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凤高粱酒的发展史：

丹凤高粱酒的源头：

丹凤高粱酒的发展史：

1.0 1950年左右，设于厦门后江埭晋源酒厂老板杨亚姜特聘天津酿酒名师刘金凯来厦门酒厂指导，用传统的固态发酵法制成了清香型小曲酒—就出现了如今的丹凤高粱酒。

2.0 还有颇有名气的“三堂药酒”，即万全堂、春生堂、松筠堂。

3.0 松筠堂，由武举人翁朝言开创清末民初。翁朝言精通武术，深明医理，集数十年临床实践经验，以少林五祖拳一代宗师蔡玉明所传《松筠玉记》少林伤药酒为基础，精心研制了一种复合新型药酒，功效奇特。1892年，蔡玉明来厦，为该药酒题联：“松枝垂百世，筠操荫千秋”(明代杨继盛诗句)。松筠堂自此得名。翁朝言于清宣统年间，与许卓然(原厦门市民革主席许祖义之父)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同盟会，翁朝言应邀参加了这次同盟会，孙中山先生品尝药酒后题写“松筠堂”。

4.0 1998年2月,开设了亚洲酿酒（厦门）有限公司。生产品牌“丹凤”系列高粱酒。

5.0 丹凤牌系列高粱酒分为清香型、浓香型、米香型三大类型。

6.0 美国金国总代理的以清香型为代表的“56°厦门高粱酒”，以采购原酒为主，精心勾兑，长期储存而成的。酒质清亮透明，具有优雅的复合香气。

7.0 浓香型高粱酒是在继承传统高粱酒优良风格基础上，采用上等粮谷为原料，精心酿造而成的浓香型大曲酒。酒质无色，清亮透明，具有浓郁的已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绵甜爽净、香味谐调、余味悠长。

8.0 米香型白酒以大米为原料，经半固态糖化、发酵、蒸馏、陈储、勾兑酿制而成的具有乳酸乙酯为主体的香气的蒸馏酒。

9.0 1998年9月10日，金厦同胞在鼓浪屿举行海峡两岸“丹凤啤酒”和“台湾啤酒”大赛，并互赠丹凤高粱和金门高粱。

丹凤高粱酒的源头：

据史料记载,天津白酒酿造业早在元代初期(元至元十九年1282)试行漕运(南粮北调),粮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河启碇,飘洋过海,从大沽口进入大直沽,再改换内河粮船,往运河运到大都(今北京)。大直沽则是由南而北长途贩运粮食的重要港口。元代《接运海粮官去思碑》刻着这样的字句：“直沽素无佳酿,海舟有货东阳之名酒者。”这就说明早在元代初期天津已能造酒了,只是酒造的不够好而已。但大直沽是北方造酒的最早地区却是无可非议的事。当时叫“烧酒”,酿制的高粱酒叫白干烧酒。

历史上由元到明,都是靠南粮北调供应军需民食,因此北方各地历来严禁用粮食造酒，大直沽则因距离运粮聚散地最近,因此烧酒作坊在不生不灭中一直延续下来。

明朝初期，燕王朱棣为了夺取皇位，率兵在三岔河口渡河南下，兵发沧州取得了胜利。于是将当时渡河的海津镇命名为“天津”。意思是此处是天子之津梁，天子经过的渡口。永乐二年（1404）在三岔河口西岸筑城设卫，这才有了天津卫。朱棣当了皇帝后，定都北京，而北京的粮食仍靠南方供给，三岔河口的漕运就显示了它无穷的魅力。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发展，史称“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之盛世。作为海河五大支流汇合处的天津卫，对我国北方经济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百业俱兴中，酿酒业方兴未艾，“御河之水”成为酿酒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天津卫”号称“七十二沽”，其中，大直沽不仅成为漕粮转运码头和商品集散地，而且是天津经济、政治、贸易、文化等中心，引得达官贵人，一方富贾，风流雅士，文人墨客云集在此。“海流千派合，舟楫万方通”（明代曾棨《过直沽》）。好一派“万年壮丽留畿甸，千里清香上御厨。”的壮观情景。

《天津诗钞》见朱竹垞（彜尊）所纂《明诗综》载无名氏（《天津县志》作徐公）《直沽棹歌》三首。其一曰：“天妃庙对直沽开,津鼓连船柳下催。酿酒未终舟子报，柁（舵）楼黄蝶早飞来。”意思是说，天妃庙所对的大直沽地方，漕船在柳下河边都挤满了，还没等新酒酿好，舟人就以黄蝶飞至卜得神仙要来吃酒。看,连神仙都等不及了,可见直沽酒的诱惑力有多大。

清朝的诗酒文化

清康熙、乾隆二帝均巡幸过西沽。乾隆皇帝一共来天津10次，一般路线是顺北运河到达三岔河口，进入海河（或南下南运河）。作为海运和漕运的必经之处,乾隆皇帝深感此地位置极其重要，是一块“风水宝地”。因此，在此地专门修建有“皇船坞”，作为龙船停靠维修场所。

乾隆十三年（1748年）2月初，年仅38岁的乾隆皇帝携带孝贤皇后，由北京顺运河南下。二月初四离开通州，来到天津，受到隆重接待。乾隆皇帝乘坐的龙船名“安福舻”，长九丈三尺、宽一丈九尺；孝贤皇后乘船名“翔凤艇”，长八丈四尺、宽一丈六尺，后面是一支庞大的宫廷船队。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皇帝暮春时节来到天津，《续天津县志》记载：天津连续遭遇水灾，乾隆皇帝下旨安排救灾事宜。又亲自来到北运河，查灾情，勘堤防。并亲笔赋就了御笔诗两首，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西沽二首》。诗云：“西沽三水汇流处，南北运河清贯中。徒时堤防宁有是，要当善道备宜通。”“郡城清晓返巡銮，逶迤西沽策马观。行过烟村大堤接，御舟早已候河干。”返京时，大批送行的官民沿河歌舞欢呼。这个热烈场面连乾隆皇帝也被感动了，他写诗：“安抚御舻溯海河，夹堤十里备笙歌。迫因希泽方愁己，一任排当懒听他。”诗中“十里笙歌”是指海河两岸经三岔河口一直到北运河，大批欢送的官民歌舞欢呼。三岔河口地区与乾隆皇帝有“不解之缘”，史料颇为丰富，乾隆皇帝首次来天津时正值“年富力强”，第十次来津时，已经白发苍苍84岁高龄。

由于直沽白酒以小麦、大麦和豌豆制曲，高粱为主要原料，在“粟贵生齿繁”、“贫者难糊口”（见崔旭诗：《烧酒》），特别是军需民用无不仰给于江南的时代，用粮造酒不仅遭到贫者反对，亦为官府禁止。因此，山东平原人、清乾隆甲戌（1754年）翰林董元度在《天津杂诗》中仍称“河豚入市思拼命，沧酒盈樽不遗愁”，而不见直沽酒的踪影。

清乾嘉诗人唐芝九《各色酒》中，才给直沽酒以全新评价：“茵陈玫瑰五加皮，酒性都从药性移，还是高粮滋味厚，寒宵斟酌最相宜。”高粮就是高粱白干酒。天津的“直沽老白干”已被诗人所承认了。更后，诗人崔旭在《津门百咏》中更说得直截了当：“名酒同称大直沽，香如琥珀白如酥。”随着时间的推移，酒量越流越涌，酒香越飘越远。《天津志略》载称：“天津烧锅最盛时多达二十七家，大直沽竟占十六家。”又说：“天津酒业尚称发达，大直沽一带尤为最富之区，所制白干酒质高味醇，世称佳酿。”

走出国门

此后，大直沽白酒不仅站住了，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酒量越流越涌，酒香越飘越远。除在本地销售外，还依靠汕头帮、福建帮、广东帮、上海帮运销各地。鉴于直沽高粱酒质优价廉，便争先来大直沽聘请酿酒技师为他们建造酒厂。如厦门商人聘请了富有酿酒经验的技师刘金凯，在厦门开设了晋源酒厂，专门从事生产白酒；另一位酿酒经验丰富的周洪有，受聘到新加坡郑绵友酒行；还有一位经营酒业的李凤桂，受聘到新加坡乾源酒行。随后，义聚永的经理来到香港和新加坡，拜会当地华侨的知名人士，听取他们品酒的意见，大作宣传。大直沽白酒从此走出国门，香飘万里。后又相继打进美国的旧金山、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一位法籍华人提供的资料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校级军官在负伤养伤时，才配给一杯‘直沽老白干'饮用”。

因为直沽高粱酒在国际市场上颇具名声，销路广、获利丰，引起日本人的嫉妒。他们想用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夺走我们的市场，但是他们又不会做高粱酒，本国又不出产高粱，于是他们一方面从中国的东北进口高粱，另一方面到中国来请制酒师傅。日本人请来请去请到了大直沽，请出大师傅崔秀岭，二师傅崔鸿禧，带领赵玉元、翟玉山、李恩起、张双喜、尚青侣等7人，签订三年合同，去神户传授制酒技术，并实际酿造。这些人在日本干了六年才回国，这事大约是在1914年至1920年左右。

痛心的是大直沽白酒在发展中受到极大的挫折。先是军阀混战，使生产调敝，市场购买力下降影响了酒的生意；后是日本侵略军的侵占，粮食奇缺，造酒相当困难。大部分在八年抗战期间倒闭；再后是抗战胜利，国民党官员腐败无能，物价飞涨而又洋酒大量倾销，大直沽白酒已是奄奄一息，濒临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