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指中国古代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中文名：党锢之祸

特征：宦官专权

时间：169年

代表人物：李膺、张俭等

结果：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

危害：残害百姓，激起民变

简介

士人“党”的形成

第一次党锢之祸(起因 发展 结束)

第二次党锢之祸(九月辛亥政变 张、谢上书 党锢再起 结局)

详述

影响

评价(范晔《后汉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吕思勉版《中国通史》)

相关人物(李膺 张俭 范滂)

事件详解

简介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世家大族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未成。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士人“党”的形成

东汉桓帝、灵帝时，当权者分为宦官、外戚两派，交替专权。宦官党有侯览、曹节、王甫等，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相对而言，外戚一党的窦武等人却比较清正[1]，因此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他们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们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因而登门拜访他们。

第一次党锢之祸

起因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发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东汉士兵

结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167年）上书求情。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

九月辛亥政变

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名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党锢之祸汉灵帝

张、谢上书

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

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没有不愿意冒灭门之祸而不收留他的，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到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郡县也因此残破。

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再起

八年之后的熹平五年（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

结局

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中平六年（189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董卓掌权后，大肆淫乱后宫，施行暴政，弄得民怨沸腾，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诸侯纷纷讨伐，直到王允利用貂蝉和吕布以美人计和反间计才将其杀死。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详述

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使东汉政治更加黑暗腐朽，东汉王朝危机四伏。

面对深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统治集团内一部分官僚、士人，开始对东汉政权的前途感到担忧。另外，宦官和外戚及其爪牙控制了选官大权，选举不实，权门请托，贿赂公行，当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选官制度的混乱，严重地堵塞了太学生和各地郡国生徒入仕的出路，引起强烈不满。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担忧，促使这些官僚、士人起而反对外戚、宦官擅权，要求革新政治，并对时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的人物进行赞扬，逐渐形成了所谓 清议 ，即社会舆论。

官僚、士人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顺帝以前和桓灵时期两个阶段。

顺帝以前，反对外戚和宦官的斗争还只是局限在少数人中间，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早在章帝统治时期，太尉郑弘就上书指出外戚窦宪权势太盛及其宗族、宾客在官贪残 ；和帝时，尚书仆射乐恢也以诸舅不宜干正王室 为由，要求皇帝、太后限制窦氏外戚的势力发展。安帝时，杜根针对邓太后临朝、邓骘辅政，上书主张 安帝年长，宜亲政事。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司空周章甚至还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邓太后，诛邓骘，终因事泄被迫自杀。

桓帝继位以后，梁氏外戚专权，“跋扈将军”梁冀胡作非为，政治更加黑暗，因而有更多的官僚、士人投身到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来。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形成一股势力，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是分不开的：第一，外戚在同宦官争夺权势的过程中，一般都很注意笼络士人，表彰儒学。如邓骘曾荐举 明经博览，无所不穷 、号称 关西孔子 的杨震为太仆；顺帝时，梁商辅政，特地推荐名士李固为从事中郎，尽管他对李固的建议不能用，在表面上还是相当尊重。这些“天下名士清议”的内容，往往能够左右士大夫在仕途上的进退。他们一般都不满于外戚、宦官专权，因而，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这种清议在士大夫中间还是起到一定激浊扬清的积极作用。第二，东汉王朝建立后，为加强思想统治，提倡儒学，对太学十分重视。安帝、顺帝统治时期还不断扩大太学规模，顺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余人。

各地郡国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史称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这些太学生们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太学也便成为清议和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中心。

在反对梁冀专权的斗争中，出现了很多敢于直言、不畏强暴的官僚士人。

如质帝死后，在围绕立帝问题上，太尉李固和杜乔面对梁冀 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 的蛮横态度，坚持主张立“年长有德、明德著闻”的清河王刘蒜为帝，桓帝继位后，李固、杜乔被梁冀罗织罪名，下狱处死。梁氏外戚被诛灭后，宦官集团独霸朝政。白马令李云公开露布上书，揭露宦官统治 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 的现象，被逮捕下狱。弘农郡五官椽杜众对李云的忠谏行动十分赞赏，上书表示愿意与李云同日死。李固、杜乔和李云、杜众的斗争，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同情，时人称此四人为 前后李、杜，名满天下。

继前后李、杜之后，司隶校尉李膺成为反对宦官集团斗争中的领袖人物。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令，因贪残无道畏罪躲到张让的家中。李膺亲率吏卒到张让家中将其捕获法办。此后，宦官稍有收敛，李膺声誉更高，人们以受到他的接待为荣，称为 登龙门.尽管李膺等官僚士大夫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握有实权的宦官集团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终于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开始反扑了。

当时，河内郡（河南武陟西）人张成以占卜吉凶结交宦官。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故意令其子杀人。任河南尹的李膺将其捕获后不久，政府果然大赦。李膺非常愤怒，不顾诏令，将其处死。宦官集团以此为借口，唆使张成的门徒上书，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串连郡国学生，互相联系，结成死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俗。早已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桓帝大怒，下诏逮捕 党人 ，因此案受牵连者多达二百余人。李膺在狱中供辞故意牵连宦官子弟，宦官害怕受到牵连，加之太尉陈蕃极力劝谏，外戚窦武也上书请求，桓帝才宣布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仍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终身禁锢，永远不许再作官。这就是第一次 党锢之祸.桓帝死后，灵帝继位，太后父窦武以大将军身份辅政。窦武不满于宦官专权，解除党锢，起用被禁锢的党人，并与陈蕃密谋诛除宦官势力。但因事泄，窦武、陈蕃等反为宦官所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趁机上奏搜捕党人，“党锢之祸”再起，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俱被处死，其他因陷害、牵连者六七百人，分别被流放、禁锢和处死。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门书写反对宦官的文字，称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宦官集团再一次大捕党人及太学生至千余人，凡与宦官有隙者，亦被牵连在内。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冤，触犯宦官忌讳，复操纵灵帝下诏，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甚至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 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大起义，东汉政府才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宣布解除“党锢”，赦免党人，起用他们镇压起义军。

影响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评价

范晔《后汉书》

“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

翻译：

在桓帝灵帝当政期间，政务荒谬，国家大政出自宦官之手，士大夫们羞于和他们为伍，所以匹夫、处士们愤然议论朝政，于是互相品题，议论公卿大臣，评价朝政得失蔚然成风。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矫枉必须过正，原本就是这个道理。像范滂、张俭这样的人，清高自首，疾恶如仇，最终被当作朋党，也是这个原因啊。

赞曰：渭水因为碰到泾水而显出它的污浊，玉放在石头间才显出它的坚贞。事物的本性有所区别，善恶自然显露。遗憾的是，为了照明，不得不点燃芳香的油脂。

司马光《资治通鉴》

“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

翻译：

臣司马光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君子处于朝廷，以道来处罚小人的罪过，没有不服的。天下无道的时候，君子隐匿不发议论，想躲避小人们的陷害，也未必能成功。党人们生在昏乱的时代，不能处朝堂之位，想用口舌议论来拯救天下大局，却激怒了和虺蛇虎狼一样残暴的宦官们，遭到残酷的刑罚，连累朋友。士大夫们被害死了，国家也随之亡了，真是让人悲痛的事情啊！”

吕思勉版《中国通史》

“ 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企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党人遭受迫害时，张俭逃亡，许多人为了保扩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张俭传》）这一记载可能有所夸张，但却反映出人们对宦官的愤怒和对党人的同情。

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东汉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沦丧，士风败坏的现象特别严重。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的。

相关人物

李膺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出身于东汉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个性孤傲，不爱随意与人交往，惟独与同郡人荀淑、陈定为师友。由于他学问高，为人正直，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一般人都以能与他交往为荣。如荀淑的第六子苟爽，因为父亲的关系经常得以拜见李膺，并曾为李膺赶马车，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为李君赶过马车了。”自以为荣耀得了不得。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和陕西韩城县东北，黄河直流到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同阙门，水流湍急。一般的鱼类都登不上去，登上去的鱼，据说就能成龙，故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那时候的东汉人，把攀登李膺的家门，比之为“登龙门”。一般士人一旦为李膺所接待，就身价十倍。

张俭

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汉桓帝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宦官侯览家在山阳郡，其家属仗势在当地作恶，张俭上书弹劾侯览及其家属，触怒侯览。但为太学生所敬仰。建宁二年（169年）党锢之祸再起，侯览诬张俭与同郡24人共为部党。朝廷下令通缉，张俭被迫流亡。官府缉拿甚急，张俭望门投止，许多人为收留他而家破人亡。直到党锢解禁才回到家乡。

范滂

范滂（pāng）（137—169）东汉官员。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少厉清节，举孝廉。曾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按察郡县不法官吏，举劾权豪。见时政腐败，弃官而去。后汝南太守宗资请署功曹，严整疾恶。桓帝延熹九年，以党事下狱，释归时士大夫往迎者车数千辆。灵帝初再兴党锢之狱，诏捕滂，自投案，死狱中。

事件详解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都不许作官，史称“党锢之祸”。

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出现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专权造成政治上异常的黑暗。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后汉书·窦宪传》。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冲帝、质帝时期，外戚梁冀势力更大，皇帝的废立全取决于他。质帝骂他是“跋扈将军”，立即被毒死。外戚专权，妨碍皇权。皇帝为了打击外戚势力，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和帝、安帝、顺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势力。从此，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了酬谢宦官，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象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宦官大都是暴发户，他们到处抢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381所，土地118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宦者侯览传》）。宦官在朝廷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朱穆传》）；在地方上，“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者单超传》）。宦官擅权，甚于外戚。

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出现。质帝时暴动事件发生多起，桓帝时起义事件也有十多起。

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使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的入学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修起太学，儒生数字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3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人也有7、8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廉，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李固传》）。在选举制度败坏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官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李膺是个敢于主持正义的有骨气的人，他不怕五侯的威胁利诱，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膺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一个弟弟叫张蒴，他任县令时不但贪污勒索，甚至残杀怀孕的妇女。张朔听了李膺的厉害，吓的逃到了洛阳他哥哥家了，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将张朔逮捕入狱，审讯属实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的宦官，都是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节假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的奇怪，问他们怎么拉？他们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陈蕃，字仲举。他少年时，独居一室，虽学习刻苦，但庭院污秽不堪。一天，他父亲的好友来访，见他庭院如此的杂乱无章，就对他说，你怎么不打扫大扫庭院以待客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事乎？”后人也有人对他这番话严加贬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这么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陈蕃这番话表达了他的凌云壮志。所谓少有壮志，大有高行。陈蕃在桓帝时官至大尉，他便以自己的地位和外戚，宦官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官僚同宦官的矛盾更大。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如杨震四世为三公，袁安四世五人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势倾天下。这些官僚集团以“清流”标榜自己，对宦官其门徒的“浊流”是看不起的。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联合反对宦官的基础。官僚、儒生集团反对宦官的斗争方式有以下几种：

1．上书苦谏。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吏向皇帝上书，指斥宦官擅权的弊端。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上书，寄希望于桓帝。官僚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杨秉传》），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这时桓帝已是宦官手中的傀儡，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效，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仅李云在上书中说了“是帝欲不谛乎？”这样一句话，刺痛了桓帝，因而获罪死在狱中。陈蕃、杨秉因为替李云伸冤，也被罢官撤职。

2．大造舆论。成千上万的太学生聚集在一起，交游的活动自然也就频繁起来。他们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不仅如此，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僚经常发生联系。据《党锢传序》载，官僚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党锢传序》）。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所作的一种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口易记。朝廷每年派人到各地采集风谣，以此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标准。官僚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在当时叫“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往往能够左右乡里的舆论。因而也就影响到一个人的官运前程。他们对不畏权贵的人，如李膺、陈蕃、王畅的评价很高：“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党锢传序》）。

3．闹学朝。以闹学潮的形式进行斗争，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早在我国东汉末期就出现了。冀州刺史朱穆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羽反遭报复，太学生为此愤愤不平。公元153年，刘陶率领数千名太学生为搭救朱穆而掀起了一次学潮。他们向皇帝上书，痛斥宦官为虎狼，表示愿代朱穆受刑。迫于压力，桓帝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因为宦官诬陷对羌人作战有功的皇甫规，并把他下狱，又激怒了太学生。于是，张凤又率三百多太学生再次闹学潮，迫使桓帝赦免皇甫规。

4．弹劾镇压。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公元165年，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残暴罪行，侯参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桓帝没有办法，只好免掉侯览的官职了事。同年，司隶校尉韩縯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及其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宦官单超传》）的罪行，左悺，左称也都畏罪自杀。在同宦官斗争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他在复官之后，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处死，轰动了京城，也吓坏了宦官。此后，宦官“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党锢李膺传》）

官僚、儒生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将要大赦，故怂恿儿子杀人。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却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宦官乘机唆使张成的弟子宋脩上书，告发李膺交结太学，共为部党，诽谤朝廷。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气氛。他们动用酷刑逼供牵引同党，企图一网打尽。“钩谓相牵引也”，所以，对这些党人也称“钩党”。第二年，桓帝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史载：“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党锢传序》）。太学生把敢于同宦官进行斗争的知名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李膺被迫害之后，威信更高，被儒生誉为“八俊”之首。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株连更广、时间更长的对官僚、儒生的迫害活动，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其过程简述如下：宦官侯览在家乡任意残害百姓，督邮张俭上书弹劾，要求惩办侯览。但是，此书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于是，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又流放、囚禁了六、七百人，后来又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对这场历史悲剧应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企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其次，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党人遭受迫害时，张俭逃亡，许多人为了保扩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张俭传》）这一记载可能有所夸张，但却反映出人们对宦官的愤怒和对党人的同情。

再次，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东汉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沦丧，士风败坏的现象特别严重。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