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仇富 |
| 释义 | 社会现象：仇富仇富现象多指对于富人阶层或富人个体的致富手段的合法性、依法纳税等操守所持有的怀疑和否定倾向的社会心态。 仇富现象的危害仇富现象的存在可能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值得引起广泛重视。 仇富现象产生的原因从人性的一般特点看，产生仇富的深层原因是个人对财富所具有的强烈占有欲。仇富是仇富人，爱富是爱财富，不是爱富人。仇富的本质是爱富。这里仇是手段，爱是目的。对别人拥有财富是仇，对自己拥有财富是爱。财富本身是硬币，恨与爱只是这枚硬币的两面。对自己而言，体现的是硬币爱的一面；对别人而言，体现的却是硬币恨的一面。 从社会现实角度看，爱富是大多数人都有的一个很正常的心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富之心，也是人皆有之。当然，个别不爱富的“超人”也是存在的，但这里仅谈的是一般情况，而不是一些特殊情况。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古人还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读书后面有一个目的，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有关调查也发现，虽然大家认为富人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0%）；但同时92.9%的人又希望成为富人。 从理论分析角度看，仇富也是爱富很自然的一个逻辑延伸。一方面，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另一方面，资源又是稀缺的。如何让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其中个人尽可能多的占有资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而资源稀缺的客观现实也就意味着，当别人占有较多资源时，自己更多占有资源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从而自己满足欲望的手段就会减少。这对个人而言就会产生一种痛苦感。仇富就是这种个人痛苦的一种外泄表现。相反，如果一个人彻底放弃了对财富的欲望，那么，他或她也就没有必要产生仇富心理。所以，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一个人仇富的心理与爱富的心理应当具有一定的正比例关系。另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在物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一般人们对拥有物质财富的效用水平相对较高，所以，贫穷有加剧仇富心理的作用；相反，随着一个人财富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仇富心理也有一个递减的趋势。 产生仇富心理既有一般人性方面的因素，也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根源。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制度的不完善会进一步刺激和加重人们的仇富心理。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制度的不完善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会产生如下不合理后果： 一是造成财富存量在个人间的不均衡； 二是造成财富流量在个人间的不均衡； 三是造成个人财富获取规则的紊乱。 上述三种情况都会加重人们的不满足感和仇富心理。一是从财富的存量角度看，人的满足感和效用水平既取决于财富的绝对持有水平，也取决于财富的相对持有水平。 人具有两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财富的绝对持有水平一方面主要满足人对自然属性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满足人的社会属性的要求；而财富的相对持有水平则主要满足人对社会属性的基本要求。自然属性是肉体，社会属性是灵魂。自然属性体现的是存在本身，而社会属性体现的是存在的意义。而存在的意义是存在的主导。由于财富的绝对持有水平的提高不一定就意味着财富的相对持有水平的提高，所以，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财富的总效用水平不一定就一定能得到提高。而当个人间财富水平差距较大时，财富的总效用水平反而有可能是下降的。当财富的效用水平下降时，仇富心理也会随之增加，因为这种下降是与富人的比较中产生的。二是从财富的流量角度看，当一个人的投入与回报与别人不对等时，就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财富流量的差距主要体现的是收入水平的差距。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等方面的原因，人们相同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相同的回报，这时人们就觉得不公平，心理就会不平衡，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和不满足感。并且随着人们之间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人们的这种不满意度也会增大。由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会使人们对财富来源的合理性产生质疑，所以仇富也就有了一定的理由。三是从财富获取的规则看，违规现象的增加会加重人们的仇富心理和愤怒心理。规则的实质是利益，规则的核心功能就是为人们之间获取利益划定行动边界。而当规则失效或效率较低时，人们就会对财富获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产生怀疑，这时产生仇富心理也就有了客观依据。 造成上述三种情况的直接根源是社会经济的落后与制度的不完善，而富人并不是直接的罪魁祸首；当然，富人也可能在其中起到一些不好的作用，但这并不能将主要原因都归到富人身上。世上的富人并不都是坏人，世上的坏人也并不都是富人。但社会发展的逻辑往往是：每逢社会矛盾激化和不满意度的增加，富人往往这时就成了人们发泄不满的直接对象，成了人们发泄不满的替代品，问题就是谁叫富人那么有钱有财。富人的财富这时也就成了扫帚星，破财免灾也就成了一种客观需要。所以，若社会发生不稳定和危机，不仅对穷人不好，而且对富人也不好。对富人而言，弄不好，就会人财两空。 仇富现象的解决办法仇富不是解决问题的合理手段。富人中有合理致富的，也有不合理致富的，对富人也要区别看待，不能一概而论，一概仇之。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应立足于综合治理和制度创新，让大家都有一个合理和公平的致富机会，而不仅仅是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而大部分人没有或者很少有。 第一，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有了大蛋糕，问题解决起来就会相对容易得多。 第二，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核心是要体现公平原则。在社会整体层面，公平与效率是有机统一的。公平不是平均。有了公平的制度体系，劳动者的投入与回报就能对等，劳动者的积极性也就高，社会经济产出也就会有效率。所以，不公平的制度体系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相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我们应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上要优先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需要。因为这种做法与公平原则并不矛盾，而是对公平原则更合理的一种运用。 第三，要积极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进程，要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要大力惩治各种形式的腐败，要坚决杜绝以权谋私现象。腐败对仇富心理有很大诱发作用。二是要规范市场秩序，要严厉禁止坑蒙拐骗和市场欺诈行为，提倡公平竞争，要尽可能限制垄断的消极作用。 第四，要提高民众的决策参与度。有关研究证据显示，参与权指数对满意度具有一种统计显著性的积极影响。参与权指数每增加一单位，平均满意度就会增加0.11个单位。（参见S.弗雷等著《幸福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59页） 第五，要建立和健全个人财产保护制度，产权界定要尽可能清晰。产权清晰一方面有利于养成尊重别人财产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和权益。 第六、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健全的保障制度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物质上的保障，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这对仇富心理也有一种减轻作用。 第七，要加强教育。要从小学和中学抓起，教育人们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人生观。既要提倡合理致富，也要提倡正确做人和待人。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大家都这样，社会也就有了和谐，仇富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 第八，要进行人文精神方面的创新。宽容、理性、秩序等观念是解决富人不合理致富和人们不理性仇富的基本人文要素。对此，要加大精神层面的开放力度。改革开放不能仅停留在经济层面，物质建设与人文精神是密切相关的，二者构成一个互动的有机体系。要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的东西。要在精神领域为仇富心理提供一个转换和消解的平台。 图书:仇富书 名: 仇富作 者：薛涌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0-1 ISBN: 9787539933955 开本： 16开 定价: 29.80元 内容简介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乃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三十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肋、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作者简介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晚报》、社科院政治所工作，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右翼帝国的生成》《直话直说的政治》《文化的边境》《炫耀的足球》《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精英的阶梯》《草根才是主流》《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岁就上常青藤》等书。此外，他还长期为海内外报刊撰写评论文章，被认为是中文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的新浪博客有2000多万的访问量，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读者，被认为是思想文化类博客的冠军。 图书目录前言：我为什么要辩论？ 最低工资制：右翼专制主义的表现 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态 中国到了“羊吃人”的时候了吗？ 我为什么写《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市场并不仅仅属于暴发户 资本的道德 张五常凭什么给中国的老百姓定工资？ 布莱尔与东莞民工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 高薪才能维持高发展 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 开私车的怎么成了弱势群体？ 开发商是怎么赚钱的？ 感恩是人的基本品德 被逼着感恩时应该怎么办？ 低薪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 盖茨帮助我们反省市场经济 土地制度：对江平、吴敬琏的批判 从世界史看土地使用权 从承包到宪章——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产权 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从大历史看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安 我们必须拒绝一个隔离的社会 普通法传统中的私有产权 有自由才能有秩序 新伦敦案能证明拆迁合理吗？ 拆迁纠纷应试行陪审制度 江平教授，请你公开道歉！ 知识界需要“清理门户” 21世纪的中国应是法学家时代 橄榄球社会 重植被切断的草根 谁把社会分成了精英与草根？ “吴市场”为什么反市场？ 吴敬琏先生，请公布你的收入来源 吴敬琏该不该公布收入来源？ 吴敬琏：什么叫极少数人挑拨煽动？ 仇富：对茅于轼的批判 中国歧视富人吗？ 从民工被打看“首先保护富人的权利” 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 中国媒体的潜规则 我和新浪是什么关系？——答冯一刀先生 我和“博客中国”是什么关系？ 关于冯一刀事件的澄清声明 茅于轼真不主张首先保护富人吗？ 要勤劳致富，就必须保护穷人 崇拜财富并不能创造财富 学者要有些体育训练 只有保护穷人，穷人才能变富 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吗？ 中国的廉租房难道还赶不上五百年前的欧洲？ 茅于轼有什么资格说穷人懒？ 茅于轼错在哪里？ 北京提出了住房建设的好模式 我们应该从经适房丑闻中学什么？ 经济适用房真是无药可治吗？ 用经济适用房改造棚户区 发展经济适用房的两策 各方反响：你为谁说话？ 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 一一兼论自由与平等 “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 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答笑蜀 “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笑蜀） 笑蜀：你已经不是孩子 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启蒙课（笑蜀） 告笑蜀：请学习民主自由的基础课 请容忍骂人一一回复网友的质疑 为与《南都》决裂一事答网友 就和《南方都市报》断绝合作关系再答网友 贫富共和——妥善安排穷人和富人关系的唯一出路（秋风） 按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讨论（肖雪慧） 《南方人物周刊》访谈：你为谁说话？（何三畏） 薛涌：我就自封“新右”如何？ 徐友渔：“仇富”的现实危害被夸大了 一个公共话题的左右说——薛涌先生访谈（《新生代·调查》） “反智主义”的崛起 代跋：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失灵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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