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世界上中医、西医两大生物医学体系从开始自然地渗透结合到未来高度融合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体系。

“中国新医药学”这一概念最早作为一种想法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我国中医界，时值西医传入我国一百多年历史当中的中期阶段，由当时中国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向学生、弟子们授课、讲话当中经常提及。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在病理学理论、诊断和制药技术方面有许多值得中医学习的地方，同时认为中医有许多西医所不具备的优势和长处，提出“中医要发展就要向西医学习，中西医要结合，将来形成中国自己的新医药学”。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施今墨先生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除了中医经典外，还开设西医解剖学、诊断学、药理学课程。学生们毕业后大多成为我国一代著名中医大夫的原因，与施今墨先生的教育思想分不开。继承师学最为突出的是首届毕业生——天津市的何世英，毕业前一年在官厅举办的有数百从医从业人员参加的“天津市中医师资格会考”中脱颖而出，考取第一名。悬壶津门后，除了精于临床外，还学习西药制作技术将中药制成散剂、丸剂等便于服用的成药，同时潜心进行新中医病理学理论的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于1953年脱稿的84页《新中医病理学讲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中医病理学理论教材，也是明确从文字上提出“新中医”概念的第一人。于1989年发表在《天津卫生事业四十年》一书的《中医学理论重见光明》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对“中国新医药学”的探索和思考。在这篇文章里，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当中的控制论、遗传学、解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医学气象学、时间医学、人类生命科学各个学科角度来诠释中医“阴阳五行、五脏一体、天人合一”这一沿袭千百年的朴素、古老的传统理论和学说。在结论里，他引用毛泽东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在走向未来我国新医药学之前，中医和西医都要大发展，都要现代化。没有中西医的现代化，谈不上中西医真正的结合，更谈不上发展成为新医药学”。在他的一部尚未发表的百万余字的书稿《何世英医萃汇集》当中，多处内容涉及这个问题的探讨和论述，他认为：“中国新医药学”既不是中医受西医影响进行小改小革的中医，也不是传入我国后受中医影响进行小改小革的西医，应当是世界上中医、西医两大生物医学体系从开始自然地渗透结合到未来高度融合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体系。并且指出：这一新医药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造福于中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且是对世界医学乃至全人类的贡献，是中国医学界一代人甚或几代人神圣的使命，是一项远非子承父业、一门一户、一省一地所能完成的光荣而艰巨的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