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7月30日，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普通犹太人家庭。母亲在她4岁时去世。父亲是文具店助理。他最喜欢看着小弗利德迷失在色彩和纸张的世界里。她从小就迷画画。她成长的年代，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正处在黄金时期。公园、咖啡馆常常举行音乐会和诗歌朗诵。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博物馆，和名家对视，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从昂贵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下来，不会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维也纳祥和优雅、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给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印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弗利德16岁。幸运的是，她能够避开战火，按正常轨迹入学。她选择了摄影专业。那时女孩子选这个专业很罕见。两年中，她师从摄影大师Johannes Beckmann，训练着技能和艺术眼光。她看到艺术在表现着人的感情，也在描述着人的状态，可她明白，人和人生，是远为复杂的存在。尽管摄影是艺术中最为“写实”的一个门类，可经过提炼、提纯、定格的场景，还是带着强化和浓缩的意味。

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习惯，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艺术气质没有在一开始就发酵成泛泛的激情。

将近100年前的艺术教育，已经开始了前卫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时，从学生到自己成为教师，全过程地体验和参与了这个过程。现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会把文学和艺术看作是面层的浮华。其实，但凡大家，他呈现的表面绚丽之下，必有深不见底的思想根基。历史学家在摸索的，多是粗大的社会走向之脉络；文学艺术在细细解剖的，却是人们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托；前者又是后者无可离弃的基本背景。

1915 年，17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 Cizek的学生。他相信，哪怕是个孩子，绘画的依据都必须是循自己内心之脉动。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弗利德自己独立反叛、自由散漫的个性，富于创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也非常适合于接受当时艺术哲学领域的新探索。弗利德剪着短短的头发，天天都是那件不变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课，去剧院或是去音乐厅看演出。

战争在进行，昔日的天堂维也纳，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难民。基本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象，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Johannes Itten，在维也纳开设了艺术学校。并且，他本人也在艺术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风。随着弗利德转入Itten的学校学习，她也就深入一步，从Cizek“未经雕琢的自我认识”，进入了一个有着神秘法则的世界。

在Itten那里，弗利德了解到，艺术不只是字句、声音、形式、色彩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艺术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使得这个地球和谐。她发现，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很难被简单描述。基本的骨架构成了形体，而精神在形体之中被囚禁。艺术家必须打开、拆散和研究这些形体，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组合。而精神在艺术重建中释放。

那是一条与战争并行的线索。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在为巨大的利益，以“祖国需要你”的爱国名义，拖着一个个国家的青壮年，打得你死我活。这场战争几乎牺牲了欧洲整整一代年轻人。而在面包和面粉都紧缺的维也纳，在可能的任何缝隙中，音乐艺术的传承仍在继续，看似了无意义的精神摸索和探求，仍在坚持。

走向成熟的女艺术家

师从Itten的一个意外收获，是21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包豪斯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它由开创现代建筑的4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在德国魏玛创办。那是1919年，战争刚刚结束。包豪斯的目标是，“给青年建筑师的一个信息”。具体地说，是要打破美术和手工艺之间的藩篱，把建筑和手工艺结合在一起。它既要学生有抽象思维和艺术想象力，又强调学生有功能实现的能力，以及动手制作各类产品的能力。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艺术眼光的设计师，成为随之而来的现代建筑、手工艺和工业设计的中坚力量。

几年后，格鲁皮乌斯对弗利德评价道：“从1919年6月到1923年9月，迪克小姐在包豪斯学习，她以其罕见的、非凡的艺术天赋，表现杰出。她的作品始终是引人瞩目的。她的天赋中多方面的特质，结合难以置信的能量，使她成为最好的学生之一。还在第一年，她就已经开始担任教师，指导新生。作为包豪斯的创办人和前院长，我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迪克小姐成功的过程。”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鱼得水。在魏玛，包豪斯的老师和学生组成艺术村，住在一起。这是艺术家们经典的生活方式。弗利德酷爱音乐戏剧。包豪斯有着整套整套的艺术节活动，弗利德积极参与，但还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习和创作。她和同学安妮一起制作的书籍装钉机，作为学校成就，被记载在今天的《包豪斯历史》中。对许多学生来说，包豪斯风格也会成为一种负担。但弗利德是罕见的，她不仅能够消化包豪斯，又能从包豪斯“走出去”，从而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就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弗利德，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从女孩向女人的转变。

20岁那年，才华横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弗朗兹·辛格，双双堕入爱河。一年后弗朗兹和她一起去包豪斯，共同度过了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1921年，他们又一起参与组织一场歌剧，弗利德设计了海报。女歌手艾咪在歌剧中的演唱，改变了弗利德的一生。一夜激情演出，弗朗兹爱上了女歌手，不久之后就结婚了。弗利德给老朋友安妮的信中说：“关键是要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被无尽头的、绝对的孤独所压倒。愿上帝帮助我度过这段人生。”

弗利德的遗产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囚徒头上，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就在这个小镇，3年里有3.3万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5000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4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的9天之后，1550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46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Willy groag，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4500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1.5万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100多名幸存下来。

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4500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最好的救护（关于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是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普通犹太人家庭的女儿，从小就迷恋画画，通过勤勉实践，她终于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家。

弗利德的人生不乏激情和幸福，却偏偏生活在一个异常残酷的年代。

在弗利德36岁时，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已在奥地利横行起来，思想和表达的自由被扼杀，连艺术领域也无法幸免。弗利德孤身一人进行抗争，后来加入奥地利共产党，设计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海报。她因工作室藏匿有一些朋友的假护照而被捕，审讯后又无罪释放。一出监狱，弗利德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

布拉格给了女艺术家暂时而宝贵的自由和宁静，在这之前，她曾经接受维也纳政府的邀请，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过艺术课程，现在她更加不能放弃这项艺术教学实验。弗利德跟孩子们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次一个孩子问老师，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

除了她坚持不懈的事业，弗利德还在布拉格有了爱人、有了家。有了亲情的抚慰，她的生命出现了新的气象。但这一切那么短暂，随着纳粹对犹太人的公开迫害日益加剧，布拉格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有着犹太人和知名艺术家双重身份的弗利德并不为所惧，即便朋友们苦苦相劝，她仍一如既往地忙着自己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在危险逼近中继续思考、继续工作、继续相爱——虽然弗利德已经拥有可以安全离开的护照，但她的丈夫却没有机会再取得护照，她要和深爱着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遍及整个欧洲，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弗利德和丈夫离开布拉格，躲避到偏僻的乡间。她尽一切努力捍卫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停歇地绘画和从事儿童艺术教育。她说：“这里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风雨飘摇中，弗利德被迫搬了许多次家，几位亲人在纳粹集中营的死讯陆续传来。很快，他们的遣送通知也到达家里。时间已进入深秋，悲伤惊心的景色无处不在。弗利德平静得令人吃惊，她走进一家小商店，对店主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结实。弗利德给他钱，他怎么也不肯收下，她只好送给他一幅画作。朋友来为弗利德送行，更为了给她支持的力量。朋友看见她将床单染成深色，她解释说这既耐脏，又可以给孩子们演戏作道具，弗利德还盘算着如何带去更多的纸和笔。“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朋友这样称赞弗利德。

1942年的一个冬日，弗利德和丈夫被遣送到纳粹建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双双成为囚徒。

集中营里分别集体居住着男人、女人和孩子，其中有1.5万名孩子。纳粹禁止了所有的教育课程，但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的名义，开始秘密地对孩子们进行着依然相当正规的教育。弗利德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异乎寻常的艺术教育当中，冒着生命危险，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旧纸张。

在这些不幸的孩子中间，弗利德是最称职的一个教师，是最受他们欢迎和热爱的一个天使。她告诉孩子们，集中营可以禁锢人的身体，但永远不能囚禁人的心灵。她引导孩子们闭上眼睛，去想象往昔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想象一切美好难忘的事物，让自己的幻想自由飞翔。她抓住机会，带领孩子们来到顶楼的窗口，用心体验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并且用画笔绘出大自然的脉动与呼吸。许多画家在集中营里坚持用画笔记录这里地狱般的生活，可是惟有弗利德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而且她也启示孩子们这样去画。她说：“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还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的书。

弗利德热爱艺术，也热爱孩子。在她看来，保护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和想象力，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弗利德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当着这些孩子的面，被纳粹惨无人道地枪毙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完全被恐惧和悲愤攫住了灵魂，相互紧紧地靠拢在一起，双手颤抖着放在膝盖中间，或者目光迟滞，或者泪流满面，感到世界末日降临到自己头上，自己的性命也不存在似的。弗利德看到他们，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但又转过头来，和孩子们相偎相依，大哭了一场。然后，她带领大家去洗手。她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她很快把孩子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纳粹的罪恶并没有完全得逞。

在地下室里，弗利德还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几次画展，真善美永远不可能被打败。

1944年的秋天，弗利德和其他1500多名囚徒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些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绝大多数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46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被遣送之前，弗利德和宿舍的管理员一起秘密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匿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弗利德的要求下，这些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而她在集中营里的画作却均没有签名。二战结束后，孩子们的画作终见天日，现已被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并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

世人熟知：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但我们应该学会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是因为其中有世界上对人的最美丽、最有力的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