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霞救助活动

二十世纪90年代发生在北京、影响到海内外的社会各界救助患罕见疑难病症的山东农家少女杨晓霞的爱心活动。

杨晓霞，是山东省临邑县临南镇王家村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孩。

1994年8月，以全校总分第一的成绩升入中学的杨晓霞，只上了六天的初一课程，便不得不随着父母亲踏上漫漫的求医道路——12岁的她因右手拇指上的一个小黑点挑破后感染，引起双上肢严重溃烂，由村卫生所、乡医院、县医院到省城医院，三个多月的治疗，溃烂不但没有止住，反而越来越严重。

几经碾转，11月15日，他们来到解放军骨科中心——北京军区总医院。接诊的胥少汀教授从医五十多年，也没见过这样的病例，面对这一罕见疑难、尚无治疗把握的病例，在杨家连住院押金也凑不齐的情况下，胥教授抱定救人为先，毅然收治晓霞入院治疗。

为防止手指的急剧溃烂危及生命，医生们不得不给晓霞做了右前臂截肢手术。但术后残端一直不愈合，左手也烂得只剩下三个手指头。医生们想尽办法，一种又一种的抗菌素用上了，不见明显效果；多方邀请专家会诊，查不清晓霞致病的原因。

快到年底了。晓霞的父母为给她治病，四处举债，在山东就已经花了两万多元，现在已经欠着总医院近万元的医疗费，家里连口粮都卖了，再也拿不出钱来了，可病情仍见不到好转的希望，“那就带晓霞回家，听天由命吧！”。骨科的医护人员得知后，心如刀割。他们不忍心看着一颗稚嫩的生命就这样被病魔掠去，大家你五十、他一百，自发地凑了3000块钱交给晓霞父母，鼓励他们树立信心继续治疗。

杨晓霞的不幸遭遇和解放军医务人员的人道精神，引起媒体关注。

1995年1月15日，《北京青年报》以“北京的医生真好，北京人真好”为题，表达杨晓霞父母的感激之情。

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晚，正当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破五饺子”时，北京电视台开始连续8天播发系列报道，画面上那双渴望生命的大眼睛震撼了千万人的心，首条新闻播出后不到半小时，就有好心的北京市民到医院看望、捐款。

2月9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首都军民救治山东女孩杨晓霞”。

从2月5日开始的20多天中，有70多家媒体的130多位记者到医院采访。

首都媒体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多次让秘书打电话询问情况。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政委谷善庆，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国家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总政群工部部长邓先群，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白书忠等军政领导先后到医院看望、慰问，指示军地卫生部门全力以赴，尽快查明病因，争取最好的治疗效果。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的领导分别来京，代表家乡人民看望杨晓霞，感谢解放军。

海内外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好心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捐款87万余元，是建国以来社会对个人捐助最大的一笔。

为杨晓霞提供医疗信息，献方、献药、献策的电报、电话、传真、信件，如同雪片般飞向北京军区总医院。

在院长施凤池的组织下，军区总医院专门成立了以副院长杨贵学为组长、院机关和各相关科室主任参加的杨晓霞救治小组。经北京市卫生局的组织和协调，首都医学界27所军地医院、科研所、医学情报所共同努力，有70多位中、西医知名专家先后两次集体会诊和多次小范围会诊，军区总医院根据会诊意见，制订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施治后，杨晓霞的感染得到控制，经两次植皮，溃烂部位全部愈合，后转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博爱医院接受系统康复锻炼并安装假肢，1995年10月13日转回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全面体检。检查结果表明，杨晓霞已完全康复，于当年10月31日出院返乡。

杨晓霞的病因最终被确定为“多种细菌协同性坏疽”。经过7个多月的努力，北京军区总医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等八所医院、科研所协作攻关，在杨晓霞肌体组织标本中，检测出有12种病菌，其中有8种在人体上很少见到；有两种单独存在时没有毒性，而合在一起时，毒性则成倍增长；有3种在国际细菌学分类手册上，找不到名称和位置。杨晓霞的病因查清，被评选为1995年“医药科技十大新闻”之一。

杨晓霞决心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回报社会上所有关心她的好心人。病情刚一好转，晓霞就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恢复阶段，病房成了她学习的课堂。军区总医院附近的北京一六四中学，在暑期组织补课小组，师生们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帮助晓霞补习课程。回乡后，晓霞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争取早日把因治病耽误的功课追上来。2001年，杨晓霞以残疾之体参加高考，获得534分的好成绩，被北京交通大学录取。在校期间，先后被评选为“优秀团员”、“军训模范学员”等。2003年10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以“杨晓霞——选择回报”为题，介绍了她的学习情况和人生道路。

对于杨晓霞，当时社会上有两个关注点：一是她的“怪病”能不能治好，病因能不能查清？二是87万元的巨额社会捐款能不能管好、用好？

1995年2月杨晓霞受到社会关注之初，北京军区总医院受杨晓霞父母委托，代收社会资助杨晓霞治疗的捐款。总医院采取了六个方面的措施：①由医院副政委庄照来负责，指定两名干部专门办理捐款接收工作；②设立“捐款登记簿”，钱款当面点清、核准，由捐款人登记数额与联系方式，对单位、集体送交的捐款出具收款证明；③对经邮局送达的汇款单和经媒体代收转交的汇款，逐份登记，复印存档，指派专人提取；④给每位汇款人逐一复信，表达感谢之情，并告知捐款管理情况；⑤在医院财务科专门设立“杨晓霞救治金”账户，指定一名出纳专管；⑥借助新闻媒介，及时向社会公布捐款接收情况，认真答复社会各界的查询。由此，87万余元捐款分毫不差。

2月中旬，晓霞的家人提出：春耕快开始了，想从捐款中支出点钱购买种子、化肥。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议论，有的捐款人表示，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管理和使用，那就把自己捐的钱收回去，转给其他的公益项目。

本来，大家把钱捐给杨晓霞，这笔钱就归她所有；人们也不愿意看到她治好病后，回到家里衣食无着。人们担心的是：这样一笔巨额善款，仅靠个人的道德而没有规范的管理使用机制，能不能保证善管、善用、善终？从而让千百万人的爱心不被“冷藏”、不处于“尴尬”的境遇？

而当时的情况是，现代慈善机制在我国尚未建立，国家没有相关的公益捐赠法律规范，社会对个人的捐款如何规范有效管理没有先例。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总医院一方面联系晓霞家乡政府，请他们协调村委会在春耕上给予可能的帮助；一方面，先后到法律、民政、保险、慈善等机构咨询，寻求巨额善款管理的解决办法。在没有现成模式可借鉴的的情况下，经与杨晓霞父母和其家乡政府代表反复酝酿协商，提出了“社会捐款——社会参与——社会监督”的方式。1995年3月22日，杨晓霞及其监护人、杨晓霞家乡政府代表和北京军区总医院代表，三方共同签订了《杨晓霞救治金管理使用协议书》。3月23日，北京市公证处为协议办理公证。由此，将救治金的管理、使用纳入法治的轨道。

《杨晓霞救治金管理使用协议书》明确规定：

1、在保证善款所有权归属的前提下，设立“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该款项的管理和使用；

2、救治金管理委员会的组成应有社会代表性，其成员应包括杨晓霞的监护人、杨晓霞家乡政府代表、捐款单位和个人代表、首都和山东新闻界代表、北京军区总医院代表；

3、救治金的使用不得损害杨晓霞的利益；

4、由救治金管理委员会制订捐款管理、使用的具体办法；

5、救治金的管理和使用，应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6、救治金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北京军区总医院应即将代收的全部捐款移交给管委会。

1995年9月26日，经多方协商，由五方代表组成的“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并聘请了两名法律顾问和一名审计师。管委会制订了《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办法》，对捐款的使用范围、保管及核销办法、财务监督等做出具体规定，并由媒体向社会公布。当日，北京军区总医院将代收的捐款全部移交给管理委员会。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法院报》、《中国社会报》等媒介，分别播（刊）发《阳光让爱心更灿烂》、《让善良的人们放心满意》、《杨晓霞救治金移交管委会》、《87万元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始末》、《杨晓霞救治金依法管理的启示》等专题、专稿，作了介绍。

经救治金管委会讨论研究，这笔捐款主要用于杨晓霞在北京和之前在山东的治疗、检测、装修假肢，日后的医疗、更换假肢等费用；同时，为她规划了今后11年（初、高中各三年，大学五年）的残疾补助金，拨至临邑县民政局定期发给；另外，还预留出住院备急周转金1万元及外币630美元。总支出为419527.77元，节余450223.45元。1997年5月18日，经北京长城审计师事务所审计，救治金管委会对善款的管理使用做到了“开支有事由，报批有依据，经办有签字，领导有审查，财务有把关”，“其开支合理、严格、真实。”

剩余的45万元捐款归宿何方？问题再次摆到了杨晓霞一家的面前。

当时，社会上已出现因剩余捐款使用而导致捐赠人与受赠人发生纠纷甚至走上法庭的事件，也有一些疑难病症患者找到晓霞父母和北京军区总医院长跪不起，要求使用剩余捐款。一时间，“45万元剩余捐款如何善终”、“我们能用杨晓霞剩下的钱吗”、“反思爱心捐款”、“面对千万双担心的眼睛”、“爱的困惑”、“爱心归何处”等关注与探讨的文章，见诸于北京的各大报端。当时极有影响力的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专门组织了一场“捐款结余怎么办？”的讨论。

1997年5月27日，杨晓霞将45万元剩余捐款转赠给宋庆龄基金会，设立“少年儿童疑难病症科研奖励基金”。

她说：“这笔钱来自于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

大学毕业后，杨晓霞留在了曾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北京。现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工作。

发生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这场爱心救助活动，给世人留下了美好的永久回忆，为社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它所体现的爱心和人道精神，在社会转型期承继和彰显着中华民族扶危助困的传统美德。

它所表现的患者至上、团结协作、艰难公关精神，在医疗体制改革曲折探索的过程中，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它所创造的“社会捐款——社会参与——社会监督”模式，在当时现代慈善机制在尚未建立、公益捐赠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保证社会对个人的巨额捐款善管善用，实现了捐款人满意、受赠人满意、参与报道的媒体满意、社会满意的效果。

它在救助过程中所遭遇到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基本医疗保障缺失、少年儿童大病费用保障、社会对个人的捐款如何管理等三大问题，引发了媒体、学者和相关机构的广泛、深入思考。

它在巨额捐款管理中始终贯彻和体现的公民自治、民主协商、公开公正、阳光透明、依法行事的原则，更是闪烁着民主政治的光辉。

详情见《爱心在这里汇聚》一书。它翔实、生动、细致地记载了社会各界救助患罕见疑难病症的山东农家少女杨晓霞的动人事迹，和87万元捐款善管善终的艰难历程。

该书由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编，主编庄照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责任编辑邱枫、李璐。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ISBN 7-80101-805-2，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17633号。

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少年儿童图书馆和全国省级图书馆存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