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大汉族主义 |
| 释义 | 大汉族主义（又称大汉沙文主义、汉本位），源自1913年列宁对大民族主义的描述，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民族平等，是一种歧视、排斥、压迫较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最早可追溯到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1953年3月16日毛泽东作的《批判大汉族主义》。早期中共中央关于大汉族主义有明确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说：“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大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大民族主义在中国的集中体现，按中共中央的解释，它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国内民族关系上的一种反映，是一种歧视、排斥、压迫较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出自列宁主义，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大民族强制被压迫民族同化，并使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民族不公平阻扰的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列宁在《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中更明确地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沙皇政府长期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大俄罗斯人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影响下，养成了一种丑恶可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列宁认为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打倒某一民族或其一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绝对职责。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拥护一切民族发展，拥护一般“民族文化”是绝对不正确的。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列宁认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转向民族主义造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还分裂了工人，削弱了民主。所以必须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决不允许任何民族文化享有特权。列宁指出反对大民族主义，联合全世界无产者，就必须实行民族自决。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是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防止工人被民族文化分化，防止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教唆互相残杀的保障。无产者要通过让步取得异族的信任，通过无产阶级的团结一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大民族主义包括前苏联的大俄罗斯主义、南斯拉夫联盟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以及中国的大汉族主义，均为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对立面。 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历史大汉族主义被认为是国民党的思想，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在《批判大汉族主义》中指出“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指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内民族平等"的宣言，至今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回族已经汉化，回族就是回教徒，因此回族不是一个民族，因此回族所需要的不是民族平等，而是教育，是要用教育来解除回族的宗教迷信，来提髙回族的知识文化。这就是大汉族主义的理论与政策。”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分析了中国民族问题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少数民族遭受民族压迫的现状，庄严声明“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而主张他们的彻底解放”；提出“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落后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局，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并且坚决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指出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同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应当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共求解放；重申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决议案”宣布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五点政纲，并将其主要精神写入了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详细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工作，其中包括各民族平等，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赞助他们发展自己的文化教育，纠正大汉族主义等内容。 全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指出应突出抓住少数民族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统治这对主要矛盾，不宜过早地强调开展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样才有利于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减少革命发展的阻力。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关于东北时局的具体主张（草案）致中央电中指出：应着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尊重蒙民、回民等少数民族之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给以充分之自治权。”1946年2月15日，西北局则明确提出：“我对蒙古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帮助蒙人反对大汉族主义，团结蒙人内部力量实行自治。因此，对其内部矛盾应力求适当调处，力求自身团结，致力自治事业。”1946年9月13日，西满分局在总结内蒙古工作时提出：在群众中，首先要在“干部中进行蒙汉平等合作的教育，着重教育汉人，肃清大汉族主义的余毒，对蒙人采取尊重谅解真诚合作的态度。蒙人干部着重教育蒙人，加紧民族团结与民族气节之教育，同时要使之了解蒙汉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彼此的解放斗争是分不开的。应反对孤立政策，说明大汉族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罪恶，不应迁怒汉族人民。”1945年11月19日，东北局在致中央电中提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尊重蒙民、回民等少数民族之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通过对少数民族生产力、文化、干部的关注，通过一些具体化的民族政策来解决民族问题。邓小平指出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任何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或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都是与共产党的原则，亦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不相容的。共产党人主张国际主义，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并为此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它在党内和人民中不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表现歧视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限制和剥夺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利，践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禁止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强迫少数民族改变服饰，实行强迫同化；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压迫和剥削少数民族，直至武装镇压。 民族区域自治是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措施。 历史与称谓大汉族主义在用现代定义之前的称呼，可以追溯到中国中心主义的“天朝”的称谓以及春秋大义中作为身份认同依据的“华夷之辩”。有人会认为大汉族主义者带有种族主义者的贬义，在提倡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下，很多人转而使用“汉本位者”作为自称。 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和汉人，彼此各有各的风俗习惯，但又多有往来，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多以农耕为主，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为主，但由于气候等自然原因引起的生存所需物资短缺，或对财富的觊觎，北方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多次南侵，与农耕的汉民族及南方少数民族发生冲突，对文明造成破坏。而在抗侵略的过程中汉民族也在不断学习对方的长处，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境内的文化交融。而同时，汉人由于躲避战乱、生存压力等也常常南下,并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贸易和交流，由此南北民族风俗习惯等多有交融。总体来说，这样的交融多数是汉人的风俗更多地改变了少数民族，甚至将一些民族完全汉化。这种“汉化融合”使汉人 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汉族文化是中国境内最文化交流包容万象的结晶。 主要观点和成因成因纵观中国的历史，要确定种族划分与中国人认同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17世纪，满洲人入主中国的中原地区建立了清朝。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试图将一些民族，诸如：西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融入自己掌控的版图中。满洲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在保持自身独有身份的同时，怎样确保其治下人民的忠诚。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式是，将他们自己扮演成开明的儒家贤人，而事实上却采用了不少奴役与愚化汉族的手段，这些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汉族传统封建制度下愚民政策的继承。清军入关及其之后暴力的剃发易服政策，就是为了将汉人从外表鞑靼化，以避免汉人从外表的区别上对满清产生华夷之辨。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起义者一方面以满族人是蛮夷为由，与满族人进行了猛烈的战斗，同时人们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捍卫者的立场出发，同样猛烈地为满族人而战。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看出种族划分和中国人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种复杂性。正是在这一时期，“汉人”，这个作为描述多数中国人的概念才得以提出，并且用来描述中国人的主体。不过，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涵义随着西方帝国的侵入和主要矛盾的转移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便是中国近代最早针对外来入侵帝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 在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后，官方对“中国人”的界定，其外延被扩大了，意在将那些非汉族的民族囊括进来，尽管许多历史学家论证：这主要是出于这样一个现实，即：对“中国人”作一种狭隘的界定将使中国失去领土，而且，满族人已经被汉化得不足以被认为是一个中国人之外的族群。 现阶段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作出官方定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有56个民族，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民族国家在政治学上的常见做法——将民族的定义放在一个较广的范围上，用来阻止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对其民族国家属性的质疑。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定义并不影响一个国家民族国家的特征。 由于施政时宣传过分强调国家是一个了56个民族的总体，而忽略了人数的不同和“正统”思想，造成了许多掌权人士理解为当民族文化、利益冲突时，汉族作为平等地位的多数派民族要依照中国式的礼貌做出让步。政府宣布了民族平等的政策，大体上是基于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的考虑，例如，因为少数族裔的母语多不是汉语，而升学考试往往是用汉语进行的，在很多地方少数民族在此方面受到照顾。 虽然这在很多发达国家地区也很常见。但是，在中国这则显得更表面化和僵硬：由于某些民族的汉化程度较高，他们看来与汉人没有任何区别，特别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更是如此，国家仍然规定这些少数民族可以享受高于汉族的优惠，这种僵硬的民族政策变成了一个类似制造特权阶级的做法，造成了部分汉族人的不满。同时，因为实际操作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要求汉文化在一些已占领的领域自动让位，这使一些汉族民众觉得无法忍受。 再者，文化大革命后，曾经在全国占压倒地位的汉族传统价值观（儒家和道家的价值观）破坏严重，中国试图建立一个将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的价值观体系也难以实现，新的价值观也屡遭压制，导致了国人追求的丧失。汉族为中心的文化体系也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 观点目前的情况是，大汉族主义者一般认为：即使在政治学中大多数现存的国家被看作是“民族国家”，新生代的汉族人也已经基本上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剥离民族观念的公民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由于互相的不认同，地域取代了民族的观念，汉族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已无任何意义，相反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越来越多的汉人将自己的民族更改为少数民族。 大汉族主义者通常会为某些为当代服务的历史观感到担心，认为过分强调民族融合论会消磨国人的道德，使国人缺乏族群认同，进而使国家缺乏向心力。他们倾向于单一民族国家，认为国家政权必须为汉族所掌握，非汉族掌握政权的国家不能称之为中国。他们害怕当国家的居民中大部分否认其民族认同，那国家的合理性就成了问题。一个例子是：在大汉族主义者看来， 向元或清的征服者投降并提供帮助和向日本的征服者投降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侵略者都来自异族文化并且对汉族人进行屠杀，同时实行一定程度上的奴化政策。因 此，他们将伪满州国的建立视为缺乏民族身份认同的结果。 对于分离主义，大汉族主义者一般不主张在文化上将民族的外沿扩大，他们认为应该通过对其他族群的尽快汉化解决这一问题。 大汉族主义者也会把社会中的欺诈和拜金视为汉族长期迷失，失去原本价值观和人生追求造成的。 近况最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那单薄价值观所派生的问题越来越显眼，而政府也开始重新思考汉族传统价值观的意义。中国人中出现了一重新找回过去理念的潮流。同时伴随了中国人对自身传统的再认识和开发。这样的环境下，理想主义、爱国主义、人文主义和各种民族主义思潮不断混合和碰撞。 法律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明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有关三民王楚英所著“孙中山天下为公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内容中，提到有关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思想：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是国内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友爱共处，集合各民族成为中华一族，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结，同时与世界各国民族平和共处益增睦谊，并驾齐驱，以进大同世界。这种调和的平等国民思想，对于未来的民族政策方针，有重大价值。 同时，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研究，不能忽视的是其晚年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结的深层次解读，比如《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对“五族共和”的批判，“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的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跟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这才是客观的反映孙中山先生这位“中华民族之父”，对中国“国族”最真实的构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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