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口是古时安徽省黟县的西大门。因为黟县不但有厚墙重廓，而且黟城盆地方圆百里，高山环绕，层峦叠翠，可谓又一道屏障，黟城四面各有大岭与外相通。其中西向有方家岭，越岭经美溪可通石台、池州、安庆等地，岭下即丰口村，所以丰口是黟城通往县外的咽喉之一。方家岭巍峨曲折，绵延近五公里，隘口两侧高峰即近千米。

方家岭西坡水经美溪入青弋江而汇入长江；其东坡水为丰溪，经漳水入新安江而汇入浙江。方家岭两侧，宋代均属黟县怀远乡的丰乐里，里以丰溪而名，丰口即为里正所在地。宋朝欧阳修在滁州写有《丰乐亭记》，内云：“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而这丰乐里，虽远在黟西，而它的“丰年安乐”的含义即是相同的。丰乐里的山里一片，以营林植茶为主；山外一片，即以农耕蚕桑为主，无不以丰年为乐。而丰口即为连接山里山外两片的枢纽。丰溪即从丰口村中流过，溪中怪石嶙峋，水流清澈；两岸民居幢幢，粉墙黛瓦。清朝歙县学者、举人汪宗沂曾游丰口，其诗句“溪外有山溪上屋，道人终日狎溪鸥”，即写出了丰口村的风貌。

到明朝，改里为都，黟县计四乡十二个都份，原丰乐里也改为十二都，丰口仍为十二都的中心村。现在，丰口村属碧山乡，人们仍然习惯叫十二都。过去有句民谚：“十二都，垫末脚，不是驮柴就驮料。”因为十二都为末位，所以戏称为“垫末脚”。这民谚有的说是其他都份人讥嘲十二都人挑柴卖炭扛木料；有的却说是十二都人不事机巧牟利，以辛勤劳动而自谦并自豪。尽管含义褒贬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挑柴运木料”。这也事出有因，话出有据。因为以丰口为中心的十二都，森林密布，盛产木材，而有“黟县大兴安岭”之称。据1989年出版的《黟县志·林业志》载：当时属原十二都一部分的洪星乡的森林覆盖率为80.3%，立木总蓄量为578559立方米，均占全县十三个乡镇的第一位。在丰口村南三里处，还有余家山林场，建有营林区和苗圃，并指导全县林业发展。所以在丰口一带，可谓郁郁葱葱，一片青绿。由于林业的发展，所以过去十二都当地及外来从事森林保护、砍伐及木材运输和挑柴卖炭的人也就多，而这民谚就成为这种艰辛劳动的真实写照。以丰口为中心的十二都，不但山林发展，而且丰口村中自古有不少人家善于植树种花，园林很有特色，并有一些奇花异木，留存至今。其中预园，建于清朝，花木扶疏，亭阁翼然，山村园林，别具风味。又如王建林家古植桧树，树冠高过楼房屋顶，青绿如染，树龄已有百余年。另外，丰口东向村口，有石拱桥一座，建于丰溪上，有如弯月；又有四门凉亭一座，建于通往古筑大路上，以憩行人。青山绿水，亭桥衬以苍松翠柏，虽为随意点缀，却收乡村水口之胜。行人至此，无不驻足欣赏。

方家岭为徽州通往池州的孔道，丰口为其咽喉，自古山路崎岖，至明清时逐渐建成石板大岭。到解放后，于1971年建成的黟城至美溪的山区公路，即从丰口方家岭通过。所以，这里后倚高山，前临平原，过去即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史书记载，其中主要有清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军杨柳青部经宏潭、美溪、杨家墩，越方家岭，过丰口，进军祁门县；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刘官芳部及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奉王古隆贤部又先后从方家岭、丰口与其他各路配合，两度攻占黟县县城，并转攻祁门，给清军曾国藩大营极大威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934年冬，由方志敏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皖南，在柯村停留三天后，经湘口、杨家墩，越过方家岭、钓鱼岭，过丰口，直抵黟城中心地带。当先头部队行进到丰口东南的八卦鼎时，与国民党政府黟县县长庄继先率领的别动队、自卫队等发生激战。从上午一直战斗到下午四时，毙、伤及俘虏敌军多人，先遣队仅牺牲战士一人。敌军慌忙逃回黟城，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先遣队即经丰口、古筑、关麓，越西武岭向祁门进发。沿途烧毁丰口泗洲庵及古筑琉璃柱等处敌建碉堡，而对人民秋毫无犯，买卖公平，关心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在黟县人民中产生深远影响。

丰口村中多为王姓，在明朝以前即迁来居住，并繁衍成村。古来就有读书学有成就、从仕赈灾、乐善好施而名著于世者。如王圭，明朝永乐戊戌（1418年）中式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好古博学，并工于书法，篆楷均独具风韵，尤能习四彝书。王家瑞，清朝咸丰己未（1859年）举人，历任直隶永平、东明知县，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在任知府候补。这一年，顺直水灾，他捐棉衣数千套以赈灾民。经抚台奏请嘉奖“乐善好施”，并建牌坊于故里丰口村口。

丰口村右侧，有山名相见山，又名吊愚山、钓鱼岭。明末，政治腐败，有名士来此隐居。孙家符，字中孚，号不二，好读《老子》，于明末入相见山，静居二十余年，足不出山，而相知者即前来谈经论道。学者汪有光过相见山，访不二山人，问道：“山以相见名，何也？”山人回答说：“易曰：相见乎离离，上于山，旅也！”“离”是八卦之一，象征火，也是明的意思。“旅”，六十四卦之一，为山上有火，而“离”、“旅”象征火，火能明，故万物皆相见，故以名山。因此汪有光感慨地说：“钓鱼山，钓鱼于山，而山中无鱼，不二山人志不在鱼矣！而山又名吊愚山，因山人之明，故悯下愚也！”从不二山人隐居相见山，即钓鱼山，悟出了人生的哲理。到清朝，古筑诗人孙光启亦来此隐居，曾写有《相见山别业》一首：“几株红叶数家村，茅屋终年懒闭门。藜藿半篮书一篑，何劳山犬吠黄昏！”山居读书，悠然自得。

在旧时，人们每遇劫难，无力抵御，往往信神拜佛，以求解脱，所以寺庙应时而建。相传唐代高僧泗洲大士来到丰乐里 持锡杖柱立而泉涌，百姓有所祈祷，皆灵应。到宋宁宗嘉泰年间，僧天庵奉敕募缘而建泗洲庵于丰口村西，以后香火不绝。到明代成化十九年（1483年）更立碑以记。庙后圮毁。在旧时的丰乐里，无论是山里人营林还是山外人农耕，都由于封建王朝到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与盘剥，再加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并不真的“丰年安乐”，即使求神拜佛，也不能摆脱苦难的厄运。直到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推翻了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同时发展生产。在这里，兴修水利，丰口水库建成，灌溉、养殖、发电，有利于农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营林护林并计划砍伐，有利于生态平衡和水土保持。这些，无不造福于人民，而真正丰年而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