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珊珊，26岁，北京人，2009年10月19日因家庭暴力死亡。——如此简短的描述，无法概括这个年轻女孩生前曾经历的惨痛和绝望，身后的判决也难令她瞑目。

董珊珊与丈夫王光宇于2008年下半年结婚，2009年3月，她第一次向家人和警察披露婚后经常遭到王的殴打。从这时到她死亡，短短几个月中间，她及家人曾先后八次向警方报告王的暴力行为，曾提起过离婚诉讼，也曾经离开亲人独自在外租房躲藏，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王光宇曾这样描述对她的最后一次残酷殴打：“用拳头打她，用脚踢她，从卧室门口，一直踢到床上，哪都打、哪都踢，直到她倒在床上为止，也不知道踢了她多少脚。”这次或许致命的殴打发生在2009年8月5日，董珊珊于8月11日逃出，8月14日住院治疗，两个月后去世，尸检认定死亡原因为“被他人打伤后继发感染，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董珊珊的朋友及父母也透露，董珊珊不仅长期被殴打，而且还被王光宇逼迫夜晚脱光衣服扒在客厅无窗帘遮挡的落地窗上，用强光照着，长达2个小时，让其倍受侮辱。

2010年7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此案一审宣判，王光宇仅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王已放弃上诉，检察院抗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案的刑事判决部分已经基本定谳，一条生命只“值”六年六个月的徒刑，这就是法院为家庭暴力核算的代价。

在董珊珊生前，她的父母曾饱受王光宇的骚扰和恐吓，临终前，她对父母的最大担忧就是“你们的日子会不好过”。在判决之后，代理律师李莹和张伟伟写道：“我们至今无法直视她父母的眼睛，是不忍，是不敢。”

“我们的司法系统在家庭暴力面前显得如此软弱无力！”一位性别研究者在女行邮件组中这样写道。

各个部门都有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责任，这是中国的法律明确规定的，但在董珊珊案当中，人们却看到，一些部门对防治家庭暴力责任的认识和承担却是如此虚无，而正是这种虚无，在生前令受害者深陷恐惧和无力，无法从暴力中逃脱；死后连迟到的正义都成奢侈。

或许董珊珊及其家庭无法追究任何一个部门的责任，因为他们的作为看起来并无违规之处。对董珊珊及其家人的报警，各个派出所都有反应，但给出的答复却是“车走了，人估计也跑了，没有办法了。”“这叫我们上哪儿找去呢，你姑爷连个固定的住所都没有。”还有警察说：“不好管，毕竟现在还是夫妻。”王光宇曾将董珊珊劫持到外地一个多月，其母报警未果，因为“珊珊电话里说的话没法证明她是被劫持。”

最终，董珊珊的母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报警也没有用。而董珊珊在住院前最后一次去派出所时，也在警察面前放弃了正式报案。直到她在医院病危，王光宇才被刑事拘留，这是他第一次因家庭暴力面对警察。

在司法环节，对虐待罪这一罪名的选择早早注定了对王光宇的轻判。他起初以故意伤害罪被捕，该罪最高可判死刑，但后来朝阳区检察院改以虐待罪提起公诉，该罪的最高刑期就只有七年。虐待是专门为家庭成员之间的长期折磨设定的罪名，如果把它的处罚逻辑翻译成通俗的语言，那就是：因为双方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因为是长期摧残迫害而不是一次伤害，所以就可以给予相对轻得多的处罚。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原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曾召集专家论证此案，指出王光宇有故意伤害的主观动机，有集中殴打的行为表现，导致内脏破裂、多发骨折、肺挫伤的后果亦超出虐待，应该升级定罪为故意伤害。

对家庭暴力应该实行与陌生人之间犯罪同样的惩罚标准，这是妇女人权战略的要求，虐待罪的设置是否在客观上姑息了家庭暴力，我们无法做出这种法理的评估，但至少在董珊珊案中，该罪的具体实践效果，令人不平，不服。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化为冤魂，所谓首善之区，繁华的表象下隐藏着多少阴暗！

在董珊珊案中，最令人痛心的不是施暴者的凶残，而是系统性的怠慢和姑息，一个又一个个执法者、司法者躲藏在这种系统背后，逃避着问责。按照对妇女暴力的国际定义，国家对暴力的纵容也是暴力的一种，抵抗这种看不见的暴力，是比惩治施暴者个人更艰难的议题，此案所揭露的，不仅是家庭暴力防治制度的空洞，还是普通百姓在权力体制前的无力无奈甚至绝望，从这一点上来说，董珊珊所留下的拷问，绝不仅限于家庭暴力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