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弘扬慈善文化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要在全社会造成浓郁的“人文关怀”的氛围，减少冲突，调和矛盾，使社会呈现一种稳定和谐的状态。

一、慈善文化的理念

二、慈善文化价值观(1、平等互助的理念。 2、依法行善的理念。 3、企业公民的理念。 4、慈善无界的理念。 5、开拓创新的理念。)

三、建设慈善文化要做好几个结合(1、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2、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3、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4、与社区文化相结合。 5、与消费文化相结合。 6、与传播文化相结合。 7、与宗教文化相结合。 8、与博彩文化相结合。 9、与精英文化相结合。 10、与公职人员从业文化相结合。)

四、如何推进慈善文化建设(1、要积极推进“依法行善”的制度建设。 2、主动与企业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 3、要运用“营销文化”推动准市场化筹款。 4、培育“人脉”构建慈善工作公共关系网。 5、要精心策划组织慈善文化活动。 6、要切实做好慈善事业的宣传工作。)

五、美国慈善文化的渊源

六、中美慈善文化比较(1、美国人何以慈善 2、中国慈善事业的富豪缺位 3、是什么挡住了富豪捐赠 4、富裕孕育奢侈而非慈善)

七、英国慈善互助事业(互助游戏起源 互助游游戏的特色)

八、慈善文化杂志介绍

九、中华慈善总会

十、中国慈善事业现状(1、慈善事业需要慈善文化的感染 2、转型期慈善文化 3、慈善文化现代化发展 4、慈善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 5、现代慈善不等同于“功德”)

十一、中国十大慈善机构

一、慈善文化的理念

1、平等互助的理念；2、依法行善的理念；

3、企业公民的理念；

4、慈善无界的理念；

5、开拓创新的理念。

二、慈善文化价值观

基于慈善事业的宗旨，弘扬利他主义价值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慈善事业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慈善事业必须有良好的“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需要有文化的承载和激励。于是，在经历了初创时期的“热闹”过后，在行政动员缺乏对慈善事业持久影响力的状况下，我们又如何去面对可持续发展的命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建构慈善文化，发展慈善文化。

基于慈善事业的宗旨，弘扬利他主义价值观，就要确立如下理念：

1、平等互助的理念。

政府组织为第一部门，企业组织为第二部门，非营利组织为第三部门。三个部门具有各自社会职能，建立起社会的组织架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作为公益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超越了施舍恩赐的含义，而具有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助互爱、共同进步的新内涵，帮助了弱者就等于帮助了自己，帮助了社会，实现了自身的生活理念和价值目标。

2、依法行善的理念。

我国慈善事业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在98’抗洪以后，慈善事业冲破种种“左”的观念的束缚，全面走向前台，改变了曾经有过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局面。随着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也给积极扶持和规范管理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慈善事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建立健全法规政策的制度环境。依法治国同样需要依法行善。

3、企业公民的理念。

“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慈善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慈善家。现代社会的“企业公民”理念告诉我们，企业是国家的法定公民，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为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作出贡献。评价一个企业的成功，不单是实现超额的利润，理所当然还要包括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宣传“企业公民”的理念，就要为建立“慈善家”队伍开辟道路，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4、慈善无界的理念。

慈善事业的重要标志在于高度的开放性和社会化。“慈善”是我们的共同的“机构品牌”和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克服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的狭隘地域观念，因为这背离了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理念；要克服由于“行政力”影响形成的地方封闭式援助机制，因为这背离了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价值观。要创新工作机制，构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协作平台，强化“大慈善”的社会观念，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化程度。

5、开拓创新的理念。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大踏步前进，在这个每天都在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中国的慈善事业必将大有可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把慈善事业摆上了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必须看到，由于体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们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慈善事业的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土实践，开创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现代慈善事业的新局面显得尤为重要。

三、建设慈善文化要做好几个结合

我们在建构慈善文化价值理念的同时，要从社会发展的大视野中把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与各种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中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提高公信力，推动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以德治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弘扬慈善文化发展慈善事业理应成为两者的重要载体。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为我们建设慈善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慈善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慈善文化应该为塑造人性德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出贡献。营造“以人为本”“助人为乐”的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是慈善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2、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许多优秀的成分，至今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何应对这把“双刃剑”，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旧的道德传统已不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道德体系尚未成型，这中间的“断层”如何衔接？慈善文化应该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新的道德体系做更多的事情。“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迪，我们要做的实在太多。

3、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离开了企业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企业的成功得益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核心竞争力离开了质量和品牌也是不可想象的。慈善机构的准市场化策略告诉我们，慈善文化必须积极主动地溶入企业文化，慈善机构要与企业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强化服务意识，努力为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要积极倡导“公益营销”，利用公益平台，推动企业“品牌”的发展。要当好企业的“公益”顾问，使企业参与慈善事业视为一项有良好经济效益的社会投资。使企业为善不仅是“最乐”，并且是“好生意经”。要通过慈善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培养企业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慈善机构与企业达到双赢，并逐步培育一支慈善家队伍。

4、与社区文化相结合。

要加快发展慈善事业，光靠几个机构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人文关怀的重心在基层。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使慈善事业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凸现。社区的原则是以人为本、互助互利、奉献爱心，民主自治。社区文化的核心是“志愿和奉献”，慈善文化与社区文化的结合，对于改善社区环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建设一个现代新型社区离不开慈善公益事业，慈善公益事业在基层社区建设中大有可为。

5、与消费文化相结合。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加入WTO，全方位开放市场，国外知名品牌大举涌入，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和高消费群体。当我们看到一些人花千元、万元买盒化装品买款新衣的时候，慈善机构也在为筹募百元千元去救助一个失学的学生，一个残疾人，而四处奔走。这中间难道没有我们应该感悟的东西吗？消费时尚和公益时尚这原本是社会发展的表现，我们应该在消费时代到来的时候，使慈善文化渗透到这个广阔的领域中去，推动慈善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结合，使富人更多关注穷人，使人的外在美与内在美得到和谐的统一，使公益时尚与消费时尚一齐引领时尚的潮流。

6、与传播文化相结合。

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现代传媒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它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慈善机构与媒体合作开展慈善事业的宣传报道，策划和组织各种形式的救助活动，呼唤社会公平营造“人文关怀”舆论环境等，都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样，慈善事业的宣传报道对于丰富传播文化，提升媒体品牌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慈善公益类的报刊杂志逐年增多就是一个例证，慈善文化与传播文化的结合已显得越来越紧密。

7、与宗教文化相结合。

慈善不是宗教，慈善文化也不是宗教文化。但是，不论何种宗教，都有弃恶扬善，救苦救难的思想内容。在中国，不少佛教机构扶贫济困“普渡众生”的善心义举，为配合政府的社会保障工作，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台湾佛教慈济会多年来在内地开展赈灾救助工作，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开展的各项扶贫济困活动，浙江普陀山佛教协会创办的孤儿学校等都彰显“慈悲济世”的情怀，佛教机构参与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当我们看到大批善男信女烧香拜佛，无私捐献的时候，他们祈求的是平安幸福，健康长寿。他们得到的回报除了精神的抚慰和对未来希冀，是不是应该引导他们更多地溶入现实生活，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教精神化为爱心行动，使慈善文化与佛教文化有机结合，把慈爱的光和热奉献给社会。

8、与博彩文化相结合。

博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博彩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属于现代社会的博彩业并由此而产生的博彩文化在中国内地的历史并不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正式发行的只有福利彩票、体育彩票，除此以外，有的企业营销和竞技评奖中多少带有点博彩的成份。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博彩业是筹集慈善资金的重要来源，它对于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帮助弱势群体，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不能把博彩业与赌博简单地混为一谈，从而制约了博彩业的发展，导致大量慈善资源的流失。我们应该对博彩业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利和弊两方面做出科学的评估，从疏导、发展、规范入手，推动博彩业的发展，为我国的慈善事业筹募更多的善款。

9、与精英文化相结合。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导致优胜劣汰，竞争导致人才辈出。科、教、文、卫、体是精英荟萃之地。精英人物尤其是文艺界的精英人物是公众人物，人们在敬佩精英们骄人业绩的同时，也更多地关注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公益形象，这是公众人物所必须肩负的社会责任。正因为公众人物的社会感召力，所以慈善事业离不开精英人物的参与。精英人物也应该成为慈善事业的形象大使回报社会。在中国，精英人物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尚未形成浓郁的氛围，除了媒体经常可以看到的濮存昕、蒋雯丽作为“预防艾滋病形象大使”时有亮相外，其它的乏善可陈。而不时听到的演艺界精英人物参与慈善义演拿高额报酬却成为“爆料”而遭公众唾骂。在中国，慈善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结合做得很不够，精英人物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慈善机构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两者都要付出不懈的努力。中国的精英文化应该为创建和谐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10、与公职人员从业文化相结合。

我国的公职人员队伍庞大，人才汇聚。一方面公职人员依法行使公权，为社会服务，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同时，公职人员的责任感和纯洁性，对社会风气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公职人员不仅要“以人为本”，善待纳税人。公职人员更要率先垂范，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做扶贫济困的带头人。我国慈善事业十年的发展证明：一个地方的慈善事业发展的快不快，与政府的推动和公职人员的垂范有着密切的关系。假设一个地方管理混乱，腐败案件不断，社会环境恶劣，要去发展慈善事业，那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文化应该成为构建公职人员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溶贯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影响和带动社会。

综上所述，慈善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它渗透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中，需要我们去潜心研究、发现和领悟。但是作为一个慈善机构来说，它的生存与发展首要的是抓矛盾的主要方面，高效地调动社会资源，树立“品牌”形象，这就要优先考虑做好慈善文化与企业文化、传播文化结合这篇大文章，建立互动机制和伙伴关系，形成竞争和参与的能力。

四、如何推进慈善文化建设

慈善文化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形成慈善文化的环境归根到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当前来说，慈善机构必须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将全社会和整个市场环境当作我们的工作平台，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把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密切结合起来，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1、要积极推进“依法行善”的制度建设。

要树立“依法行善”的观念，积极向政府建议献策，配合政府完善公益事业的法制环境，研究解决捐赠、救助、投资、监督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要统一捐赠优惠政策和解决发展成本。要通过建立法制环境，使慈善事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更趋规范，使“玻璃瓶”事业真正成为大众的事业，社会的事业。

2、主动与企业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

要倡导慈善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宣传慈善意识，提升企业品牌的“公益价值”，在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中塑造企业的公益形象，引导和协助企业成为慈善事业的生力军。要贯彻《基金会管理条例》，推动非公募基金的发展，互助合作，共同成长。

3、要运用“营销文化”推动准市场化筹款。

要推广服务就要学会“公益营销”，实现商业利益与社会公益的有机结合。当然“公益营销”有别于企业的“产品营销”，我们销售的是自己，是慈善的“品牌”，是慈善机构的服务态度。如果我们的营销成功了，社会主体接受了我们的理念，慈善机构与企业才能达成一种“默契”和“双赢”的局面。

4、培育“人脉”构建慈善工作公共关系网。

要积极拓展慈善工作的社会网络，利用各种信息渠道宣传自身的理念，培育捐赠人队伍。要强化慈善事业的社会化观念，建立广泛的社会协作关系，充分利用专业化的社会力量和义工队伍，开发和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拓展慈善机构的社会活动领域，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力。

5、要精心策划组织慈善文化活动。

做慈善工作，不仅是物质的救济，更多的是弘扬慈善的观念，塑造人人乐善好施的社会环境。要通过策划举办义演、义拍、义卖、义诊等各种形式的慈善活动，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要通过评选“慈善之星”、“慈善人物”、“慈善大使”，举办“慈善活动周”、“慈善音乐会”、“慈善书画展拍”、“慈善一日”征文，表彰优秀义工、“慈善大使”、“慈善家”等，倡导慈心义举，营造慈善氛围，促进道德文明建设。

6、要切实做好慈善事业的宣传工作。

要与新闻媒体密切配合，进一步加强对慈善事业的宣传报道，并通过合作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使慈善宣传成为媒体的“热门版块”和“焦点话题”，形成慈善公益的舆论氛围。要积极开展慈善事业的理论研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办好慈善机构的宣传刊物，组织国内外的考察交流，积极探索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把慈善文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五、美国慈善文化的渊源

2000年1月，世界第一富豪盖茨决定两年内淡出微软公司的业务，专力从事慈善事业。世界第二富豪、“股神”巴菲特决定向慈善基金会捐资3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交由盖茨夫妻的基金会管理。这两件事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盖茨和巴菲特均为美国人。在美国，慈善文化有相当长的历史（与美国国家的历史相比而言），有其独特的理念和做法。据说，美国慈善文化主要基于一种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这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财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

19世纪的美国富豪卡内基写了“论财富”一文，被称为“财富福音书”，简明而直率地阐明与此相关的理念。

卡内基认为，把多余财富作为遗产让亲属继承，虽是人之常情，却往往给接受人带来利少弊多的影响。“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他对国家征收累进遗产税的做法表示欢迎，认为“国家通过征收遗产重税表明，它谴责自私的百万富翁的毫无价值的生活”。卡内基毕竟是白手起家的财富拥有者，因而具有超越金钱的生活体验和价值意识。

卡内基认为，处置多余财富，让其真正有益于社会是一种本领。“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他不大主张把财富零零碎碎地分给老百姓，而是采取办企业的方式管理，其目的却是为了公众利益。卡内基本人办了有名的基金会，向贫困人群、教育和文化事业提供资助。当前，盖茨的慈善活动也是通过基金会方式进行。卡内基认为，不分对象地大发善心是人类进步的障碍，济世救人之举主要应考虑如何帮助那些能自助者。

卡内基认为，富人的责任是“成为生活简朴无华的典范”，将多余收入视为由其管理的信托资金，让有思想而且认真的人精心筹谋运用。富人行为是否得当应由“明达的公众情绪”判断。富人应在生前处置好自己的财富，使之有利于公益，“死时越有钱，死得越丢脸”。

马克思称美国是一个“既无时间概念，又无暇去清除旧世界意识的特殊的新世界”。卡内基就生活于这样一个进行着“朝气蓬勃而又狂热的物质生产运动”的“新世界”里。面对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和摩擦，他产生了上述理念，即“恰当地管理财富，以使同胞手足之情能维系贫富之间的和谐关系”。从历史上看，他的思想对维系美国社会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影响力迄今仍在，所以值得一述。

六、中美慈善文化比较

1、美国人何以慈善

“在美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聚敛财富。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而且你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这是美国著名经济时评人理查德·兰伯特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曾经放出的高论。

的确，在美国，人们并不景仰富人，而是景仰对社会有所回馈的富人。正因为如此，《商业周刊》每年公布的慈善家排行榜比《福布斯》的每年公布的富人排行榜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性机构比较研究计划的统计数据，在美国各地和社会各阶层，人们捐出的善款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多得多。2001年，个人捐款的数额高达1610亿美元，来自遗赠、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达到了2120亿美元。这个数字表明，捐款数额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50%。在除去宗教捐款之后，捐款数额也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是英国相应比率的2倍，法国的3倍。

美国私人慈善业如此之发达，慈善家如此之慷慨，的确让人感慨:美国人何以仁慈？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说过，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和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约束。将这一原理用来分析美国人何以如此钟情私人慈善事业，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美国特有的慈善文化造就了众多的富人慈善家。

美国特有的慈善文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我称之为“罪富文化”、“互济文化”以及“个人主义文化”。

美国的“罪富文化”，不同于中国人通常所说的“仇富文化”，而是源于基督教传统中对“富人原罪”的说法。早期基督教谴责、愤恨和否定整个世俗世界的财富、富人和人的情欲，对商业活动基督教会更是持极端否定的态度，认为商人贱买贵卖，其罪恶甚至超过盗窃;商业贸易会助长人的贪婪而放弃对上帝的追随;“基督徒绝不应该做商人”。因此，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认为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并以下地狱和“上帝”的震怒作为对罪恶之人的威慑。而富人要想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将自己的全部财富都捐赠给穷人。

尽管后来随着资本统治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基督教关于富人原罪的观念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性发生激烈的冲突，迫使基督教教会不得不重新以上帝的名义解释商品经济。但整体上讲，基督教义中关于富人原罪的说法却早已深入西方人的骨子里头，潜存在其文化血脉之中。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耐基被公认为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之一，他于1889年发表的题为《财富的福音》一文已成为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经典之作，而恰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关于“富人原罪”的教义深深扎根于卡耐基人生哲学之中:他写道，“过不了多久，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将之捐赠出去）的人们就会受到公众的唾弃。人死富有，死而蒙羞。”而另外一位美国现代私人慈善事业的奠基者石油巨子约翰·D·洛克菲勒，从小笃信基督教。尽管他发了财，但他生平多次公开宣称他对财富的厌恶。而且他一直践行着基督教义所倡导的最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并在去世前将其绝大多数财富捐赠出来。可以说，正是“富人生而有罪”的潜意识不停地提醒着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富豪们:要想进入天堂，先将你的财富捐赠出去才行。

美国人热衷于私人慈善事业的另外一个文化背景是“互济文化”。众所周知，美国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美国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后来尽管美国立国，但一直到联邦宪法通过之前，政府都没有被赋予任何税收的功能，因而也没有办法给予公民任何社会保障。这种状况迫使人们不得不组织起来实行自治，彼此互助互济，以社区为单位的互济活动因而十分普遍。比如美国早期慈善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通过大量的个人捐款以改善其所在的社区，创立了地方公民组织（如志愿者救火队）以及其他公益设施与机构。这也形成了传统。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所言:“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

美国私人慈善业的所谓“个人主义文化”，并非中国人通常理解的“自私自利”。其内含是强调“个人优先于政府”。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政府的本能的不信任感。因为按他们的说法，“人性本恶”，因而那些由“性本恶”的人组成的政府并不会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在慈善事业上也如此。美国人怀疑政府的公共慈善事业广泛存在低效率及官员中饱私囊现象，因此，更愿意投身私人慈善事业。二是个人责任感。他们认为，提供慈善捐赠是优秀公民的义务。

2、中国慈善事业的富豪缺位

与美国富豪热衷于私人慈善事业相比较，尽管中国富豪中也不乏慈善家，但整体上讲中国富豪们的形象并不佳：一方面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另一方对慈善事业上十分吝啬。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统计，在记者随机调查的国内10家较知名的慈善公益组织中，其中8家给予了否定答案，还有一家答复不确定，另一家存有富豪捐赠记录。中国富豪在慈善方面的不作为集中表现在去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中华慈善总会的新闻发言人邵先生说:“我们接收到捐款总计774.7533万人民币，其中只有一个以个人名义捐款的富豪，捐了200万人民币。”而作为另一个捐款接收单位——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却说:“没有什么富豪捐款，我们收到的大多是以企业名义捐的款。”而且据了解，这其中也鲜有那些富豪们的企业的名字。

相反，许多企业曾经鼓吹的善举最后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终。他们在对自己的善举进行广泛宣传之后，却一直拖欠基金会的款项。如某知名奶业集团，向一家基金会捐赠时，提出各类宣传条件，并且最好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满足后，该企业报出的100万元捐赠仅到账20万元，余下的80万元，演变成“收账”马拉松。

据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当前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青基会，在政府背景、品牌效应等因素作用下，已经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两家慈善公益组织，但其一年运作的公益善款分别只有8000万元、6000万元。另一家去年经过改革而新崛起的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筹款规模从过去的每年1000多万元上升到6000万元。而这些机构收到的善款，平均70%以上来自于国际捐助以及香港、台湾地区。而在非官办的草根公益组织中，这一比例可以达到100%。

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比较美国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分配6700亿美元、占到GDP9%的资金规模，国内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GDP的0.1%。

3、是什么挡住了富豪捐赠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的邓国胜教授认为，中国企业捐赠不积极，很多是制度上的原因。一是税收，目前国内法律不像欧美等国家，对慈善捐助并无免税待遇，善款仍然上税;二是国内慈善公益组织影响力不够，必须要发展民间组织。

范宝俊、徐永光身为最大官办慈善机构的领导人，自然深谙体制之痛。他们表示，我国绝大多数慈善公益机构为“官办”性质，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不发展民间公益组织，就没有中国第三次分配的发展。

但中国民办公益组织的注册登记，又是难乎其难。根据邓国胜的研究，目前为数不多的草根公益组织，相当多的是工商注册登记，像廖晓义女士的地球村，其每年仍要像营利性企业一样交税。

今年3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第400号国务院令，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将从6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首次规定，在成立全国性劝募基金会之外，企业和企业家个人可以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型私立基金会。这意味着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可以通过设立基金会的形式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物，从而拓宽了捐助渠道。

一位参与了《基金会管理条例》讨论的学者表示，新的条例已经减弱了政府在慈善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本来准备写入条例的“私募基金”最后还是改成了“非公募基金”，民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对于基金会的双重领导体系也没有得到改变。他坦承，只有随着政府规制能力提高和基金会公信度的提高，才能再适时对该《条例》进行修订。

当然，据专家介绍，其中的内容还是有着相当的进步。比如，对基金会行政开支的规定，解决了历年来的许多问题。过去的管理规定要求，慈善组织行政经费只能靠善款的银行利息，但国内的善款很少是长期性基金，多数为一次性捐赠、临时存放的“待拨”善款，而银行利息也在逐年降低，依照这样规定，越大的慈善机构亏损越厉害。

NGO信息咨询中心的商玉生先生说，这次即将公布的《条例》，遵循了国际惯例，规定今后的基金会，可以在当年支出善款的总额中提取不超出10%比例的行政经费，这是此次立法的最大突破。

4、富裕孕育奢侈而非慈善

去年，美国《时代》周刊关于中国富豪们的生活方式的报道，曾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该报道指出，中国富豪大多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文中说，“很多富庶阶层不负责任的挥霍行为应该归咎于他们的低素质。”“或许正是因为很多中国富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发家致富，他们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的仅仅是盲从和眩晕。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已经不仅仅是无度的挥霍，更是愚蠢的攀比”。文中还援引了中国大陆一些学者与官员们的话，认为这些富豪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对中国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比如，已经有人指出，政府未能为中国富豪成为慈善家提供一个好的制度框架。但我以为，中国本土的慈善文化未能健康发展是中国富豪未能成为慈善家的主要原因。

客观地说，尽管有人争辩说“基督罪富文化”未必对富人真正公平，但无论如何，它构成了对富人的一种有效的心理制约，使他们不致于滥用财富。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也不是没有“罪富文化”的一面。众所周知，中国“重农抑商”以及“重义轻利”的传统延续了数千年，而且在这种传统下，中国古代富人乐施好善的事迹与历史也相当久远，但为何到了今天，这种文化传统反而对中国发迹富人失去了作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罪富文化”已经受到了彻底的摧毁;整个民族心理由“罪富”变成了“崇富”与“罪穷”:富人成了人人仰慕的对象，而穷人反而被认为天生该穷，身负原罪;而在基督教义中，穷人才是清洁的。

即使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某些知识者与经济学家仍然在用尽手段摧毁中国文化中最后一点“罪富意识”:连国家按照法律规定追究某位富豪偷漏税，也被这些知识者与经济学家斥之为“仇富运动”;而“仇富情结”已被他们视为妨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实际上，中国富人与早年的欧洲富人以及当下的美国富人相比，他们致富的手段与路径之“恶”，更应让他们良心感到有“罪”。张朝阳为此指出:“说中国人仇富的一般都是那些现行的富人阶层和他们的直接受益人！说中国人仇富一来给中国人抹黑，特别是给中国平民抹黑。言下之意很明显，穷人们不仅自己没本事，而且还红眼病见不得别人好！二来也可自己打气，毕竟做贼心虚。中国现在的富人多数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多少价值，而是依靠权利分配不公使他们成为富人。中国的富人不可谓不多，但是有多少人敢把自己财产拿到阳光下来？这富人的财产有多少是损公肥私？有多少是官商勾结？有多少是贪赃枉法？多少国家和其他公民财产到了他们自己的名下？多少的工人下岗是由他们造成的？有多少的农民失地是他们造成的？他们自己心里有数！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确实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现阶段的中国这样的富人却只是少数！”

为了使中国富人成为慈善家，我还是主张适度的“罪富文化”，只要不是“劫富文化”是有好处的。相反，如果中国社会仍然一味朝着“嫌贫爱富”方向走，对富人没有约束，在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十分惊人的背景下，最后，社会可能会因断裂而走向对富人的清算。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越晓所说的:“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健全的道德或者说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基础上，才如同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则，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诚信的大厦会倒塌;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仇富的心理会演变成另一场暴民政治;我们同样不知道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会不会遭到破坏，从而出现旧体制复归。”

七、英国慈善互助事业

英国慈善机构 会员互助事业致力于帮助全球最贫困、最需要救助的人们。它代表全英50多个著名的国际慈善机构。每一年，“英国慈善机构 会员互助事业”及其分支机构都会接触到发展中国家的2亿多生命，解决其灾难救助、教育、健康培训和旨在提高自给自足能力的经济项目。英国慈善机构爱心互助事业专门负责亚洲地区，其目的在于改善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准、健康状况以及各国的经济发展。

“英国慈善机构 会员互助事业”建立于1956年，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英最知名的慈善机构的领头羊。它在强化全民的捐助意识，扶弱济贫，体现上帝的救赎精神上起到了英国政府所无法比拟的作用。英国政府用于国外援助的金额不到英国政府财政预算的1%。

正是由于多年来英国有很多公民的支持，才使我们的慈善机构能够更好地帮助地球村的最贫穷居民。今天，英国慈善机构会员互助事业在亚洲地区推出了一个自助的“消灭贫穷”，“奉献爱心”活动。其理念是“自助者天助之”。今日，您献出了一份爱心，当明日您获得了无数回报之后，不要忘记当今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同时要在关键的时刻伸出您的援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和人民。只有这样，“您的存在才会使这个世界从此改变”。进而实现每个人存在的自身价值，体现上帝创造世界的伟大之处。您的参与会使世界从此与众不同！！！

互助游戏起源

互助游戏起源于澳洲，后传入美国。美国道伦斯公爵爱心互助机构遵照国家法律，在该国司法部注册，创办了道伦斯公爵爱心互助机构爱心互助游戏。此游戏后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认识，形成了如今这样颇具规模，享有声誉的跨国互助系统。多年来该机构以福利爱心互助方式捐助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少食缺衣的人们，为人类的爱心互助事业作出了贡献。此机构也因此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互助游游戏的特色

互助游戏进入我国后，虽然是一个新课题，但一石激起千层浪，已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接受。此游戏有点像六十年代的互助会，只不过那时的互助会不增值，而现在的互助增值了。如今的互助游戏体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理念，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可操作性，既没有县界、省界和国界，同时个人在结束一轮运作后可再次参与。

目前，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士认同它，并参与运作，是因它投资少，回本快，受益高，且运作极为间便，分配也在我们自己手中，是一种高品味、高智商、高境界、高效益的高级游戏。任何一种商品都有成本，其利润来自于它的各种差价，而互助游戏是一种脱离了买卖关系，比销售商品更简便、更实在、更能让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原始资本累计的上好方式。受益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投资爱心互助游戏，能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比投资股票更保险(只升不降)，是巨额原始股。具有极强生命力。

本游戏是一项十分公平的爱心互助创富活动，因此，它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个人。每一个人都渴望改变命运，让自己成功的朋友，都必须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跨越不过的鸿沟。只要我们愿意为成功付出代价，就一定会成功。

会员互助事业用感恩的心做人，用会员互助的方式集体致富，聚众人之财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网络送礼致富新理念。成功 与否在于眼光，胆量和智慧，用会员致富的理念，对别人付出越多，就越能成就别人也造就自己。会员互助机构的宗旨是：通过网络，架起人们之间互相帮助的桥梁，这个网络只起“枢纽和桥梁”的作用。 通过这个事业我们结交到很多朋友，得到很高的回报。如果注册了，也就等同你加入了 会员互助机构，同时你也就成为了这个机构的一名会员。

八、慈善文化杂志介绍

《慈善》开辟了“慈善论坛”进行专题论述；“慈海钩沉”为近现代的慈善轶事提供了统计资料；“五洲慈讯”对内介绍了美国及港、澳、台慈善机构的组织特点和工作特色；对外介绍了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南京、浙江、武汉、甘肃、云南丽江、青海、吉林、等20个慈善单位管理先进经验；"慈善信息"栏目以短小篇幅报道的当代慈善大事记，包括了许多区县级慈善组织的诞生，小栏目也令人振奋。

九、中华慈善总会

中华慈善总会是经中国政府批准依法注册登记，由热心慈善事业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志愿参加的全国性非营利公益社会团体，正式成立于1994年，其宗旨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困难群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工作。原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先生、原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先生分别担任了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二任会长，中华慈善总会现任会长为全国政协常委、原民政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范宝俊先生。

中华慈善总会自成立至今，始终坚持恪守总会宗旨，积极倡导慈善意识，努力开拓慈善工作的服务领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方筹措慈善资金，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在紧急救援、扶贫济困、安老助孤、支教助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在1998年的抗洪赈灾中，中华慈善总会全体工作人员急灾区群众之所急，想灾区群众之所想，及时采取各种手段，开展大规模的赈灾募捐活动，从海内外争取了大量的善款善物，并夜以继日的送往灾区，有效地帮助了灾区人民战胜灾害，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受到了国务院的通报表彰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还被国务院授予“民族团结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几年来，中华慈善总会特别注意发挥其本身所特有的涵盖面较为宽泛的特点，尝试性地开展了多种筹募活动。截止目前，中华慈善总会直接募集慈善款物共折合人民币11多亿元，数以千万计的困难群众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救助。总会开展了灾害救助、扶贫救济、助医助残、助孤(幼)安老、助学助教等5大方面33个慈善项目。遍布全国的慈善援助项目逐步形成了规模。

中华慈善总会实行严格的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聘请了国际知名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财务审计，重大募捐活动接受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并随时接受社会监督。由于慈善总会始终坚持了公开、公正、依法、自律的财务工作原则，使得自己的公信度不断提高。

慈善总会不断加强对外联络工作，与港澳台和海外的许多公益慈善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共同实施了多项合作项目，得到了国际慈善组织的普遍认同。1998年，慈善总会加入了国际联合劝募协会，成为该组织中唯一的中国会员。可以说，中华慈善总会作为中国慈善组织的代表，已经开始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和国际友人，共同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稳步发展的一条新的纽带。

网址http://www.chinacharity.cn/wzdefaultservlet

十、中国慈善事业现状

1、慈善事业需要慈善文化的感染

2005年有关国内企业“为富不捐”的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2005年11月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11月21日召开的中华慈善大会专题论坛会上，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透露说：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捐赠。2002年，中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人均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1：7300。

1000多万家企业中，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任何捐赠，这是一个颇为令人尴尬的现象。而中美人均慈善捐款1：7300，更是一个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国内企业和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不高，不仅反映出我国慈善事业所面临的困局，而且反映出我们的企业及公众慈善文化的极度匮乏。

慈善文化体现出的是一个国家慈善事业是否发达，是否具有鲜明的社会感染力和引导力，同时也体现出企业用发展的成就回报社会的一种精神，体现出和谐社会让财富第三次分配从而惠及更多穷人的一种境界。

市场经济既需要企业发展，当然更需要企业文化的延伸和发展。慈善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检验企业是否具有善心、爱心及博大情怀的职能，但凡具有良好文化氛围的企业都具有一定的慈善文化内涵，都会通过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来回报我们的社会。支持慈善事业的目的，是让财富进入第三次分配，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帮助更多的穷人摆脱暂时的困境。目前我国慈善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而且全国100多家慈善机构大多为官办性质，其掌握的资金仅占国内GDP的0.1%。而美国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已经占到了9%，目前仅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就达6700多亿美元。

尽管国情不同，但是慈善事业的目标却是一致的。美国之所以那么多人、那么多富豪热衷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关键在于具有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围，而且他们均以参与慈善事业为荣，具有很多的慈善典范。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开国元勋，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他将绝大部分财富捐出，建设了著名的宾州大学，为美国后世的富豪们留下光辉的典范，影响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像洛克菲勒在18世纪末捐资30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多亿美元）开办芝加哥大学、卡耐基捐建卡耐基大学等。世界首富比尔·盖茨2000年和夫人开办了盖茨慈善基金会，一口气投入270亿美元，使基金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他表示，在他身后，他的几乎所有财产都将留给这个基金会。金融大鳄索罗斯，尽管财富没有人想象那么多，但也已捐赠23亿美元。在美国，企业捐赠已形成浓郁的氛围，富豪们如果不捐赠或捐赠少都是会被看不起的，公司也会因此而蒙羞。

反观国内1000多万家企业，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任何捐赠，不能不令人大为遗憾，而国内人均慈善捐款不足1元人民币，则更是让助人为乐、扶贫帮困的传统美德所蒙羞。笔者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富裕起来的群体正在迅速“扩大”，尤其是仅每年上榜的富豪就难以统计，他们虽然完成了财富的积累，但是在慈善榜上却鲜有他们的名字，显示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富豪对慈善事业还存有各种“戒心”，还没有将慈善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之中，让慈善文化伴随企业健康成长。

当今倡导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下，作为依托社会的支持富裕起来的企业和富豪们，理应承担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更多的责任。他们理应走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前列。而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则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当然，光鼓励企业及富豪们参与慈善事业还不够，作为国家也应当大力倡导慈善文化，积极营造浓郁的慈善文化氛围，不仅是企业及富豪，从现在起就应当将慈善文化纳入道德教育体系之中，从中小学生就开始培养他们对慈善事业的情感，引导他们加深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增强投身慈善事业的责任感。此外，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我们也应当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比如减免税款、鼓励创办民间慈善机构，严格监督慈善捐款的去向及使用等，让机制灵活起来，让民间慈善机构多起来，活跃起来，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关注慈善事业的浓厚氛围，丰富慈善文化的内涵，从而推动我国的慈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2、转型期慈善文化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高度来认识。

建议先从政府设在街道（乡镇）的社会救助管理事务所做起，通过购买服务，逐步转成社区和慈善组织共同管理、行使基层事务所做起，通过购买服务，逐步转成社区和慈善组织共同管理、行使基层慈善组织的职能，赋予帮困救助、社区募捐的双重功能。目前可以将社会弱势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经常性物资捐赠工作的职能通过购买服务转交给慈善组织，支持和推动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3、慈善文化现代化发展

当代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对慈善事业的突出需求。一般来说，一个社会效益越高，对慈善的需求也越高。因为效益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排挤，而慈善代表着强者对弱者的援助。强者与弱者之间这一既排挤又援助的张力，正是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内在机制。然而，在许多需要慈善的场合，人们常常看不到慈善的出场，即使出场，往往也是相当单薄的。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相比，当下中国慈善事业的不振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仅表现为慈善捐赠的钱物微薄，更表现为社会普遍的慈善观念的微弱。对此，迫切希望发展慈善事业的人们给出了各种解释，其中值得我们记取也催促我们尽快动作起来的，是认为中国缺乏慈善文化的说法。

尽管把事物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往往是一个最好遁词，一切解释不清的场合都可以通过归之于文化而获得解脱，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讲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在慈善问题上，文化确是一个有相当解释力的说法。不过，即使承认慈善文化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弄明白，文化在哪里出了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慈善事业出问题，是因为今天的人将中国传统文化遗忘了，慈善文化出现了“断裂”，所以，要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传统重新连接上。回到传统，成为解决当前中国慈善问题的方案。

这样的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传统上中国人有很强的慈善意识，见之于史书的慈善之举不绝如缕，捐赠施舍确实比现在更为常见，但人们心情急切之下容易忽视了重要一点，那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慈善业经过了一个“现代化过程”，在一些具有悠久慈善传统的国家或文化体中，慈善从观念到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将“断裂”的文化简单地连接起来，而是在传统的慈善文化基础上，经过现代化改造，重建21世纪的中国慈善文化。

4、慈善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

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或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政府比较早地就承担起了保障国民基本生存需要的职责，饥荒年间，政府开仓赈灾是一种制度化的行为。不仅如此，基于“人心向背”的政治考虑，慈善行为一直被认为最好由政府来做，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所以，政府垄断慈善事业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

但在现代社会，同民生相关的事务方面，政府的职责已经被严格限定在通过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之内，超出国家法定责任之外的公民个人或家庭的困难，不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来解决。所以，慈善属于社会的范畴，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既不适合市场的利润逻辑，也不适合政府的公共服务逻辑，而是公民或企业公民基于一定的价值观而做出的公益行为。

目前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以或明或暗的行政命令方式“号召”慈善的做法，既有社会上慈善尚未成为风气所造成的无奈，也有政府仍然习惯于自己从事慈善活动的旧习这一成因。它客观上造成了慈善在一些场合成为“第二税收”的现状。改变政府在慈善活动中的高调存在，解除公民捐款只能投向个别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的限制，开放民间组织从事慈善的空间，是中国重建慈善文化的一项内容和条件。

5、现代慈善不等同于“功德”

公民是慈善的主体，但在为什么慈善上，公民也需要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传统中国不缺慈善和施舍，但这些善行背后的观念可能已经不适合今日的慈善事业。过去，国人常将施舍等善行同个人德行或“功德”相联系，所谓“荫功积德”，修个好名声或好来世。然而，在现代慈善概念中，一个人之所以行善，不是简单地出于个人做好事的动机，而是个人承担对他人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分外的德行，而是个人自我强加的义务，是现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主体地位的体现。从个人美德到公共责任的转变，使慈善成为了一种“平常行为”，捐与不捐，捐多少，不但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这才有了西方广为流传的“多余的财富就像多余的体重一样，都是罪恶”；“带着巨额财富离开这个世界，是一种罪恶”等名言，才有了美国巨富反对取消遗产税的“悖谬”举动。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代表着巨大的责任，慈善就是履行责任的方式，这样的观念才是现代慈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才是现代慈善行为。反过来，正因为慈善是责任，所以才能在一些慈善事业发展良好的社会看到“悄悄的慈善”，而没见到对巨额捐赠的道德溢美之词。把慈善提到过高的道德水平，反映的不是慈善文化的先进和成熟，而是滞后和幼稚。最有能力做善事的是富人，而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给富人过高的道德地位，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道义资源都向部分人集中，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平衡。以平常心看待慈善，是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需要确立的一种观念和心态。

公民把慈善当作个人的义务，这是一个社会的慈善文化被个人内化的结果，这种内化应该是一个柔性的过程，而不能是一个强制过程。这就是说，社会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倡导慈善和捐赠，但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从行政摊派到强讨硬索，逼迫个人捐赠。公民在捐出自己的钱物时，从法律意义上说，是在自主行使对自己合法财产的支配权，这种权利不受他人的干预。捐赠之成为善，就在于它是发自个人内心的，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主张，因为一切善都必须是自由的，是对最高道德指令的内在服从。所以，现代慈善文化虽然不突出善行的个人德行性质，但仍然捍卫慈善作为德行所要求的自主和自由，不仅尊重个人捐或不捐的自由，更从体制上保证了个人捐赠用于其所愿意的对象或场合。

现代慈善组织承担着向捐赠者详细说明捐赠款或捐赠物使用情况和效果的责任。这种透明的慈善保证了慈善不会成为欺诈的牺牲品，保证了慈善不会助长欺诈泛滥所带来的伪善盛行。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切实地保证捐赠者的权利，让他们的良好意愿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也是中国今天重建慈善文化时需要通过制度来加以体现的一项原则。

慈善文化是一个综合体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真正关心中国慈善事业的人可以从一些当前最为迫切的地方做起，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中国国民的慈善观念和慈善行为都会走向成熟，悠久的慈善传统定能绽放出文化新芽。

十一、中国十大慈善机构

中华慈善总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红十字会

中华环保基金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见义勇为基金会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