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明文化史观

概念

新文明文化史观是对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文明文化史观进行反思、结合中华并人类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再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中华文明上万年”、“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海纳百川，引领人类上万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动力”、“中华文明突显人类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美好和谐的圭臬”等重大新史观的概括。这一史观和理论的横空出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对近代以来由“西方中心论”主导下形成的中外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文明文化历史观的彻底拨乱反正，是中华民族从150年来陷入内忧外患困境、民族意识步入“崇洋媚外”、“弱智糊涂”窘境重新走向文化复兴的标志，是人类重新走向天下大同、走向和谐文明、重建中华大九洲康庄大道的隆隆礼炮……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新文明文化史观越来越为新的考古发现所印证、为真才实学的文明文化史学者所认知，千百万智慧正义学者会不断加入进来。新文明文化史观必将战胜“西方中心论”谬误下的传统史观，还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史真谛。

代表人物

这一史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已故）、李约琴（英、已故）、罗伯特·坦普尔、宫玉海、林河（已故）、王大友、董立章（已故）、史式、流波等，其中中青年学者流波（刘博）是这一观点、理论的集成创建者和最给力者。

背景内容

二十世纪初，爱国学者梁启超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应有地位被严重“矮化”，开始为中华文明鸣不平，但当时应者寥寥。英国人李约琴博士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用详细材料论证人类近代以前的四千年中国的科技发明一直遥遥领先，近代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正是在中国古代文明基础上的飞跃。随着中国远古遗址的不断发现，中国极少数真知灼见者开始对“西方中心论”下的人类文明文化史观进行反思。经过几十年反复的结合考古的综合研究、考证发现，原来中华文明并不是传统史学观认为的五千年而是上万年，全世界上中古史具有共同的特点和共同的来源，这个源头不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或古埃及文明或古西亚文明等，而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不二源头。其中李约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技史探索》是新文明文化史观的早期杰出代表作；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文明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古代一百条重要的发明，在1986年出版《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概述“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认为“现代世界以之为基础的发明和发现，可能多半来自中国”；宫玉海先生从破译《山海经》入手，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些本末关系和来龙去脉；林河先生从巫傩史、民族语言的角度阐述中华文明上万年，是源头；王大友先生从解析图腾等入手解析中华文明的古老性和中华先祖拓荒美洲的历史；董立章、史式等史学者也提出了中华文明上万年的观点，等等。

流波提出创建

流波（刘博）从理论上系统地提出并创建了完整的新文明文化史观。流波对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人类文明文化史观进行最彻底的质疑和颠覆，结合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史学、社会学等等多学科和考古、神话、传说、宗教、民俗、天文、地理、历法、数理、气象、海洋等等诸领域从根本上、理论上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人类起源在中华”、“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华黄种是人类的祖种祖族”、“中华文明不是传统史观所说的五千年而是上万年”、“人类文明最早在长江流域发祥、发展并拓荒到全世界”、“以四大文明古国为代表的上中古人类文明都为中华民族所创造”、“古汉语是人类早期共同语言——其母语就是长江流域最早水稻农（糯）耕民族——糯民的语言——糯语”等等一系列惊人的、合乎逻辑的历史真本观点，从而从根本上、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破除“西方中心论”、还原中华并人类历史本来面目的新文明文化史观，是二十一世纪来新文明文化史观的创建者、集大成者和最给力者。

《源》及其它代表作

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简称《源》）一书是这一史观和理论的最强奠基作。 《源》一书对传统的文明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等进行甄别、扬弃，全面、系统阐述了新文明文化史观；作品资料繁富、引征广博、视野开阔、论述全面、汪洋恣肆、浑成一体，堪称人类文明文化史领域集大成之作。此外，前面已说到的李约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技史探索》和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的《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外，还有林河的《中国巫傩史》、宫玉海的《〈山海经〉与华夏文明》和《〈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王大友和宋宝忠的《中华先祖拓荒美洲》、王大友的《三皇五帝时代》及《上古中华文明》、董立章的《三皇五帝史断代》等等是为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