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七贤

“五老七贤”是泛指一百年前光耀在四川的一个传统文化群体。他们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他们中有前清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有“一生不做官，桃李满全川”的教育家。曾为政者，清廉刚正，循声卓著；为教者，扶掖后学，培育英才。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

清末民初，成都汇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他们中的不少人受到主持川政者的礼遇，其中的佼佼者被尊称为“五老七贤”。

大体上说来，主要人物有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庞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曾鉴、吴之英、交龙等等。

五老七贤中尤以赵熙的威望成就最大，赵熙为前清翰林，以为民请愿，弹劾权亲权贵有“铁面御史”之称，且以诗、词、书、画、戏五绝名誉海内，尤以诗词书法成就最高，有《香宋词》流传，当时称为“清末第一词人”，其书法赞为“荣县赵字”，蜀传统有“家有赵翁书，斯人才不俗”之谚，为世人所敬重。某年军阀部队在荣县打仗，当时赵熙住在东门，双方军官以赵熙德高望重，未开战之前先定下“君子协定”，不在东门开火，以免使老先生受惊吓。川中人感其事，把荣县城东称为“郑公乡”。林思进擅诗，诗与赵熙齐名，有《清寂堂诗》流传，当时诗界并称“林、赵”。

“五老七贤”多为通儒博学之士，可称为清末民初蜀中儒学的代表人物。当时有“蜀地文风盛汉时”的赞语，这一学术现象就与“五老七贤”的承传有极密切的关系。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流，又是涵摄百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五老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近现代历史的急剧变革时期，新旧文化的冲突非常激烈。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部分人也具有变法维新以来的新思想，但有些又是顽固的封建文化卫道士。

“五老七贤”著述宏富，如宋育仁的《问琴阁丛书》，赵熙的《香宋诗词集》、总纂《荣县志》，徐炯的《霁园丛书》，刘咸荥的《静娱楼诗文存》，衷冀保的《日本国史》，曾鉴、林思进编纂的《华阳县志》，都是有一定文化学术价值的著述和重要的乡邦文献。

“五老七贤”除文翰诗墨名扬学林艺坛，又互以名节相砥砺，他们敢于仗义执言，针砭时弊。赵熙在清末就是有名的“铁面御史”。诸公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处于官民之间，沟通政令舆情，既为官方尊重和忌惮，又为民众敬仰，深孚人望，为时所重。

1924年，军阀杨森踞成都，北洋政府任命他“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杨森次年在成都推行“市政建设”，强令拆民房扩建马路。民房要市民自拆自建，不予补偿，以致民众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以徐炯为首的“五老七贤”联袂至督署交涉、抗议，为民请命。此事弄得杨森甚为难堪，又不好发作。事后恼羞成怒，蛮横扬言：“我才不信你‘五老七贤’的脑壳是铜打铁铸，我就要试试看砍得落砍不落?”“五老七贤”们为社会主持公道，亦为地方恶势力不满，他们背地咒骂“五老七贤”是“五个烧火佬，七个讨人嫌”，足见一代学人不只是谦谦儒士。

民国前期四川军阀割据，战乱频频，成都尤其是征战之地，“五老七贤”常居间斡旋、调解，以弭干戈，客观上为市民减少了战祸之苦。

某年，军阀部队在荣县打仗，当时赵熙住在东门，双方军官以赵熙德高望重，未开战之前先定下“君子协定”，不在东门开火，以免使老先生受惊吓。川中人感其事，把荣县城东称为“郑公乡”。（东汉末年，经学家、教育家郑玄，字康成，山东高密人。因学问和德行名天下，故黄巾起义部队不扰其乡），将赵熙所在的荣县比做“郑公乡”，可见赵熙在蜀中的影响之大。著名民主革命家黄炎培当年就有蜀游诗赞道：“劫后民劳未息肩，每闻政论出耆年。蜀人敬老尊贤意，五老当头配七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