敌人。7月12日，高敬亭率化装成敌人的手枪团由皖西向桐城、潜山游击，刚到潜山袁家河，敌九十六旅旅长王修身率3个团就跟踪追来。高敬亭立即率手枪团向桐城方向回返，行到朱屋庙时，被敌三十二师联防队两个哨兵发现，哨兵喝问：“哪一部分的？！”事态紧急，如与敌开火，势必引来周围敌人围堵。高敬亭便命手枪团一面抢占有利地势，以防万一，一面命手枪团一分队队长詹化雨与哨兵接洽，伺机歼灭敌人。佩戴敌少校军衔的詹化雨一个箭步来到敌哨兵面前，劈脸两个耳光，拍着胸前符号骂道：“妈的，老子是二十五路追剿队的！”这时，佩戴敌上校军衔的手枪团团长余雄也来到敌哨兵面前，喝问敌哨兵是哪一部分的。当得知敌人是十一路军三十二师一个营的联防队时，余雄便命令一个哨兵带路到队部找队长说话，同时命詹化雨通知高敬亭率手枪团跟进。到敌队部，敌联防队长听说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便礼貌接待，因当时二十五路军势力较强，其司令梁冠英又是总指挥，所以其他部队对这个军的人都恭而敬之。余雄命联防队长集合联防队训话，联防队长俯首听命。联防队刚集合完毕，手枪团300多支长短枪一齐对准他们。高敬亭大声喝到：“我们是红军，你们谁动一下，就叫你们全部完蛋！”就这样，一个营的联防队乖乖地当了俘虏。当晚，部队顺利地绕过敌人封锁线，到达中共皖西工委所在地店前河。

7月底，红二十八军在店前河整训，交流各自的游击作战经验，一致认为化装战术是打破敌人划区“围剿”、联防堵截的有效方法；特务营营长林维先又介绍了他去平汉铁路沿线，到敌人后方打敌人地方武装的经验，认为敌人后方防御松懈，到敌人后方游击，既可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又可调动敌人出山回援，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一举两得。

智取

1935年秋至1936年初的3个多月里，红二十八军以营为单位，一会儿山里，一会儿山外，时而红军，时而“白军”，3次往返平汉路，打到了武汉边缘的蕲春、黄梅、广济、黄陂和豫南的潢川、信阳，迫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连连向蒋介石告急：大别山总指挥梁冠英“围剿“不力，纵匪出山，危及武汉、开封。

1936年2月12日，高敬亭率手枪团化装成敌二十五路军追剿队去浠水活动，在新洲受到了敌区保安队的热情接待。敌保安队长凌宗常向高敬亭透露敌十一路军有个长官当天由武汉行营押送给养回大别山，中午要在这里吃午饭，他正在布置。高敬亭听罢，立即说有紧要任务，率领手枪团向武汉方向运动，行约10多里，果然有3个骑马的国民党军官和10多名背枪的士兵押着30多副挑子向这边走来。佩戴国民党军中校军衔的詹化雨率一分队抢先来到敌人面前威严地说：“我们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奉命在这里检查来往行人，你们把证件拿出来！”

其中一个骑马的敌军官大声怒吼道：“我是十一路军秘书长，你敢检查我？！”

詹化雨说：“你就是蒋介石也不行，我们梁总指挥命令我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你们怕是给红军送给养的吧！”

敌秘书长破口大骂，挥起马鞭就朝詹化雨打来，詹化雨一闪身，掏手枪骂道：“妈的，你八成是红军的秘书长！”命令战士们：“下了他们的枪！”一分队100多名战士一拥而上，将3个骑马的拉下马来，缴了他们的手枪，后面跟着的10多个敌兵也跟着被缴了械。

敌秘书长还不服气地大骂着。这时，高敬亭走上前去，喝道：“老子是红军，你再骂，老子就敲掉你！”敌人这下全傻了眼。

高敬亭教育释放了敌士兵和两个副官后，将装满银元和将校服装的30多副担子，仍由挑夫挑着，昼伏夜行，于2月底返回大别山。敌秘书长中途逃跑被击毙。

敌十一路军给养被红军截获，使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大为恼火，又向蒋介石告了梁冠英一状，说梁冠英在大别山围而不剿，使得红军到处流窜。蒋介石鉴于他限期年底“剿清”大别山红军的命令又成泡影，一气之下，又下令撤了梁冠英总指挥之职，令其爱将卫立煌重返大别山就任总指挥。

挫败卫立煌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早在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兼任中路军司令，卫立煌是第六纵队司令兼14军军长，在“围剿”大别山红军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蒋介石在金家寨建县，以卫立煌之名，命名为“立煌县”，这实在是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最高奖赏。卫立煌这次再任大别山“剿共”总指挥，深感蒋介石对他的“厚爱”，国民党《中央日报》1936年3月3日报道卫立煌在上海就职时演讲云：“立煌奉蒋委员长之命，督率所部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少数共匪，安定地方，此乃本人天职……。本人奉命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共匪，回忆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驱徐向前、邝继勋两大股（指红四方面军，作者注）；第二次正欲追剿根株徐海东部（指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作者注），因江西剿匪事紧，奉命前往，致未成功。此次又奉命担任清剿任务，已为第三次。三省边区残匪，为数无多，现决定分四个绥靖区，于最短时间内彻底肃清……”

卫立煌离开上海到达金家寨后，部署“围剿”，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不外乎还是围、追、堵、截。他划的4个防区也和原来刘镇华、梁冠英的“驻剿区”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他搞“剿抚兼施”、“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扩建地方保安团。特别是“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的手段是很毒辣的。“军政并进”，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区、乡、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装，逼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条约，一家“通共”，五家俱杀。碉堡设置犹为苛刻，其命令规定：“凡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筑能容营、连碉堡，其余次要地点，则筑排碉。至于一地带内，碉堡数量与密度，能以互相通视火力为要。”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1936年5月12日碉堡统计表所列数字，仅皖西地区即新建碉堡24700余座，整个鄂豫皖苏区，碉堡密如蛛网，很多碉堡为了能“通视火力”，相距仅半里之遥。

此外，各县、区、乡、保还规定了训练壮丁数目，作为区、乡、保的武装组织，以实现“军政并进”的目标。

然而，等待卫立煌的还是失败。

高敬亭根据李有光提供的情报，于4月5日在太湖凉亭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前一段经验，会议作出了3条决定：深入敌后游击；缩小目标，全军以营或连为单位活动；加强地方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在各地区原有便衣队的基础上，补充部分骨干，建成一乡一支便衣队，对付敌人地方乡、保武装，为红军提供情报，安置伤病员，筹集给养。会议还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政策做了修改。对待根据地内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民团，实行“攻心为上，攻击为下”的政策。加强与地方开明人士的联络，建立两面政权。改变过去“对地方民团坚决地打”为“三不打”，即：地方民团不先开枪打红军，红军不打；地方民团愿意和红军联络，红军不打；在红军没有走之前，地方民团不去向国军报告的，红军不打；对地方开明人士的生命财产给予保护，即使是一些思想反动的地方政治人物，只要不与红军为敌，不残害红军家属，红军也不打不杀；对向红军提供钱粮帮助的，或给红军掩护伤病员的，红军给予保护，并为其保密。这些政策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及乡绅与红军的矛盾，方便了红军游击。

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红军信息灵通，在广大农村活动自如，而卫立煌的“军政兼施”却难以实施。1937年4月3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特务营在麻城大畈活动，被驻麻城福田河的敌三十三师发觉，敌师长冯兴贤率3个团三路合围。福田河区公所开明区长李明学立即将敌情报告了高敬亭。高敬亭率部连夜向王通山转移，敌人紧追不舍，被便衣队安放在王通山下的“神仙炮”炸得七零八落，一九七团团长也被炸死。可敌人却谎报军情，说他们打了大胜仗。

国民党中央巡视专员袁德情向蒋介石报告说：“共匪在黄安、麻城一带死伤、被俘无数，特务团团长林维先被击毙，尸体解往黄安示众，所缴枪支已汇报军委会。”可笑的是，早在1936年6月13日，敌一○二师在姚家山战斗详报上已有“在姚家山歼红军200余，匪首林维先被击毙”，这次已是林维先第二次“死”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事隔不到10天，敌一○三师1个营向活动在黄冈白羊山的林维先部追来，林维先率部向西急行30里，在一个小山村隐蔽休息。敌人未寻到林维先，便在白羊山住下来糟蹋老百姓。开明绅士王贵先将此情况报告了林维先。林维先当晚率部返回白羊山，全歼敌一个营！

卫立煌得知林维先并未被“击毙”，反而在白羊山歼其一个营，实感羞愧，便以十万银元悬赏各部捉拿高敬亭和林维先。1937年6月1日《中央日报》一则消息云：“京讯：皖鄂豫边区剿匪总指挥卫立煌，对边区残匪，原则剿抚兼施，冀其就范，惟匪首高敬亭、林维先迄今无悔悟表示，卫为防滋蔓，贻害地方起见，已饬各部严厉围剿，如能将该匪生擒或击毙，或歼击其主力者，给予破格嘉奖，以资激励……”

卫立煌看到《申报》的一则报道：“查高敬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聚时散……国军追剿向前，匪突然在后，大军进剿，则彼云无匪，大军过去，匪众皆是……”卫立煌便把罪过归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他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四处游击，与国民党地方政府避而不战或与敌为友有关。特别是白羊山之战的失败，他认为是国民党地方官员在红军走后才向国军报告的，以致于国军扑空；国军住下又被袭击，也是地方官员向共产党报的信。7月8日，卫立煌与其参谋长郭寄峤亲率其警卫团到白羊山调查，并对白羊山联保主任张一函严厉审训。

卫立煌觉得在白羊山审训，不能杀一儆百，便把张一函带到黄安县城，召集边区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参加听审。张一函原来仅是一私塾先生，从没见过这么大官，这么大阵势，当卫立煌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如何向共匪报信时，张吓得张口结舌，语无伦次，只一个劲地承认他“有罪”。

参谋长郭寄峤以为他真的是共产党，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掼：“你是什么罪？何时加入共产党？不如实招来，我立刻枪毙了你！”

张一函被郭寄峤这么一声喝问，要他招认是共产党，又听说要枪毙他，神智居然清醒起来，说：“我今天死也要死个明白，你说我是共产党，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是表白我的功劳，国军不管哪次经过我们白羊山，我们都杀猪宰羊招待，索要担架、民夫，从没打顿，只要有红军活动的消息，我都立刻报告。就说这次红军过白羊山吧，我当时就向县里报告，你们追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红军跑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红军夜里返回白羊山，你们那么多部队都不知道一点消息，我怎么知道呢？你们这次损失，恕我直言：贵军到白羊山，没找到红军打仗，便一窝蜂地抓鸡捉鸭，搞女人，红军夜袭时，一点戒备也没有，有些弟兄还在女人床上。据说红军不过百人，而国军多红军几倍，结果却兵败如山倒……”

“住嘴！”郭寄峤哪能容他再讲下去，恼羞成怒，说：“我说你不是共产分子，就是通共！你现在还在替共产党说话，诽谤国军！”便命两个警卫：“把他拉出去枪毙！”

张一函对郭寄峤说：“你杀自家人很有本事，你和红军打仗要有这样凶就好了，真是‘煮豆燃豆萁’，亲者痛仇者快！”

张一函被处决，吓得那些县长、区长、联保主任们面如土色，个个都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卫立煌感到处决张一函达到了杀一儆百的目的，便假惺惺地说：“各位同仁，今天郭参谋长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们多数都是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但也保不住有少数像张一函这样的共产党奸细。大家想想，国军10万多人，四处围剿，红军却能到处如入无人之地打我们的游击，如果不是有像张一函这样坐探，红军能生存吗？今天请大家来，无非要大家同心同德，完成蒋委员长交给我们剿清大别山残匪的任务，维护地方治安，保卫民众生存。希望诸位今后要务必小心，一发现红军，立即报告，如发现在哪个地方有红军不及时报告者，定然严惩不贷。”卫立煌正在滔滔不绝地训话，有一位参谋递来一份电报给郭寄峤，郭看后，大为震惊，立即呈卫立煌。卫立煌看后，草草结束训话，率领随从离开会场——原来是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来电，要卫立煌去庐山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七七事变，震惊全国，也引起全世界关注。可是，多年和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八军，却一点消息也不知道。7月13日，高敬亭与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在岳西南田村开会时，看到了姜树堂从西安办事处带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和一些报纸，这才知道抗战爆发，时局发生了大转变。

姜树堂家住西安，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中的一个排长。1936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被红二十八军围困，率全排投诚，此后在红军中任排长，后因身体不好，经批准回家休养。西安事变后，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真正代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到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报告了大别山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上述文件交给他送往红二十八军。

高敬亭根据中央文件内容和中央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经过艰苦的谈判，7月27日，双方达成协议。至此，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大别山红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完成了伟大使命，写下了光辉一页。

准备抗战

在与国民党谈判结束后，整训部队，做抗战准备。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下辖七、八、九3个团，全支队3100人。

3月8日，高敬亭在黄安七里坪召开四支队东进抗日誓师大会，率部东进皖中、皖东。5月12日，首战蒋家河口，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军心、民心大振。蒋介石给新四军发来了通电嘉奖。接着，四支队转战皖中、皖东和江苏的江浦等20余县，到次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与敌作战120余次，歼灭日军1700余人，伤日军400多人，俘日军9人，歼伪、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3700多人，炸毁日军汽车156辆、汽艇两艘，打开了庐江、无为县城，赶走了驻舒城的日军。其作战次数、歼敌人数，在当时新四军4个支队中是最多的。到1939年5月，四支队已发展到近万人，是初建时的3倍，成为新四军中发展较快的一支劲旅。

高敬亭功昭大别山，征战皖中、皖东，功勋卓著。虽不能说高敬亭是常胜将军，但他领导的部队，确是胜利之师。高敬亭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但在革命内部斗争中，却被革命的子弹所误伤。高敬亭在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时，由于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错杀过自己的战友，但那是在失去党中央领导，在敌军围困万千重，一时难辨真伪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后来对高敬亭的批判斗争，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条款，如拥兵自重、独立王国、山大王主义、违抗中央指示、不服从军部指挥、消极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等等。最后批判他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完全超出了原则界线。

被定罪名

上述加在高敬亭头上的罪过，多是在高敬亭领导四支队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可前面所列的高敬亭率领四支队东进抗日所取得的战绩，列新四军各支队之首，这本身就证明他是忠于党的，更是积极抗战的，是执行中央命令的，而不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

无须讳言，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远离党中央，缺乏组织监督，独揽一方党政军大权，养成了一些独断专行、一言堂的家长作风，这对其当时和后来正确处理上级和同事之间关系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他错杀了一些同志，积怨很多。他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作战和他领导的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的胜利，也使他产生了居功心理。他创建的以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为中心，背靠大别山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不愿让给国民党，是他“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延宕进军皖中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最终被处决的主要原因。

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肥东青龙厂被捕，24日被枪决。高敬亭这位共产党的优秀儿子，国民党花10万银元买他的人头没买到，却被自己人的子弹夺去了年仅32岁的生命。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将高敬亭枪杀在青龙场。高敬亭死前提出最后的要求：“我是共产党员，要死在红地毯上。”他的要求未能获准。时年，高敬亭年仅32岁。

沉冤昭雪

高敬亭被错误杀害后，四支队被支解为几个部队，有2000多战士认为革命无望而脱离队伍。高敬亭的亲属受到极不人道的虐待，女儿刚10个月被送给一户农民抚养，后被饿死，高敬亭临死之前给妻子史玉清留信一封：“玉清同志，我觉得革命才有出路。已决定我明日上午八时处以死刑......”

高敬亭枪杀后，史玉清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在狱中生下小女儿高凤英。

高敬亭被杀不久，毛泽东气愤地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

同年11月，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我们没有根据地。”

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再次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刘少奇说：“有大别山根据地不是更好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谈起高敬亭的罹难，当年9月起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建国后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总是很激动地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对方肯定地回答：“应该可以。”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1952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说：“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毛主席低沉地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1975年10月，几位过早离开工作岗位在合肥休息的原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的老首长告诉史玉清：“主席、总理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要抓紧申诉。”史玉清把高敬亭的一切都告诉了女儿高凤英。11月10日，高凤英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 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任医师。.....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却又为什么被杀呢?......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同年11月30日，毛泽东主席收到信后批示：“请汪(汪东兴，笔者注)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12月9日，汪东兴将调查的事情真相如实向主席汇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指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6年1月和9月，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机密5号文件--《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将军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谭震林、栗裕、肖望东将军，张劲夫、程子华、郭述申首长以及高将军的部下万海峰、林维先、李世安将军等40多人送了花圈，300多老部下、老战友参加了安放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合肥接见了史玉清和高凤英，亲切地说：“如果有人认为平反后还应有尾巴，那是错误的。”他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

1989年6月，在高敬亭遇害50周年之际，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主持召开了纪念大会，怀念这位卓越的将领和革命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