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庙会以农历正月、二月和三月最盛，时间大抵在春耕以前，规模盛大，范围广泛。晚清至民国时期，慈溪境内较有影响的庙会计有精忠万寿寺庙会，洋山殿庙会，樟树乡文武殿庙会，胜山庙会，崇寿相公殿庙会，五里天妃宫庙会，宗汉眉山庙会，新浦曹娥殿庙会等。

简介

发展史

内容

兰街与庙会

庙会与农家生活

庙会交易行为

庙会利益分配

简介

慈溪的礼拜庙会据《余姚六仓志》记载：“二月十三至十九迎观音礼拜，化龙堰以西，尽为斋地。”说明庙会在慈溪境内纵横几十里内都极为兴盛。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二月中旬行观音礼拜。慈溪东部有“初一竖旗杆，十五行礼拜”之说。在一寺庙（庵）脚下占土结社，上有柱头执事，下有分类会脚，如龙会、炮担会、文旗会等。每一科会均有地产，部分地产租金作办“斋”之用。礼拜出社，斋船先发，在预定地点借斋，供给随社会脚人员中膳，继出“响团”，炮担在前。执事到齐出正社，领头的称“头旗”。接着头牌、月镜，对锣、对号、皇凉伞、帅府等，后穿插文武旗，大纛、土铳、锣鼓队、丝弦细十番和龙等。尾旗压阵在后。龙有长有短，短的十二节称十二肖龙，绣花抱彩，缀金闪银，十分讲究。如洋浦庙、吴山庙社的龙多属此类。长龙约有六七十节，长二三百公尺，如胜山庙社院堂村的长龙。眉山社的龙头最大，不进庙会。金山社有一条特别的“鸡毛龙”，舞动起来非常好看。每社礼拜要逢庙进香，见佛朝拜，这时有“盘场”主庙做礼拜戏，看戏进香，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发展史

坎墩娘娘殿兰街，天元关帝殿兰街，彭桥乡中街兰街。抗日战争爆发后，慈溪境内各种庙会很少活动，后虽有恢复，但规模不如以前，逐渐被物资交流会等其他形式所代替。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这些名称，可以说正是庙会形成过程中所留下的历史“轨迹”。作为一种社会风俗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庙会风俗则与佛教寺院以及道教庙观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和普及起来的。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同时，这一时期的道教也逐渐形成。它们互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在南北朝时都各自站稳了脚跟。而在唐宋时，则又都达到了自己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戎、水陆道场等等。

佛道二教竞争的焦点，一是寺庙、道观的修建。二是争取信徒，招徕群众。为此在其宗教仪式上均增加了媚众的娱乐内容，如舞蹈、戏剧、出巡等等。这样，不仅善男信女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而且许多凡夫俗子亦多愿意随喜添趣。为了争取群众，佛道二教常常用走出庙观的方式扩大影响。北魏时佛教盛行的“行像”活动就是如此。所谓“行像”，是把神佛塑像装上彩车，在城乡巡行的一种宗教仪式，所以又称“行城”、“巡城”等。北魏孝文帝太

慈溪庙会

和九年（公元485年）迁都洛阳后，大兴佛事，每年释迦牟尼诞日都要举行佛像出行大会。佛像出行前一日，洛阳城各寺都将佛像送至景明寺。多时，佛像有千余尊。出行时的队伍中以避邪的狮子为前导，宝盖幡幢等随后，音乐百戏，诸般杂耍，热闹非凡。唐宋以后庙会的迎神、出巡大都是这一时期行像活动的沿袭和发展。并渐次推广到四川、湖广、西夏各地。元、明以后，行像之风才衰落，很少见于记载。除了佛、道二教的“行像”，他们还在寺、观中举办道场，定期进行一些法事或佛事活动，坐等信徒俗众前往斋戒听讲，顶礼膜拜。原来属于民间信仰的报赛酬神活动，纷纷与佛道神灵相结合。其活动也由乡间里社逐渐转移到了佛寺和道观中进行。在佛、道二教举行各种节日庆典时，民间的各 慈溪庙会

种社、会组织也主动前往集会助兴。这样，寺庙、道观场所便逐渐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的场所了。而这些宗教活动逐渐世俗化，也就是说更多的是由民间俗众出面协商举办。这种变化，不仅大大增加了这些活动自身的吸引力和热闹程度，也使这些活动中的商贸气息随着群众性、娱乐性的加强而相应增加。在宗教界及社会各界的通力协助下，使庙会活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虽然这一时期的庙会不论从其数量还是规模，在全国都已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但就庙会的活动内容来说，仍偏重于祭神赛会，而在民间商业贸易方面相对薄弱。庙会的真正定型、完善则是在明清以至于近代。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就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这时的庙会又得名为"庙市"，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人们的需要，又在庙会上增加娱乐性活动。于是过年逛庙会成了人们不可缺少的过年内容。但各地区庙会的具体内容稍有不同，各具特色。

内容

慈溪庙会

除礼拜、庙会外，慈溪境内还有灯会和迎神赛会。旧时农历正月十三晚上称“上灯夜”，延续7天至十九日为“落灯夜”。在这段时间内，除每户人家在门口悬挂彩灯外，还要举行灯会游行。灯型有“跑车子灯”，“跑马灯”，“舞狮子灯”，“采茶篮”和“纱船扛”等。“车子灯”用彩纸丝绸糊扎，形似花轿，实作车子，美观灵巧。灯内为“姑娘”扮相的“车芯”，有乐队伴唱，常用《七朵花》，《九连环》、《十二个月花名》等曲调。最有风趣的是车子灯后面的艄公或艄婆，逗唱、嬉笑，令人捧腹。“跑马灯”装扮者，均为儿童，他们胸前挂马头，身后背个马屁股，手握马鞭，边唱边舞。曲调为《马灯调》。一般以四、六、八编队，不同颜色的“马匹”跑舞，马跃龙腾象征新春吉利。“舞狮灯”则由两人合演一狮子，一般4头编一队。舞姿有掀、扑、蹲、跳、滚等动作，以“剪刀舞”最好看。

狮子开大口，象征东亚狮吼，使人增添激越之情。“采茶篮”由一个少女高擎茶篮为导具，边唱边舞，出戏由群众选点，如《童子佬》、《大补缸》、《吕洞宾盘药材》等，并有“连响手”伴唱。“采茶篮”小型灵活，逢场出戏，富有特色。

慈溪庙会

“纱船”在一块木板上用彩绸扎成一条“船”，外挂彩球龙凤，内坐经过化妆的姑娘数人，称为“仙女”。每到晚上，“船”内灯火通明，“仙女”风姿绰约，并配以乐队，颇能吸引游人。灯会上街穿村活动，先发出“灯包”。“灯包”上刻着灯会名称和征求赞助的意见，乐意赞助者用原纸包好赞助金，多少不等，当众赏赐。灯包费的收入，一般多用于公益事业。迎神赛会以集队迎神保佑为内容。按民众生活的需求有多种形式，如“青苗会”在秧苗转青或遇灾荒之后举行，祈求年丰岁盛。“天医会”多在出现瘟疫时或在瘟疫流行之后举行，意在祈神医病。久旱不雨，则发起“龙神会”，行会至龙潭求神龙降雨。下半年庙会多称“兰街”，如彭桥、白沙、逍林、天元、周巷、浒山、坎墩等集镇。每当兰街期间商客游人云集，在神前问凶卜吉，也有祈财富，还心愿，求子嗣，卜婚配的。各地商贩择地搭棚设摊，香烛锡箔，农具山货，杂物器皿，糕饼小吃，百货竞销；各种摊档小店，形成数里长街。乃至江湖卖艺，测字算命，郎中行医等等，相聚成市；商贾资助演戏，赌主开始设局，人来人往，煞为热闹。西部地区，还设有拳坛，举行拳术比赛。每逢集会，各派武林高手，约定设场比武，以提高武艺，增进友谊。这种民间文化习俗一直延至解放初期。

兰街与庙会

慈溪庙会

兰街起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自解放初期开始，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物资交流大会，一般是在每年正月，时间约一个星期左右。老家天元是姚北重镇，交通方便，市面闹猛，店铺林立。如老字号的“巨泰南货”、“生生昌百货”、“生生堂药铺”、“蒋元大”等商号都是远近闻名，吸引了四方来客，商贸的兴旺为兰街的举办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小时候，记得兰街一开始，四邻八方的群众便蜂拥而来。西起朝北庵根东至潭河小学约一里半长的街道上立刻热闹起来，行人来往如织、拥挤不堪，想过潭河桥就得十分小心，因桥上没有栏杆怕被挤下河去。那时节所有的店铺都进足了货源借机促销；临时的摊位见缝插针叫卖助阵。百货绸缎、苏联花布、山货竹器、箍桶木器、五金农具、药材土产、文具图书、副食小吃等等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电子管收音机刚露面，许多人都围着听，啧啧称奇。花上二分钱看一次西洋镜或买一大张彩色图案纸板是孩子们的最爱，每幅图案可裁切成火柴盒大小，内容大多是梁山一百零八将、三国、红楼梦、岳飞传里面的人物，小孩子常拿它玩一种叫做“刮红毛人”的游戏，最多的时候我曾积累有三百多张，要是能保存到现在肯定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可惜后来都遗失了。此外，如果口袋里的压岁钱还宽余，就会买上一本小人书，或者买诸如老鼠糖球、金桔糖球、葱管糖、油炖之类的小吃，老鼠糖球用糖饴和面做成，里面包上黑芝麻、白糖或豆沙馅，外面再粘上糯米粉，吃起来甜糯酥韧，在当时十分流行，现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影。兰街最吸引人的要算是文艺表演了，浙东一带比较著名的剧团都来演出。绍剧团最拿手的是《三气周瑜》、《大闹天宫》、著名武生汪筱魁的“空心跌”引来阵阵喝彩。和合剧团和姚剧团在武圣殿等处演出了《梁祝》、《西施浣纱》等传统剧目，优美的越剧唱腔最能吊起妇女和老人的胃口。

另外如木偶剧团、马戏杂技、小热昏卖糖、魔术戏法也分别在天元小学操场、王家桥头、猪行弄口、当店道地各显神通，各有各的观众。那时没有电视，电影也很稀罕，平常没有看戏的机会，兰街戏曲群芳荟萃，为农村广大群众提供了一次丰富的文化大餐，也为春节增添了欢乐气氛。兰街又给邻乡的亲友们制造了探访的机会，路远的就会住下玩几天，

慈溪庙会

这时，孩子们就挤在一起睡觉，欢声笑语不断，真是开心。如果说春节是一首交响乐的话，那么经过祭灶、除夕、拜年、兰街等序曲和乐章后，庙会就是它的尾声了。“二月十九芦城庙、光棍老倌双脚跳”这一俚语印证了庙会的精彩和欢乐。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和演练，由各乡各村组织参加的春节庙会终于开始了。各支游行队伍像彩色的长龙蜿蜒渐进，串村过巷，引来男女老少驻足观看。各色会旗猎猎飘扬，会旗镶有锯齿型的花边，旗杆高达二三丈，需要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轮换举擎，旗杆顶端饰有长长的雉鸡毛和铜制的响铃，不同颜色的旗帜代表着不同地域的会众。队伍一次次停下来，进行各种文艺表演。彩车彩船舞罢、腰鼓秧歌跟上，假面大头娃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引来阵阵的笑声，也有化装成唐僧、悟空、八戒、沙和尚及赵子龙、穆桂英等戏剧人物的踩着高跷鱼贯而来，民间乐器合奏的戏考班又似仙乐下凡，优美动听，由美少年装扮的“观世音菩萨”坐在轿子里更是吸引了众多赞赏的目光。值得一提的是阵容整齐的舞龙队，十多名小伙子穿着一色的服装、一色的裹头、舞着龙身时而滚动，时而起伏，线条流畅，首尾呼应。一条黄龙舞罢，不久又有青龙或白龙相继表演，而且龙的颜色与队旗、队服相同，遇上大一点的场地，几条龙同时起舞，场面非常热闹壮观。傍晚，游行队伍陆续返回，聚集在村子的大道地举行灯火晚会，从桥头到河岸两边，挂起了许多彩色灯笼，映得河水流光溢彩，如梦似幻，在彩灯和气灯的点缀和照映下，一座精美的高台阁耸立在观众中间，少男少女扮演的戏曲人物鱼贯亮相，引来阵阵喝彩，是夜，人流如潮，欢声迭起……庙会，作为春节的“压轴戏”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影像。随着岁月的递增和社会的演变，兰街和庙会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这当然与我们不断丰富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有关，但是作为一种节日文化，她那祥和欢乐的气氛和浓郁的民俗民风必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庙会与农家生活

遍布江南的乡村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息息相关。本文从消费偏好、交易行为和利益分配三个侧面，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缘于特定的社区亚文化，传统的庙会消费偏好，构成为不合理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阻滞着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生成。近代乡村庙会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相扣联，具有经济理性而又无助的农民在庙市上的交易行为，是其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所作出的艰难选择。以庙市来枢纽家庭手工业品的农民，深受此类原始短期地方市场之害，而与其它利益既得阶层形成的鲜明反差。

庙会交易行为

慈溪庙会

在桐乡乌镇，每年从农历三月初一到月半，土地庙照例有“‘庙会’式的临时市场”，称“香市”（注：茅盾：《故乡杂记》，《现代》第1卷，第2期，1932年7月。）。赶香市的主要是农民。乌镇香市也有一般庙会常有的生活日用品买卖，但桑秧的交易是其颇具特色的重要交易内容。桑秧，即桑树的幼苗。在蚕丝业发达的江南乡村，这是一种必要的生产资料。被称作“桑秧客人”的外路人看准了这个重要市场的存在，每年跟戏班子一同来到乌镇：“桑秧客人”来了，“香市”也就快到，戏班子船跟桑秧船停在一处。“桑秧客人”提供的桑秧种类有很多的“辈份”：排行“老大”的有“一人高，两叉儿的，通常一棵一棵散放着”；“差不多同样高，然而头上没有两叉儿的，那就四棵或者六棵并成一组，并且是躺在地上了……它们是桑秧一家子里边的老二。还有老三，老四，老五……自然也只有躺在泥地上叠‘人’堆的份儿了，通常是二十棵，三十棵乃至五十棵扎成一组。最末了的‘老么’们竟有百来棵挤成一把儿。你远看总以为是一把扫帚。”（注：茅盾：《桑树》，《申报月刊》第3卷，第9期，1934年9月15日；本节未注明出处者均来源于此。）在19世纪20年代初的乌镇香市上，即使是“老么”辈份的桑秧也都有相应的买主。那时，国外内蚕丝业市场运行相对稳定，一些“会打远算盘的人”，便可能进行土地经营的分割，决定中长期投资。“身家在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富裕农民黄财发就“特地”去“香市”买“老么”来种。种植“老么”就必然要分割出一块“搁上十年再收利”的空地，因为“要把这些‘老么’调理到能够派正用，少说也得十年！”他首先付出了这块土地的机会成本；“他有一块地，据说是用得半枯，非要让它醒一醒不可了；他花三毛钱买了两把‘老么’桑秧种来，就种在那块土地上。”

庙会利益分配

慈溪庙会

仅从庙会经费来源上看，地主和工商业者负担较多，农民的贡献并不大（注：小田：《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然而我们如果把庙会“利益既得者”进行一下比较，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愿意为庙会慷慨解囊、甚至一掷千金！先看一般商人。从经济交换关系上说，庙会也称为“庙市”。庙会期间，商业和有关的服务行业营业陡增。浙江上虞北乡的小越神会热闹异常，“自百宫、马家堰、上塘、谢家塘来越之船纷集，船户利市三倍，缸甏摊设于上街九如堂门口，买者甚众。此外洋广货，衣服、鞋帽、笔墨、农器、无不齐备。本镇京货业如成丰泰、采生、彩彰、泰生各号，顾客猥集，昼夜不绝。”（注：《小越神会之热闹》，《上虞声》1928年11月30日。）19世纪70、80年代，随着近代工业在江南的出现，一批地主开始了向产业资本家转化的历程，但他们在榨取剩余价值的同时，又从事地租、商业和高利贷剥剥，往往是地主、企业家、商人和高利贷者几位一体。这些人为庙会捐资，旨在通过庙会获得更多的补偿，如商业利润、服务业收入以及操纵庙会农产品市场中所获的高利贷性质的暴利等。庙会也是庙董、特别是寺庙住持财源茂盛的好季节，他们实际上也是从事地租剥削的地主。

据一些老人回忆：历时九天九夜的浙东灵峰山葛仙翁庙会结束后，那些未燃完的蜡烛，成几担、十几担地挑往山下，烊化后重制卖出，成为灵峰寺“一笔小小的额外财源”（注：沈志远、乐炳成：《灵峰山“葛仙翁菩萨”信仰的调查》。）。据称，三月初三上巳节，常熟祖师山庙会历时仅一天，但这“一天的收入，可供众僧一年食用”（注：《港口地方志》第29页，张家港地方志办公室。）。其中的赚钱门道在哪儿呢？1929年春，常熟老城隍庙发起庙会，

慈溪庙会

“当时佞神者络绎不绝于途，闻每份收洋一元，并供以素膳，……该庙羽士于此收入除开销外，尚多数百元”（注：《市乡通讯·道士意外得款》，《常熟之日报》1929年4年11日。）。在太仓璜泾，赴“猛将会”的老太们，基本上是自带冷饭，潦水一淘，蚕豆下饭。庙里提供的茶担服务是有偿的：“每一桌供茶一壶，向每一个老太，征收铜板两枚”（注：严洗尘：《五月廿一的太仓》。）。业主们为庙会出资不是没来由的。旧时无锡城乡庙会不断，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惠山东岳会。无锡自古便是全国闻名的四大米市之一，传统的商业、手工业极盛，进入近代以后，纺织、缫丝、造船等现代工业发展更快。各行之间竞争激烈。而庙会是轰动城乡、沟通八方的综合性集会，在传统社会，对于企业（业主）来说，象这种展示实力、赚取声望的机会并不多。在这里，它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展开了竞争。参加庙会的行业，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使各自资助的庙会更为“体面”，借助神的风采来展示行业的实力。所谓迎神赛会，就暗含着行业竞赛的意义。无锡北塘的米业和西门的缫丝业，历来势力最大，它们赞助的惠山东岳出会，场面自然壮观（注：朱海容、钱舜娟：《江苏无锡拜香会活动》，《中国民间文化》第5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四月十五日夜城隍诞，诸神赛会往贺。十六日之“谢酒会”为诸会之冠，“由北塘商贾所集，出钱易也。”（注：黄茆：《锡金识小录》，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念祖活字刻本。）也许，企业捐助所获得的利益不是有形的，或者是立竿见影的，但在现代媒体未普及的时代，在区域市场占重要地位的时代，精明的江南业主们眼光一点也不“小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