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资料

证券市场的“史前史”

参与筹备上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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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银万国证券总裁 冯国荣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兼总裁。曾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副科长、副主任、主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主任，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中国光大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上海分行行长，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第三届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在中国证券市场，冯国荣向来行事低调。但在上海的金融改革和证券市场形成过程中，他做出过重要贡献，绝非等闲人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历任工商银行(5.07,0.12,2.42%)上海分行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主任，这段时期正是上海金融改革起步和证券市场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不仅参与了银行系统的改革，而且在幕后参与了第一只股票的发行、第一家证券营业柜台的设立，直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特别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度草创和设计的过程中，在当时人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的领导下，他参与起草、核稿等具体工作，是主要的执笔者。上海证券市场形成初期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与他有着很深的工作关系甚至个人渊源。可以说，他是上海金融改革和证券市场形成、发展全过程的见证人。

证券市场的“史前史”

参与中国证券市场草创筹建工作的前辈，大部分人在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初期历史时，都是从发行第一只股票、创建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说起。对此，冯国荣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他把这段历史分成酝酿、启动、发展等几个阶段，这中间有一个符合逻辑的发展过程。酝酿阶段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也就是银行从财政脱离，完成真正的、独立的货币经营者的角色转换的过程。冯国荣说：“这是整个金融改革的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也是后来资金拆借市场、外汇调剂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黄金交易市场得以形成的预设条件和基础。我本人那时刚好从上海财大毕业，1982年底进入银行系统工作，有幸参与和见证了这个金融改革风云际会的过程。”

谈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这其实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说，这是证券市场的“史前史”。冯国荣说，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纯粹计划经济时代，大财政，小银行，银行是财政的附庸，仅仅是政府的一个出纳机关。改革开放以后，银行从财政脱离出来，又从人民银行中分设工商银行、中国银行(4.06,0.09,2.27%)、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财政部分设建设银行(5.86,0.07,1.21%)、中国投资银行。中国银行体系在1983-1985年之间基本形成。而在银行内部出现了票据改革。以前银行没有票据业务，随着支票、汇票、本票等票据业务的出现，就自然地出现了票据的贴现和再贴现业务，这样银行就有了信用工具，市场承认了商业信用，资金也就不再局限于横向联系，出现了资金的拆借市场，各金融机构的资金余缺可以在拆借市场上调剂，资金开始能够流通了。在资金实现流通的时候，资本市场也开始萌芽了。这些因素一起催生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信用工具，结算都无法结算，证券交易如何进行？也就谈不上后来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和迅速发展。

冯国荣强调说，发展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后面的内容以前面的发展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谈不上后面的发展。整个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而他一进入银行系统，就参与了作为市场基础的票据业务这一意义深远的改革。

参与筹备上交所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半段，是上海证券市场的萌芽和启动阶段。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属下的信托公司(申银万国前身)代理发行了飞乐音响(6.26,0.05,0.81%)、延中实业等新中国的第一批股票，推出了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从而出现了直接融资，出现了股票的流通。这些都是重大的突破。此时，冯国荣先后担任工行上海分行的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参与了这些有重大突破意义的制度设计、文稿审核等工作。比如，发行B股以筹集外资，这在我国证券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冯国荣清楚地记得，他是如何斟字酌句地确定了所谓B股的定义，即“专供境外法人与自然人认购的、用美元现汇计价的记名式股票”，连“人民币特种股票，简称B股”这两个名词，也是他“发明”的，获得了分管此项业务、时任人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已英年早逝的罗时林的赞许。

此前，冯国荣在银行系统基层工作时，曾任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杨浦支行计划信贷科副科长。阚志东那时就是这个信贷科的信贷员。冯国荣向当时的工行团委推荐，阚志东得以参加中日青年交流计划，到日本蓝泽证券工作，学习证券业务。赴日学习是阚志东证券事业的起步和转折，回国后，他成了当时国内稀缺的在国外学过证券业务的青年才俊。冯国荣笑着说：“我们那个信贷科后来出了四个证券公司老总，阚志东是一个，还有朱福涛、储忠两人分别做了东方证券董事长和联合证券总裁。后来，我又来做了申银万国总裁。”

冯国荣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而仿佛是与证券有缘，就在上交所筹办前，他调到人行上海分行任办公室主任。当时，人民银行分管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所有金融业务及机构，而人行上海分行直接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成立，以及成立后初期发展阶段的管理。当时，上海有一个股份制改革的三人领导小组，一个是原人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一个是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另一个就是他的老师、时任人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领导作出安排，拍板决策，具体的工作就由冯国荣领导的办公室来做。当时人行没有政策研究室，没有体制改革办公室，凡是与体制改革、政策研究有关的事情，都集中由办公室处理。作为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对文件的调研、起草、审核，直至最终公布，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特别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性质、交易和结算的方式、会员制、交易所章程等的确定和文本起草，基本上都是由当时的金融监管处和办公室完成的。

“说实话，那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都没见过真正的交易所。”冯国荣说，“所以像尉文渊、阚治东、管金生那样的一批开拓者确实了不起。他们是在一无所知的前提下创造历史。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时，由人行上海分行办公室起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和章程。我也是一无所知。我也没去过国外，没考察过国外的交易所，充其量只参观过香港交易所，参考资料也极其缺乏。李祥瑞把他的一个曾任台湾‘财政部长’的同学送他的一套法规汇编给我，作为参考资料。所以上海证券市场的早期设计，带有浓厚的台湾证券市场的特点和痕迹。因为我们参考的就是台湾的市场、台湾的法规和理论。”

说到这里，冯国荣忍不住笑着说，“早期许多开创性的规章，都是我们起草或者审稿的。当时的规则很粗糙，特点很明显，就是多少都带了点台湾证券市场法规的痕迹。这个事情现在讲起来似乎很不上台面，但这就是历史。那时也没什么‘海归’，现在的‘海归’们那时正忙着‘出海’。”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时，据说总经理人选有几个：一位是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处长，年纪有点大了；一位是尉文渊，金管处的副处长，年富力强；还有一位就是冯国荣。因为冯国荣是办公室主任，领导不肯放。历史就选择了尉文渊。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仍然归人行上海分行管理，交易所的制度修订甚至对外发言，也仍然需要经过人行上海分行办公室的审核后才能发表。冯国荣甚至还要管证券市场的新闻和舆论，当时的人行负有窗口政策指导的重要职能，上海市委宣传部曾为此专门发过内部文件，规定上海市场上的证券新闻、评论，要由人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主任冯国荣审核签字后，才能见报。冯国荣甚至亲自跑新闻出版署要批文，创办了公开发行的《上海金融报》，并担任首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