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学在民间 |
释义 | 概述学在民间:一方面,从历史经验上看,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原创性的思想与学术,都是在民间萌生的;另一方面,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原创性的思想,大致说来,只能出自民间,不大可能来自热闹的庙堂或市场。 详释很多人都熟悉钱钟书笔下的这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什么叫做“学在民间”? 一方面,从历史经验上看,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原创性的思想与学术,都是在民间萌生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代,那些提出了原创性见解的各家巨子,尤其是在他们阐述其主张的时候,都是处在民间的立场上。比如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去,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根据《史记》上的这段记载,我们可以说,《老子》是它的作者自我放逐、走向民间甚至走出社会的产物。至于“其学无所不窥”的庄子,则明确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其固守民间的姿态更是自不待言。相对来说,即使是“用世”之心较为急迫的孔子,留下来的大量“子曰”,基本上也是他与弟子们闲谈的产物。这就是说,在华夏文明的所谓“轴心时期”产生的原典,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的民间“素心人”商量培养的结果。再往后看,河汾讲学的王通、闽北著书的朱熹、黔中悟道的王阳明,等等,无不是在河畔山林的民间环境中建构起他们的“一家之言”的。不仅“国学”的源头在民间,异域传来的“西学”同样遵循着这样一个民间萌发、民间生长的规律。比如,苏格拉底的言行、柏拉图的学园都是民间性质的;依靠磨镜片为生的斯宾诺莎、卖掉议长职位的孟德斯鸠、终生隐居在小城哥尼斯堡的康德,等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秉持着民间的姿态。至于“千年伟人”马克思,其终生坚守的民间立场,就更不用说了。 另一方面,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原创性的思想,大致说来,只能出自民间甚至“荒江野老屋中”,不大可能来自热闹的庙堂或市场。 在庙堂之上,也有很多见识出众的人物,但是,他们既然身处“庙堂之高”,就会身不由己地专注于庙堂之事。什么是“庙堂之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诸如稳定局面、平衡利益、压制异己、扩张势力等等之类。在实际政治中,这些事务中的任何一项,都很急迫,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而且,更麻烦的是,这些“庙堂事务”永远都不可能彻底“做完”。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的“治术”、“权术”之类的“艺术性知识”,将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但是,“寻根问底”之学,原创性的思想,却难以萌生,更难以成长。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更不可能得到实现。如果说,在庙堂这个场域中,参与者追求的目标是“政治权力”的话,那么,在市场这个场域中,参与者追求的目标就是“经济利益”,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关心的是物质利益,真正的学问算什么呢。相反,只有那些身在民间的“素心人”,由于他们没有急迫的政务和商务,既毋须防范他人,更不值得他人防范,也不用考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因而可以从容地探索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人是什么?神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时间是什么?语言是什么?等等之类的疑问,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说。真正的学问,就是在这种远离现实功利的“商量培养”中获得的。如果说,一个民间的“素心人”在政务与商务活动中难免会显得很笨拙,那么,你又怎能指望一个追求“权”与“利”的人“培养”出真正的学问呢? 无论是着眼于历史经验还是知识生产上的因果关系,“学在民间”作为一个传统,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必然。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对当前的一些现象做出某些解释。 比如,我们都知道,20世纪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没有产生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诸子”;虽然也涌现了不少的时代“弄潮儿”,但却没有培养出原创性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时至今日,从根本上看,中国人在思想和文化上依然缺乏足够的自信,依然没有我们自己独创的价值体系、思想基础与文化逻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思想巨子的出现也许还需要一个过程,等等),但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不在民间”,或“民间之学”的缺失。 “五四”运动期间,少数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引进了民主与科学这样一些新的思想基因,但是,这场本来具有一定民间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刚刚萌生,就迅速转化成为了一场政治活动,“五四”领袖们也从一些颇具民间倾向的书生,很快就变成了政治活动家。从那以后,当“民间之学”日渐式微的同时,“官方之学”以官办大学的形式,得到了体制性的支持。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大学(特别是较有影响的大学)多为国立大学或省立大学,一些教会办的大学倒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这些学校的使命都是来自异域的主办者确定的,一般来说,不大可能成为原创性的中国学问的摇篮。1949年以后,不仅中国(大陆)的大学全部转为国有机构,而且,所有的人都被纳入了国家管理的领域。国家政治覆盖了所有的空间,“民间之学”几乎没有藏身之地,也不被允许,传统的“学在民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学不在民间”,如果“学只在官方”,那就必然要求所有的学人都像政治家那样考虑问题,或者主要考虑政治家关心的问题。当“全国人民”都变成了“机心”浓厚的政治人之后,当所有的学人——无论贤愚不肖,都把目光聚集于现实政治之后,谁又来致力于根本性的思想创造与文化重建呢?谁又来阐述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学问”呢? 到了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逐渐走出了那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些富于创造性与使命感的学者似乎可以相对自主地“为天地立心”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商业化的大潮又铺天盖地而来,几乎席卷了整个学术领域。从此,商业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联起手来,共同宰制了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过程(包括思想创造与文化传承)。一个学术从业者,如果你尊重政治的逻辑,你就会得到政治上的回报(比如,授予你“五个一工程”奖),如果你尊重商业的逻辑,你就会得到经济上的回报(比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五篇论文,给你五千元的奖励)。政治的逻辑要求你为政治目标服务,商业的逻辑要求你为科研任务效劳。当前,在正式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主要就是这两个指标——尤其是后一个指标,在戕害了学者的创造性的同时,还催生了大量的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对于当代中国学术领域内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从业者来说,很难逃脱这两种逻辑的束缚。 也许有人会质疑:学者们就不能超脱一些吗?就不能拒绝理会那一套正式的评价体系吗?就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对于个别学者,也许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凡夫俗子来说,做不到。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学术从业者来说,如果他们完全不理会正式的评价体系(政治化的,商业化的),他们将在学术体制中自我边缘化,一些人甚至会被淘汰出去,面临生存的危机。“悠闲才能出智慧”,一个学者如果有生存上的危机,他还会悠闲地、从容地“继往圣之绝学”吗? 一个人可以走出官方的学术体制,但就像“娜拉出走以后”一样,一个走出了官方学术体制的学者并不意味着走进了“民间之学”,也不等于“学在民间”传统的恢复。记得2005年上半年的《社会科学报》曾经报道,当代中国也有零星的“民间之学”,也有零星的“民间学者”。但是,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缺乏起码的物质保障,由于没有学术机构作为支撑,他们的研究成果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事易时移,在当前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有谁还能像三松堂主人那样安慰自己:“吾其为王船山矣”? 民间有一两个学者,并不等于“学在民间”。要有一个尊重“民间之学”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自从春秋战国时代以降,我们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只是到了20世纪,我们才把这个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丢失了。如果我们不把“学在民间”的传统找回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背景和制度,如果我们只承认“官方之学”,那么,必然会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谁的政治地位越高,谁掌握的真理就越多;谁的财富越多,谁就是越有智慧的人。在这样的流风之下,严肃的思想创造不仅不合时宜,而且难有萌生的机会。 当代中国的文化重建,当代汉语思想与汉语学术的一个发展方向,在于拓展“民间之学”,在于恢复“学在民间”这个传统。在当代,如果说官方之学旨在支持官方的目标,那么,“学在民间”就是在官方评价体系之外的一种文化创新、思想融会活动。从实质上看,构建、拓展一个“民间”的学术环境,实际上就是把一些学者从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既不需要把某个当下的政治目标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也不需要为完成“科研任务”而生产泡沫性的“学术成果”。通过“民间之学”的展开,通过“民间之学”与“官方之间”的碰撞,将有助于扭转当前中国学术思想衰微的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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