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休 城建部给水排水设计院副院长（1918-1968）

求学经历

方休，1918年出生，原名方修，字仲年，曾用名刘斯达、王世林、方世林等，上海宝山区（县）城厢人。少时在宝山（县立）淞阳小学读书，1927年随父到天津生活，入私立扶轮小学、法汉中学（均为法语教会学校）。

1933年返上海，入震旦大学预科，后转入上海民治新闻学院（即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35年底，方休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参加“上海学联”、“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因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方休在上海遭国民党军警搜捕，不得已逃往武汉，在武汉《壮报》做实习记者，继续宣传抗日。1936年底，因“思想左倾”在武汉被捕，后经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顾执中等人出面营救，被保释出狱。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1月，方休在皖南岩寺，经鲁自诚、黄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参加新四军，先后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宣传科长、（皖南）南岭三区敌后工作组组长、服务团学习队副队长。

1939年，随着日军步步西进，皖南铜陵、繁昌等地的民众自发组织起许多抗日武装，其中较大的一支是由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后与党失去联系的章啸衡领导的“铜陵游击大队”。经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曾如清等人联络，章啸衡迅即表示“愿意归队编入新四军”。

此事被国民党获悉，竟无理指责新四军“破坏兵役法”，下令解散该游击大队并要“法办曾如清”。新四军政委项英同志迫于国民党压力，遂将曾如清调回军部，并将其秘密送往苏南陈毅部队回避之。但三支队领导谭震林据理力争，认为在敌后的抗日游击区不搞武装的游击队不行，扩大部队更没有错。

据此，1939年6月，谭震林任命方休为铜陵沙洲工作组长兼游击大队政治教导员，后又增派傅绍甫担任该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加派多名连排干部，使其得以继续扩充、发展。1940年10月，铜陵游击大队成营建制编入新四军三支队，方休亦返回，任新四军三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方休随军部北移，不幸被俘。他先与战友李铁飞关押在同一监室，后二人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由，说服一戴眼镜的国民党看守，寻机逃出。因方休坚持搀扶腿部负伤的李铁飞一起行走，致二人又被川军144师俘去。

在解送上饶集中营途中，方休再与战友相约，在被押解至一路口时，相约大喊一声，分头逃跑。虽有战友复被抓获，但方休与战友骆友谅成功逃脱。二人相伴，化装乞食，辗转月余，终返回江北新四军七师十九旅驻地。经旅政治部审查，恢复组织关系。

此时，方休与其他许多脱险归队的同志一样，迫切希望前往新四军陈毅、李先念的老部队，但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等同志找方休谈话，指出：“你对皖南情况较熟悉，应留在条件更加艰苦的皖中、皖南地区”。稍后，方休被任命为七师十九旅政治部统战科长，后又调师部调研室任调研科长，实际是在曾希圣同志处作秘书。

1942年初，方休再度被派往敌后，先后任中共“宣当”县委书记、“宣当芜”（今安徽宣城、当涂、芜湖交界处）工委书记。在领导宣当芜地区的抗日斗争中，方休依靠群众，战胜各种困难，建立、扩大了抗日武装，积极为新四军六师、七师输送有生力量，为恢复宣当敌后抗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1月，因其是知识分子兼有敌后武装斗争经验，苏皖区党委书记江渭清同志调派方休担任苏皖区党委南京市特派员。到任后，方休即组织南京城内苏皖区系统的地下党员，进一步展开秘密斗争。

例如，根据上级指示，方休通知张杰、周兰等地下党员在江宁县方山组成一个指挥中心，准备配合新四军攻打南京（该计划后被放弃）；组织地下党员姜秀英（又名石轩）、王嘉猷等，在南京城内散发传单，广泛调查日伪军驻地、人数、武器、弹药、堡垒等军事情况送至根据地。

1945年9月，随着日寇投降以及国民党机关的逐步“还都”（从重庆搬回南京）， 南京地下党员王嘉谟几次找到其他掩护职业，方休都未予批准。直至1946年3月，王嘉谟设法找到市政府“工务局”公务员这一掩护职业时，方休才予批准。此后，王嘉谟即利用这一职业为掩护，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中逐步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

1945年10月，方休还领导了南京市的“反甄审”运动，这次运动以“国民政府先后撤至武汉、重庆，抛下的南京市民和学生并不都是‘伪市民’、‘伪学生’”为行动纲领，动员民众特别是南京的大学生，坚决抵制国民党借口对市民和学生“全员甄审”，以趁机查处并惩治进步市民、进步学生的图谋。

1945年12月，在“反甄审”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基础上，方休又要求（南京）中央大学王嘉猷等一批中共秘密党员、进步学生（未读到大学四年级），积极报考上海复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目的是：完成学业并避开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盯梢、追查，以保护党的青年骨干力量。方休也几次明确指示，要求已上了黑名单、遭到国民党特务缉捕的地下党员厉恩虞等人，或转往苏北根据地，或暂避上海。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5月，华中局决定成立新一届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统一领导南京几条线的党组织，陈修良任书记，刘峰为副书记，方休任市委委员兼城南区委书记。其时，方休把姜秀英同志的母亲和自己的爱人唐淑芸（地下党员）接来，在南京组成了一个家庭，继续积极、稳妥地发展党员，为南京地下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应有贡献。

1948年1月，方休调中共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任杭嘉湖工委书记。同年3月，“杭嘉湖”与“凇沪”工委合并，方休任淞沪杭嘉湖工委书记，其主要任务仍是组建游击队、策划武装斗争，准备迎接华野大军过江。

1948年5月，方休因叛徒出卖，在上海市区被捕，因人证物证俱在，不得已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为保护我南京、上海地下党组织，方休谎称自己是从华东野战军刚刚派至江南，我南京、上海地下党组织没有因方休的被捕而遭受一丝一毫的损失。

方休第三次被捕判刑后，被关押在苏州“陆军监狱”。入狱后的方休担任了监狱地下党支部书记，领导狱中难友展开绝食等项斗争，继续与敌展开周旋。

1949年1月，李宗仁接替蒋介石上台“代总统”，并提出“国共和谈”试图阻止我军过江，中共中央则针锋相对提出“严惩战犯、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等八项主张。渡江前夕的1949年4月，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的直接领导和策划下，方休被上海地下党用金条“赎出”。面对严刑拷打和种种利诱，至出狱，方休始终拒绝填写“自首书”。出狱后即被上海党组织转移至松江养病，并立即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全国解放后

上海解放后，1949年6月，方休任华东局政研室城市研究组副组长，同年9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私营企业组组长。1950年4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军管会联合组成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委员会”，陈毅、黎玉等为常务委员。下设办公室，方休为办公室第一主任、陈乃昌为第二主任。

面对百废待兴、政策复杂的大上海种种房产问题，方休协助华东局、上海市领导办理上海房管会一切日常事宜；组成检查工作队，检查上海各机关、部队、团体使用公共房屋情况情况；该办公室还组成了“审查组”，审查应接管而未接管，应归还而未归还的房屋案件及一切房产纠纷案件，并组成研究组，研究外侨在沪房地产的保护事宜。

1950年11月，方休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处副处长，1951年11月，调任上海机床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53年，在华东工业部汪道涵同志支持下，方休在国有大企业中积极试验党政分开的“一长制”，并主动辞去了“党委书记”一职，专心从事厂长工作。但不久，上海机床厂的“一长制”试验，即遭严厉批判，方休调任华东局财委第一基建处副处长。

1954年9月，方休调任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院长（该院我国最早成立的市政设计院之一，现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1956年，方休奉调进京，任城建部（后改建工部）给水排水设计院（第一）副院长。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方休因为重用技术干部和知识分子，又被错定为“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在报经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后，建工部党组决定给予方休“留党察看二年，撤销（一切）行政职务”的处分。1960年，方休恢复党籍，1962年（降级）担任建工部给水排水设计院技术室主任、建工部城建局城建处处长。

文革前夕的1965年，在建工部副部长汪少川的支持下，方休被派往建工部第七建筑工程局（在甘肃），代表建工部参与了工人成建制改编为“基建工程兵”的试点工作，遗憾的是，基建工程兵的改编工作尚未结束，即遇到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8月，方休因“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罪名，死在了甘肃造反派的批斗会上。

1979年，报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核准，国家建委、国家建工总局、国家城建总局等单位，为方休1958、1968年的两项冤案，同时平反。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