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卣纹饰简介

中原铜卣如何跑到大明山脚下？

名称：兽面纹提梁铜卣

尺寸：通高40厘米，腹部宽19.4厘米，重10公斤。

时代：商代

产地：1974年广西武鸣县马头乡逸岭出土。

有提梁，有盖，器呈椭圆形。身、盖四面有高耸的扉棱。通体以云雷纹为底，盖的边缘、器底部装饰有夔纹。盖面和腹部是浮雕式的兽面纹，目、眉、耳突起，目似圆球，眉如卧蚕，眉尖突出器外。盖上的兽面向左右，腹部的兽面向前后，上下互相错开。提梁呈弓形，饰夔纹和蝉纹，两端作牛头形。盖内有一阴刻铭文，可译成“天”或“子”字。整件器物构图严整，装饰华丽，有极强的立体感。

此铜卣为盛酒器，具有浓郁的中原文化特点，当是北方传来之物。说明了早在商代晚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已经进入广西腹地，使壮族先民对青铜器有了最早的认识，同时刺激了广西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

1991年1月，兽面纹提梁铜卣经全区馆（所）专家审定为一级藏品；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藏品专家确认组审定，确认为一级藏品。

铜卣纹饰简介

夔纹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像，都称之为夔或夔龙，这与古籍“夔一足”的记载有关。《说文·攵部》：“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发展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变化很大。常见的有身作两歧，或身作对角线，两端各有一夔首，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

铜卣是一种盛酒器，是商代人用来祭奠祖先和神灵的酒器。只见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出现过，时代性很强。

大明山下元龙坡

1974年1月19日，广西武鸣县马头公社全苏大队第一生产队农科组的几位社员在该村附近的逸岭挖贮粪池，无意中挖出一件色泽晶莹、纹饰繁缛的青铜卣。他们知道这是件宝物，赶快把青铜卣拿到水沟洗净，送往公社革委会。公社革委会立即拨通了县文化局的电话，县文化局马上电告自治区文化局。第二天下午，自治区博物馆的专家就赶到了出土现场。

马头公社全苏大队位于武鸣县东北部，为大明山的东南麓。大明山连绵高耸，峰峦重叠。主峰龙头山海拔1785米，是南宁附近最高的山峰。大明山历史悠久，很早就受到人类的关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那里生活繁衍，五代时被士人视为神仙居所，宋时成为重要的关隘要道，至少在明代，就被列为地方胜景。从五代至清末民初，山上留下不少的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

2月15日，中山大学古文字专家、文物鉴赏家商承祚带着他的助手应邀来到南宁。他在看过这件铜卣之后说，这是标准的商代铜器，而且年代不太晚，可能是商代早期，起码是商代中期的，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又说，卣的纹饰用知鸟（蝉）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其他铜器上用知鸟有两个时期，一是早商、中商，到晚商就没有了；二是春秋时期。

铜卣的盖内有一阴刻铭文 ，可译成“天”，也可译成“子”字，同中原地区一些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的铭文很相近。此字也见于甲骨文，有人认为是地名。推测它的地理位置在黄河流域。从铜卣的器形、纹饰、铭文的整体和细部看，都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的同类器物风格一致，可以断定是商代晚期的遗物。后来北京大学和故宫博物院研究商周青铜器的专家也认为是商代晚期，不是商代早期。

过了两年（1976年1月），武鸣县民矿站一位同志在马头公社那堤大队一个叫“敢猪”的岩洞内又发现一件铜戈。这件铜戈器体扁薄，援呈三角形，前部已残损，保存的部分可以看出中脊有一道棱，上下阑突出，长方形直内。内后部有两个斜向相邻的穿眼。这种戈在河南安阳殷墟和灵宝出土过，也是商代晚期铜戈。

“敢猪”岩洞与逸岭同出商末文物，使考古工作者感到很惊奇。黄河流域的商代铜卣怎么会越过千山万水跑到大明山脚下来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中原铜卣如何跑到大明山脚下？

过去有一种传统说法，认为商朝奴隶制国家的统治范围只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这种陈旧的说法已被考古新发现所打破。1974年，湖北黄陂县盘龙城发掘出属于商代中期的城市遗址。上世纪70年代末在湖南石门县皂市发现和盘龙城类似的商代文化遗址，说明天堑长江并不是商王朝的南界。发现商代青铜器的地域也在不断扩大，北边越过长城以北200多公里，南到了湖南的宁乡。这说明不能不按商王朝的实际管辖范围来看待商文化的传播。

生活在广西的民族，远在传说时代就同黄河流域发生了联系。传说“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此“交趾”就应包括广西在内。《逸周书》记载。在商代向商王朝贡献方物的民族中就有广西的桂、产、瓯、里等国。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也有商朝晚期向南方用兵的记载，而同地出土的龟板、海贝，经鉴定有不少是南海所产。这就是给我们透露了岭南地区同商王朝发生联系的信息。到周代，向周王朝贡献的方物又有“苍梧翡翠”、“路人大竹”，这路人和苍梧也应在今广西境内。由于联系的不断加强，他们从中原带入青铜器是完全可能的。

仔细分析，商代铜卣之所以埋到武鸣来，无非有三种可能：

一是商末初周中原战乱，失败的奴隶主南逃，把铜卣带到广西来。

二是南方民族首领向商王进贡，商王将铜卣回赐给使者带回。

三是南方民族首领在同商或商的属国打仗时虏获了这件铜卣，作为战利品带回。

1976年8月，在广西的兴安县也出土了一件铜卣。这件铜卣的提梁是陶索形的，颈部有夔龙纹，腹部有兽面纹装饰，底部有金文“天之父”三个字，也是商代晚期文物。2002年12月，在兴安县兴安镇北约3公里的田心砖厂出土一件西周铜簋，腹内有铭文九字。

兴安地处湘桂走廊，是古代广西通往中原内地最便捷的坦途。兴安铜卣的发现，无异于在广西腹地与中原大地之间亮出了一个中转站，把商文化向南传播的线路展现得更加清晰了。湖北、湖南发现大量商文化遗址，这说明了生活在广西的部族可以通过这些地区间接受到商文化的影响。连着广西的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地点最南到了常宁。常宁溯湘江而上，到广西境内，只有几天的水路，如果从零陵到广西全州，再从全州到兴安，更是朝发夕至。古代文化的影响是渐进的，接力式的。综上所述，中原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