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概述

卢文弨、李兆洛和暨阳书院

书院概述

乾隆三年(1738)，江阴知县蔡澍奉江苏学政张廷璐之命，重建书院，仍沿袭元代“澄江书院”的名字。乾隆二十年(1755)，光禄寺卿李因培来督江苏学政，对十多年前重建的澄江书院并不满意，认为书院的规模制度尚未完备，需要扩建。经过三年的准备，终于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动工兴建书院。一年不到，新院在文庙旁边落成。书院的规模之大，在当时的江阴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包括一座楼房在内，共有一十九间房屋。书院的名字，也由李因培学使将“澄江”改成了“暨阳”。

江阴在当时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城，但由于是江苏学政的驻节之地，所以就成为江苏的“文化枢轴”，而暨阳书院的资格、地位，也就相当于省城的书院了(近代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柳诒徵语)。而照现代大学者胡适的说法，昔日的省城书院相当于今日的大学研究院。

暨阳书院存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为江阴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昔日所谓的“大学研究院”已成为一所国家级的重点高中，学生也由读四书五经，而转为学习现代的科学知识，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我们在扬弃陈腐的教育内容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昔日的书院教育，确有很多东西值得后人思考、借鉴。下面，就以卢文弨(读超)、李兆洛先后掌教暨阳书院的这个实例(尤其是李主讲时，暨阳书院最为辉煌)，试着探讨一下悠久的书院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或许可供今天教育界人士在进行教育改革时参考。

卢文弨、李兆洛和暨阳书院

一、经师、人师

一个书院的盛衰，与院长密切相关。暨阳书院的兴盛，卢文弨、李兆洛功不可没。首任院长卢文弨开创了暨阳书院的学术空气，但对书院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卢晚年主讲常州龙城书院时的弟子李兆洛。两人学术上的成就，早有定论，不赘言(分别见《清史稿》的《儒林传》和《文苑传》)。俗话说：“经师可遇，人师难求”。确实，单凭所谓“经师”的丰富的学识，还不足以使学生倾心，更重要的是要有所谓“人师”那样的高尚的人格，卢、李就是这样的“经师、人师”。

卢、李师弟二人，都在中年就从官场中激流勇退，弃荣华富贵如敝屣，却视学术如生命。卢文弨到了晚年，仍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丝毫不敢有所松懈。每天天刚亮就起床，“翻阅点勘，朱墨并作”，劳累了一天，直到天黑，才到庭院中散一回步，不一会，又挑灯夜战，至夜半才睡觉。一年到头，不管严冬酷暑，从不休息。

李兆洛在暨阳书院时，寒冬腊月，常常工作到半夜才睡觉，可明天一早就急着起床。弟子们爱惜老师身体，劝他不必如此自苦，李却说：“晨气清明，正好干事。”他还兴趣盎然在窗前写了四个字“今日何成？”警示自己不要虚掷光阴。不过，他所认为的“成”，并不是像今人在官场、商场上所谓“事业有成”，而是“读书有成”之“成”(追求真理)。

李兆洛一日之中，或释难答疑或校隹谁书籍，或阅看文卷，或书写信笺，或作字赠人，或接待客人，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友朋旧好都说他“用心”超过了限度，而李回答道：“吾不解所谓用心，吾为其所欲为者而已。”在李看来，读书并不是手段，或用来猎取功名富贵，或用来自炫学问渊博；读书就是读书，读书就是目的，如果真能为读书而读书(“为其所欲为”)，也许就真是到达了读书的最高境界了吧。

在学术研究上，二人都严守道德规范，从不屈从权贵。如卢文弨校勘古书，常参考各种版本，择善而从，往往引他书改本书，而不专主一种说法。有时还引用佛学书籍来参校，但此举也会引起非议。曾于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八年先后两督江苏学政的谢墉(字金圃)，就责备卢不该将唐朝和尚玄应《一切经音义》的钞本送给他这位学使，让他为研究《说文解字》作参考。卢文弨立即回信反驳，既为自己，更为学术。开头便说：“您严正捍卫道术，怀疑我晚年颓唐，而有弃儒从释(抛弃儒学，皈依佛门)之意”。“弃儒从释”这顶帽子的分量不轻，所以卢不得不加以解释一番，接着，举出历代高僧在学术上的贡献，指出从古到今也没人怀疑过他们的学术成果，为什么谢学使要对此书大加鞭挞呢？卢说：“历来学者考正天文历法，从不非议唐朝的一行和尚；研究书法的，不会遗忘隋唐的智永和尚；(音韵学)三十六字母，是由僧人从西域传来的，举世没有想毁弃它的。学使大人为何偏偏对于此书，看作是毒虫猛兽，而惟恐避之不及呢？”义正词严地捍卫自己的学术立场，而一点也不顾及学政大人的脸面。

在生活上，二人都极为俭朴。薪水所余，都用来购书。尤其是李兆洛，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帷帐破了，也不肯换。甚至在遭到小偷的一次洗劫后，遂“身无兼衣”。作为一名正在培育无数英才的书院院长，除了身上穿的，竟然没有多余的衣服可替换，这在“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禁更会觉得李山长的清廉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李兆洛平时用餐，总喜欢与书院弟子聚在一起，从不开小灶，当今师长能有几人？有时书院仆人不慎，炎炎酷暑中，食物败馁而变味，李兆洛竟一如平时，将馊饭败菜咽下去，而从不责备仆人一声。这些虽是小事，但也最能窥见一个人的大节所在。

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李兆洛在书院以身作则，治院严格有方。当时，很多书院师生偷惰，因循苟且，针对这种情况，李兆洛作出了严格规定：“月课必锁院面试，即刻缴卷。”即在院课生进行的是严格的闭卷考试，考试时间终了，即刻缴卷，而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不需在院面试答题，只要在规定的天数内在家完卷，或可以找枪手代作，或可以拖延时日。

李兆洛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批阅试卷，十分认真细致，哪个第一，哪个第二，总要反反复复几个来回，才会定出最终的名次，得出公正的结果。

逢节假日，院长每次返乡探亲访故，总跟书院学生约定归院时间，从来没有误过一分一秒。

李兆洛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能针对院中学子的不同情况，“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讲授”。因为各人的爱好兴趣不同，所以李山长对学生的要求并不强求一律，而是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的特长，让他们各自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

李兆洛在暨阳书院执教18年，培养的学子数以千计，众多的门弟子中，如承培元的《说文解字》的研究，宋景昌的天文历算之学，六承如、六严的地理学，都得到了李兆洛的真传，他们都在各自爱好的学术领域中，发挥出自己的天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兆洛在传授弟子们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实践，制作浑天球便是生动的一例。武秀才徐泰心灵手巧，在具体的制作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师只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弟子便心领神会。徐泰制作天球模型的方法是这样的：

用木头先做成一个胚胎(框架)，外面用纸附上，并用猪血使木头架子与附在外面的纸紧紧胶合在一起，再在外面涂上一层蛤蜊壳灰。等到模型干爽后，便去掉里面的木胚，整个外壳显得坚滑轻利，便于旋转了。后来，弟子们各人自运巧思，分别制成铜球、银球，精巧无比，达官贵人纷纷争以重价购买。

象李兆洛师生这样重视“形而下”的器的制作，重视实践，在同时的其他书院中，恐怕是很少见的。

三、情同手足、义兼父子的师生关系

当李兆洛来暨阳执教时，离他老师卢文弨主讲该院已有60年的光阴。

李在院中寻觅先师遗踪，看到庭中花木多为先生60年前亲手所植，感慨万千。又听说当年曾有先师亲自手题“辈学斋”(意为师生共同切磋学问之地)一块，透露出尊师重教的文化内涵，但如今却遍寻不得，很觉怅惘。于是，李兆洛重新补写了“辈学斋”匾额，还另题写了一副楹联：“薪木百年余手泽，文章几辈接心传”，决心要继承老师的事业，代代相传。

江阴人本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自首任暨阳院长卢文弨离院后，就在书院的楼上设有他的牌位，按时举行纪念仪式。李兆洛更是不敢怠慢，每逢祭奠之日，就率领院中弟子，恭恭敬敬地行跪拜大礼。

李兆洛慧眼识英才，培养贫寒弟子无数。宋景昌，在未入暨阳书院前，以拆字算卦糊口。有一次，书院月考，杨舍(时属江阴，现为张家港市政府所在地)有位姓蔡的“镇董”没有来院应考，宋景昌不知怎么得到了蔡的试卷，就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应试文章。等到公布考试成绩时，蔡某的试卷竟得了个第一。刚好蔡某来院谒见李院长，李就大大夸奖了蔡某一番，蔡某茫然。事后，李院长知道是宋景昌代为捉刀，李是个爱才如命的长者，非但没有责怪宋，反而让宋抛弃旧业，入院深造。所有费用，都由李院长包了下来，“食之教之”，宋景昌几年下来，全得真传，成为名闻遐迩的大数学家，他的多种数学著作如《数书九章札记》等都流传了下来。

李兆洛沿袭历代书院的优良传统，恪守职守，遵守孔子的古训，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对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尤为关怀，这在宋景昌和缪尚诰、缪仲诰兄弟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缪氏兄弟才学出众，但家境十分贫寒，只能靠“设馆训蒙”，做“孩子王”来谋生。每逢暨阳书院月考，他只能借宿在无主的寺庙内，除一条草席，一条被子外，身无长物。李院长十分同情，立即伸出援手，命他们辞退蒙馆，住进书院，并发给膏火(生活补助)，“食之教之”，让他们在书院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类似缪氏兄弟这样受到书院资助的学子数不胜数。数十年后，缪荃孙主修《江阴县续志》时，提到李兆洛，不禁感慨万分地说：“李先生掌教书院时间最久，造成贫寒之士也最多。难怪今天人们还在念念不忘李先生啊！。”

四、李氏弟子卓然有成

李兆洛的弟子，日后在学术上有成就的，指不胜屈，下面就江阴籍弟子随举几人。

承培元，能写一手好文章，又精于篆刻，对古文字的研究有很深的功力。祁寯藻督学江苏，在学署内重刻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俗称“小徐本”)时，聘请李兆洛主其事，李则命及门弟子承培元等参与订正、校勘工作，摹写了该书的全部篆字，书成后，承还写有《校甚记》1卷存世。承的学问人品受到当时学人的肯定，如林则徐就很赏识他，特邀入幕，还赠送一联：“许叔重《说文解字》，王伯厚《困学记闻》。”上联夸奖承培元就像撰写《说文解字》的东汉大学者许慎(字叔重)那样精通文字学，下联称赞承培元又如撰写《困学记闻》的南宋大学问家王应麟(字伯厚)那样博学洽闻。承的传世著作很多，《说文引经证例》24卷尤为著名。

六承如、六严两人据说是明代方孝孺的后代，在暨阳书院得到李兆洛地理学的真传。李的几部地理学著作的撰写，二六之功居多，如《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20卷就是与诸同门徐思铠、宋景昌等，积10余年的辛劳才辑成全帙的。

李兆洛掌教暨阳书院期间，江阴士子在科举考试中也屡获佳绩：道光十二年(1832)，季芝昌，殿试第三名(探花)；十六年，夏子龄，会试第一名(会元)；十七年，郑经，江南乡试第一名(解元)，曹毓英，拔贡得七品小京官。后来，季芝昌、曹毓英先后官至军机大臣。

历届乡试中举，每一科也总不少于四五人，而那些在岁、科试中，以经解词赋出众而得选拔贡、监的人数，更常是为常州府八县之首，这在江阴的科举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李兆洛主讲暨阳书院18年(1823-1840)，是暨阳书院最为辉煌的时期。书院师生取得的学术成果，为清代的江阴教育史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