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本书亮点

目录

代序

精彩内容节选

基本信息

书名：我与中国民主同盟作者：梁漱溟

定价：43.00元

书号：ISBN 978-7-80170-947-9/D·84

字数：300千字

开本：16

印张：25.5

出版时间：2011年2月

版别：当代中国出版社

总策划：同道新文

内容简介

本书是梁先生在抗日战争到建国前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民盟领袖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所想：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成立、赴港创办《光明报》、访问延安、赴昆明调查李闻案、国共和谈的经过、国共和谈破裂的原因……民盟早期参政的重要历史事件一一进行了梳理。从第三方的视角，看特殊时期的中国、看特殊时期的国共两党，生动而具体，客观而真实。

通过本书我们不仅能充分了解早期的中国民主同盟，及其政治立场和政治作用；还可以看到一代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政治生涯的特殊一面。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梁漱溟是民盟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民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民盟常务委员、民盟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就开始为实现团结抗战奔走于国共两党；抗战胜利后，又为和平统一建国在两党之间奔走。从1938年到1946年，前后整整九年。“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梁漱溟怀着强烈的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敢于担当、勇于自任，于国家危亡之时，不避艰险，挺身而出，为国是奔走。也为民盟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曾被张君劢誉为“民盟之父”。

本书亮点

1、民盟眼中的国共；

2、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面；

3、最详细最客观的民盟早期历史梳理；

4、国共暗战，民盟斡旋。

目录

第一辑 卢沟桥炮声响起之后

卢沟桥炮声响起与“八一三”前后2

国防参议会5

一九三八年初访问延安12

山东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24

记一九三九年敌后之行30

统一建国同志会47

为我军自相火并事询问案53

为“绝对避免内战”的一个提案54

“皖南事变”发生后一段努力经过58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70

《光明报》发刊词80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言论公约82

释本报言论公约83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85

附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88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89

答国讯记者问91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94

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06

答国民党政府见召书116

中国民主同盟述略120

第二辑 八年抗战争胜利之后（上）

说明民盟主张：政治民主化 军队国家化

——民盟重庆支部茶话会上的讲话134

政府应保障人权 承认党派合法地位

——政治协商会议茶话会上的讲话135

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军事问题的提案136

梁漱溟对中国民主同盟提案的说明138

附录：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139

八年努力宣告结束141

今后我致力之所在144

延安归来147

1946年3月访问延安的谈话纪要152

特务不取消民盟不参加政府157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就当前时局在沪招待记者会上的谈话159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在沪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162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说明民盟对中共态度164

谈国府委员名额分配问题165

回忆参加调查国民党暗杀李闻案168

附录：当年《大公报》的几则专电173

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174

中共临末为何拒绝和谈220

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223

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228

就中央社报道辞去民盟秘书长一事的谈话240

第三辑 八年抗战争胜利之后（下）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致国共两党领导人电244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再提东北和平建议245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请蒋介石早日返京电246

中国民主同盟抗议西安惨案247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为下关惨案致国民党代表函249

中国民主同盟为西安王任李敷仁两同志遇害

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函251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就当前时局在沪招待记者会上发表谈话253

中国民主同盟为李公朴被害发表声明257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258

中国民主同盟就蒋介石“文告”发表谈话260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宣判事致政府代表函261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为张澜主席被殴事致蒋介石抗议函263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为张澜主席被殴事致张群等电264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为国民党政府

拖延李闻血案再致蒋介石函265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对召开国大事致蒋介石电266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说明对时局态度268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在沪招待记者说明三个问题269

李闻案调查报告书271

回顾八年奔走295

附录部分（之一）　有关书信辑录

致罗努生、周新民（1947年）306

致章伯钧等（1947年）308

致黄炎培（1947年）309

致民盟总部某先生（1947年）311

致民社党、青年党（1947年）312

致民盟主席张澜先生（1949年）313

附录部分（之二）　为《光明报》所撰文字选录

从“九一八”纪念而有的联想316

民主是什么——什么是民主？317

政治上的活路与绝路319

结束党治怎样讲321

论党治323

统一之道果何在？325

民主与党治——读孙哲生先生谈话书后327

纳粹作风的总检讨330

从国民参政会说到民意机关334

再论国民参政会338

附录部分（之三）　有关的回忆辑录

回忆随梁先生在香港《光明报》工作（李炳海）343

梁先生在沦陷前后的香港（萨空了）347

追忆梁漱溟先生为维护重庆民盟组织

与营救被捕盟员奔走经过（杨复全）355

哀悼梁漱溟先生（叶笃义）363

玄武湖上一席谈（何济翔）368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南京和谈与梁漱溟的折衷方案（赵锡骅）370

民盟被迫解散的前前后后（叶笃义）378

编后记（梁培宽）383

代序

“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

——寄晓青甥

青：

你不够了解我！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譬如我文内说：“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一旦料知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要无非自行其所信，一贯而不移。”其所行如此而不如彼者，自是其所知所信如此；而其所以能坚持乎此，力行乎此，不怠不懈者，那就是责任心了。在我这里虽不能无人情，却不许有俗肠。像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心理，可说自幼没有。像小资产阶级的逐求趣味心理，像革命党人的仇恨反抗情绪，在我这里如不能说完全没有，亦只是洪炉点雪。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在最大的问题中，我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做。例如：抗战之时，莫要于团结，就致力于团结；当建国之时，莫要于和平，就致力于和平。一旦和平似乎有成（1946年1月底），而事情有比参加政府更要紧的，马上就转移其致力之点。又一旦料知和平无望（1946年10月底），而事情有比武装反蒋更要紧的，同时自己又不赞成武装斗争，亦就马上转移其致力之点。总之，从来不做第二等事。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责任演到这步岂是偶然？固然没有什么“天”降之命，而正有其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在。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自然如你所云“背了包袱”是要不得的，但你如其离开这个有特殊任务在身之念，又怎能了解我！

这是不免于自大的；这样说话是难免引起人家反感的。然而我的生命正在此。我在危难中所以不怕死，就是觉得我不会死。特别是像香港脱险之时，那时《中国文化要义》还没有写出来，万无就死之理的。现在虽然不同那时，然而亦还有没有做完的事（非我做不可的事）。这话不对旁人说，但对你却希望你了解，而不怕你说我说大话。

漱溟

10月21日

注：这是1951年先生写的一封家书，寄给外甥邹晓青的。邹晓青是先生的大妹妹之长子，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参加爱国进步运动，1938年赴延安，1951年时工作于《东北日报》（沈阳）。

精彩内容节选

毛泽东的会谈

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他这种生活习惯，听说是在军中养成的。夜里面他将作战计划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他便睡觉，傍晚起来，听取报告，又做计划入夜。明天大家作战，他又睡觉了。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做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毛先生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先生（昌济）又同时教授于哲学系，彼此相好。杨老先生住居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随他同住。我去看杨先生，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

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莱肴。烟亦恒不离手。我曾问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说，人家传我有肺病，医生检查过没有的，但我患神经衰弱。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俭素。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赀。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

我和他的谈话，除交换意见者，另记于后外，兹选择几段，叙于此。

我问张闻天先生那两个问题，亦向毛先生问过。对于造成 1927年后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他有答复。大致分别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对照言之。即如国际一面，在那时各帝国主义者虽彼此有矛盾，而同惧中国之赤化，却使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国共之分裂，此盖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来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而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用中国之分裂，而行动适足以反迫成中国之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团结。上年（指二十五年①）西南两广为要求抗日有所举动时，和双十二事变之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动，皆为最好例证。他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之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更加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这是一段。

对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问题，他先转问我：我们（他自指）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与政权。——大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这又是一段。

我又问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听说共产党朋友常作自我检讨，不知亦曾检讨及此否？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他笑着答我道：你且说一说看。我说据我所见，有两个对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而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来看，十年间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因其在政治上若适合时势需要的话，则配合起军事，应当早成功了。

一是抗战之前到现在（指谈话之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这其中并无别的原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线走对了。对照来看，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

我末了说：我们祝望中国共产党今后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毛君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皖南事变”发生后一段努力经过﹡

——军队国家化的提出

这次努力之事由“皖南事变”所引发。

“皖南事变”的来由是：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名义，强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拒绝这种无理要求，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同时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引自《辞海》。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当时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9千余人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激战至13日，弹尽粮绝。为挽救危局，叶挺执行组织的意见，前往国民党顽军处交涉，上官云相将叶扣留。至14日新四军除2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袁国平中弹身亡，项英被叛变的副官杀害。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引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事记》，283页。

——编者

这一段经过，是1941年2月22日起，到3月27日为止的，其内容如下。其时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对于1月间新四军事件表示抗议，用书面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说：在他们所提善后办法十二条未经政府裁夺前，即不出席参政会①。而参政会已定 3月1日开会。所以居第三者地位的参政同人，不便坐视，特于 2月22日集会商谈。当日在座者，计有张君劢、罗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钧儒、邹韬奋等各位，黄炎培、冷遹等各位，而前届参政员章伯钧、张申府亦参加，连我自己共有十五人。大家商谈结果，推定左、罗及我共三人，负责起草几条意见，作为向双方说话的根据。当晚左、罗及我三人又作一度交换意见，而委托我来执笔。23日晚我写好之后，通知各位朋友于 24日集会。大家看了我所写好的，无甚修改，即依年齿为顺序而签名。第一为张表方（澜）先生，第二为褚辅成先生，余不必细数。除章伯钧、张申府两位未签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数，褚先生为国民党老前辈，素不存党派成见，此次亦自愿列名。

我写的共四条，其条文如下：

（一）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

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三）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三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四）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