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禧投资是中国第一家发行短期融资券的非上市民营企业。08年3月，该公司面向投资者发行了10亿元1年期的短期融资券。7月，有关部门查出福禧投资曾违规拆借32亿元上海社保基金，用于购买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此事发生后，福禧投资的主要财产遭遇法院冻结，10亿短融券投资者直面偿付风险。

概述

事件简述

事件详细

社保基金违规操作

短期融资券进程

信用风险隐忧

事件影响

概述

福禧事件使短期融资券市场风险凸现，除了该短券持有人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包括涉及的评级机构、主承销商也受到牵连，需要面对外界的质疑和猜测，甚至有些业内人士对评级机构为债券出具评级报告的动机也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准备发券的企业也正成为间接的买单者，必须为此多付风险溢价。整个短券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事件简述

10月20日，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接到有关司法机关的通知，张荣坤董事长已被依法逮捕。”在此期间，已有部分上海社保基金案涉案人员被司法机关逮捕。

事件详细

2006年8月8日，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韩国璋因涉嫌非法挪用资金及受贿被中纪委“双规”。

8月9日下午，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和收受贿赂等问题，被免去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8月14日，原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成明因涉嫌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接受组织审查。

8月17日，上海电气公司副董事长张荣坤的福禧投资公司接到法院应诉通知书。

8月24日下午，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9月1日，新黄浦集团董事长吴明烈被双规。

9月24日，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良宇同志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同志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根据调查的情况，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

9月28日，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同志因涉嫌严重违纪，协助组织调查。

10月17日，上海国际赛场有限公司总经理郁知非被有关部门传召，协助调查有关上海腐败案及上赛场运作中存在的违规操作事宜。

10月18日，SST自仪董事长徐伟、董事程彦敏因涉嫌个人违纪，协助调查。

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表示，有关部门在调查上海社保资金案中，发现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涉嫌严重违纪，中央纪委正在对其进行审查。

10月24日，上海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凌宝亨和副主任吴鸿玫，因涉及上海社保案件被调查。

社保基金违规操作

近年来，中国一些地方频发社保基金违规使用案件，上海社保基金案尤为典型，这反映出我国社保基金统筹层次较低、社保基金分散、监管难度大的现状。0811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社会保险基金必须切实管好用好，社会保险基金是“高压线”，任何人都不得侵占挪用。

短期融资券进程

从2004年底开始筹划一直到2005年5月26日，只经过半年，短期融资券产品就上线了。此后规模迅速扩容，到2005年底共计发行了76只短期融资券，共计1392.5亿元。而08年上半年，截止到6月底，已经发行了113只短期融资券，共计1415.6亿元。短期融资券成为央行大力推广直接融资最得意的产品。

在07年5月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央行票据利率持续走低，出现了短期融资券市场利率与短期融资券发行市场利率1%的价差。而这1%的无风险利差，让高收益、无风险的短期融资券成为银行间市场所有参与者的抢夺对象。

信用风险隐忧

但是，现在情况有些不同，2006年5月开始启动的证券市场新股发行分流了货币市场资金，而且货币政策紧缩也可能收紧资金面，这些对短期融资券都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短期融资券不像公司债那样有银行提供担保，它的定价是通过评级公司的信用评级而定，所以风险相对比较大，但之前，由于收益率高，信用风险被投资者忽略了。

事件影响

福禧事件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金融机构在认真面对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同时，如何有效管理投资品种的信用风险将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产品中，国债是国家信用的，金融债是近似国家信用的，企业债也都有银行担保。不同债券类别之间的利差，更多反映的是税收因素和流动性因素，而非信用利差。但是福禧事件之后，相同期限的短期融资券之间的利差竟能拉大到150个BP以上，可见投资者已经开始为不同信用级别的债券确定不同的信用利差了。信用风险的变动较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更加难以预测和把握，对其的管理将成为未来债券市场的一个重大课题。

其次，一旦信用风险可以被投资者准确地预测和度量，那么相应的信用风险衍生产品将会应运而生。投资者可以利用信用风险衍生品，将所投资品种的信用风险通过买卖方式（如CDS产品）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一方。而信用风险的购买方如果能够有效管理和控制产品的信用风险，则可以发挥信息优势获取超额收益。与利率衍生品相比，在目前信用风险事件初露苗头，其风险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信用风险衍生产品的推出似乎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有理由相信福禧事件只是中国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事件的一个开始，随着发债主体的日益增多，发债体之间信用差别的多样化，高信用风险的固定收益产品将会越来越多。相应的，专门投资于这类“垃圾债券”的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将会应运而生。固定收益产品的信用利差往往能够跟随发债主体清偿能力的变化而大幅度波动，这期间的利润空间无疑将会吸引不少风险偏好者的进入。

福禧事件可以看作是中国债券市场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从此，信用风险将成为投资者规避和投机的一个重点，相应的信用风险管理人才必将成为机构追逐和培养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