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

(一)概念说明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First Vatican Council)天主教会第二十次公会议，于1869年12月8日日隆重开幕到1870年9月1日会议暂停，在罗马梵蒂冈举行，故名。它发表了两个宪章：《天主之子》讨论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永远司祭》讨论教宗的首席权和不能错误性。

(二)筹备工作

当教宗碧岳九世(Pius IX, 1846-1878)在1864年首次表示召开大公会议的意愿时，立刻获得罗马枢机的同意。筹备工作积极展开；首先是选派一中央筹委会，下设五个委员会，分别负责草拟在信仰教义、政教关系、东方教会、教会纪律、修会事务等各方面的草案(宪章的初稿)。不过，事实上，只有教义委员会所草拟的初稿才得以进入大公会议中作最后的表决。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来自罗马教廷(九十一席中占六十一席)，只有卅五位是由意大利以外邀请来的神学家；虽然其中也不乏知名的学者，然而差不多全是热心于教宗至上论(ultramontanism)的人士；反对派的代表如多霖格(J.J.I. Doellinger,1799-1890)却没有在受邀之列。因此，在筹备工作期间，委员会已经很积极地研究这信理定断的可能性。

1867年6月29日，教宗正式宣布会议的召开，翌年发表开会诏书Aeterni Patris。事实上，整个梵一的筹备工作都是由一群神学家所负责；这在教会大公会议的历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三)会议规则

1869年底，各国主教纷纷抵达罗马。大会的手册是《宗座书信》(Multiplices inter, 1869年12月2日)。五位枢机获委任作大会主席。教宗保留提出问题讨论的特权；不过也有一个委员会负责收集整理与会神长的提议。会议分为两种形式：1)首先是全体聚会，讨论筹委会所草拟好的草案，人人都可以发言。2)如果在讨论中发现有修改的必要，大会将委派四个代表团之一(各含28成员)负责更详细研讨。讨论完毕，首先在全体聚会中进行初次投票。分赞成、否决、及条件性赞成(须附上理由，再转交代表团整理)三种；到了最后阶段，该宪章将呈至正式大会中，在教宗面前进行表决，这时只有赞成与否决两个可能性。

此外，大会还规定，会议事项必须保密，与会人员不得擅自离开罗马等。大会也规定所有修改事项必须以书面方式上呈；对整个草案的讨论先于个别章节的讨论等等细节，诸如此类的规定，都是为加速会议的进行。

(四)会议开始

第一次全体聚会在1869年12月10日正式举行。首先是选举代表团的成员。除了少数例外，当选者都是些赞成教宗不能错的神长。他们组成「不能错」派的核心分子；事实上，赞成不能错的占了全体与会人数的五分之四。只有少数反对者，他们的反对经常被驳回。第一阶段的正式讨论从1869年12月28日到1870年1月10日。讨论有关公教信仰的宪章初稿；这是一个含十八章的文献，其中除了谴责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和泛神论之外，也发表了有关启示、信仰、三位一体、创造、降生、原始正义、原罪、永罚、恩宠等项目的正统教义。不少人反对原稿过份专门化、太过冗长、在一些尚待讨论的问题上表现得太肯定，也缺少了牧灵的口吻。该宪章初稿仍交还代表团修改。

第二阶段(1月10日到2月22日)讨论主教圣职人员的生活，和初级教理书。除了最后一项之外，其他的都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大会授权罗马当局负责撰写该教理书。此宪章却没有在正式大会中进行表决。

会议暂停，好让代表会有足够的时间修改原来的宪章初稿。最后，一份新而较短的论公教信仰的草案(只含原来草案的前半部)终于完成了。4月24日大会隆重地公布为《天主之子》宪章(DS 3000-3045)。会议再度讨论初级教理书的问题，不过，这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教宗不能错的问题上了。

(五)教宗的首席权和不能错误性

在梵一之前，这问题已经为许多公教徒所讨论，大家的意见不一。赞成它的对它的真意义可能产生误解：有人以为所有教宗的宣布都是不能错的；也有人认为圣神、或天主之子，降生在教宗身上。

在美国，教宗不能错并未普遍为人视为启示的信理。1869年8月(梵一以前)，总主教斯巴定(M.J. Spalding, 1810-1872)通知教廷，他认为定断的时机尚未成熟。同样，十四位德国主教(1869年9月)函告教宗不宜作此定断。法国、奥国、匈牙利的反对力量也很强大。

在梵一，第一次试投在1870年1月已经进行，当时的结果是五百(赞成票)对一百卅六(反对票)。2月9日，赞成派要求在论教会的草案中增加一章论不能错误性。3月6日早已起草的初稿分发与各教长，并且请求他们写下正面的建议。在三、四月间，会议外的争论愈演愈烈；反对派不断交换意见，赞成派却成功地说服教宗把这问题交与聚会讨论。

4月29日，聚会宣布一个新的宪章；它包括教宗首席权和不能错误性的定断。讨论从5月13日开始到7月13日止，超过一百五十位神长发言，赞成的占多数；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在历史上的困难，与定断的不合时宜。最后，由都柏林枢机库尔伦(P. Cullen, 1803-1878)所草拟的格式(说明不能错误性的意义和范围)为聚会所接纳；7月13日的投票结果：四百五十一票赞成，八十八票反对，六十二票条件性赞成(条件不一而足，有人希望语气改得更强烈些，有人则希望减弱)。六十一位投反对票的主教在投票后立刻离开罗马。因而在教宗亲临主持的正式大会中，《永远司祭》宪章得以顺利通过，四百三十三票对二票。事实上，全球的主教们(包括先前离开的)最后都接纳了教会的定断。不赞成者多霖哲遭受绝罚，腓特烈(J. Friedrich,1836-1917)和他的追随者另组分裂的老派天主教会(Old Catholic Church) (参 136)。

余下来的三次大会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议案了。9月1日进行第八十九次全体聚会。一星期之后，意大利革命派在加理波第(G. Garibaldi, 1807-1882)领导下入侵教会的领土；罗马在9月20日投降；10月20日教宗宣布大公会议暂停；但它再没有重开过。

(六)结果和重要性

争论仍然继续，但它已不再严重地影响到教会了。政治问题占据了地方领袖，他们再没有时间去关心神学的问题了。当教会逐渐失去它紧紧拥抱了千余年的世间力量时，不能错误性和首席权的定断却加强了它在精神上的权威。此外，梵一也消除了教会会议至上主义(参 420)和加利刚主义(参 129)的余波。但是，它也留下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主教与教宗相对之下的地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