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七士之碑”来历(深夜盗骨 七士之碑 石碑塑造记忆 赤军的爆破)

介绍

“七士之碑”位于日本热海市伊豆山，下面埋葬着东条英机等7位甲级战犯的骨灰，日本首相吉田茂题写碑铭。

“七士之碑”来历

深夜盗骨

1948年12月24日深夜，驻扎在日本横滨的美军正沉浸在圣诞前夜的欢乐之中，横滨市内的久保山火葬场发生了一起偷窃案。三个黑衣人蹑手蹑脚地潜入火葬场，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在残灰坑里掏了些东西后匆忙遁去。此前一天，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东条英机(第40任首相)、板垣征四郎(原陆军大臣、关东军参谋长)、木村兵太郎(原缅甸方面军司令官、陆军次官)、土肥原贤二(原第12方面军司令官)、武藤章(原第14方面军参谋长)、松井石根(原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广田弘毅(第32任首相)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他们的尸体被运到横滨久保山火葬场火化。由于担心会被人拿走作为象征物，美军对这些人的尸骨严加看管，甚至传说要抛撒到太平洋里。眼看这7人的骨殖就要灰飞烟灭，甲级战犯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横滨市火葬场附近兴禅寺的住持市川伊雄、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心有不甘，遂有深夜盗骨之举。

七士之碑

11年后，1959年4月19日，在距离东京约100公里的热海市伊豆山，树起了一座纪念碑，名为“七士之碑”。碑下埋葬的，就是当年那3个人偷盗出来的7个甲级战犯的骨灰。当时骨灰偷出以后，无处保存。盗灰者和7个战犯的家属想起在伊豆山有一座观音立像，名“兴亚观音”，是南京战役总指挥、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从中国战场归来以后修建的。据说他因为与军部不和，占领南京不久，就被召回日本，后退出军队。1939年前后，他让旧部从当时的激战地南京大场镇带回战场上的血土10坛，烧制成一座观音像，起名兴亚观音。旁边建观音庙，设祭坛祭奠在南京战役的战死者。而他本人就在这座观音像的附近置地建屋，谪居于此。观音庙的住持伊丹忍礼是松井的狂热支持者。1949年5月3日，广田弘毅的儿子、东条英机的妻子、武藤章的妻子和三文字正平等人来到伊豆山，谎称是朋友的骨灰，请求伊丹暂时保存。伊丹心知肚明，把骨灰藏在观音下的石缝里。1951年9月8日，《旧金山条约》签订，1952年4月28日开始生效，美军对日本的控制逐步放松，便有了这个“七士之碑”。

“七士之碑”旁边，还有一座乙级、丙级战犯的纪念碑。在旁边的观音堂里，还特别为当年东京审判时主张日本无罪的印度律师帕鲁设置了牌位，以感谢他对日本的“公正”和“良心”。

石碑塑造记忆

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有为死者“树碑立传”的习俗，其目的是通过“石”这种能够“永存”的可视化媒介，把死者的生命意义符号化。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既是对死者的彰显，也表明树碑者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与判断。从这个意义来说，纪念碑是一个昭示价值的符号，也是一个不断唤起和创造记忆的设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特别强调了无名战士纪念碑和墓园对构筑近代民族国家“想象空间”的意义。在另一本著作《语言与权力》中，安德森把纪念碑看作是一种“表意设置”，用其“特定的形式”表达特定的内容。这里所谓的“特定的形式”实质上就是一种“景观”的创造。石碑或遗迹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通过“景观”把“过去”表象化，进而塑造对事件人物的历史记忆。

美国历史学家劳文思指出，“记忆原本就不单纯是过去的储藏库，而是按照现实的需要不断修正的。换言之，重要的不是过去的事实到底如何，而是我们总是按照现实的想象力重铸过去”。

如此看来，三文字正平等人冒死去盗取骨灰，并勒石树碑的目的就很清楚了。他们明白，战争作为“过去”已经结束，当人们唤起战争记忆的时候，需要通过某种媒介来进行。而这种媒介所传达的信息，会直接引导人们构筑想象。他们盗出骨灰，并通过树碑构筑起一个“景观”，表明了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和对人物的评价。

赤军的爆破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对立的一方来看，这个碑则是一个必须抹消的存在。“七士之碑”建成11年后，1971年12月，日本赤军“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派人在石碑下安置炸弹，一声巨响，石碑化做三截。日本赤军发表了如下声明：

殉国七士之碑，是1948年由帝国主义头子吉田茂书写碑铭，为甲级战犯招魂而建造的。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肯定、美化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侵略的精神象征。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赤军由于采用劫机、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的抗争手法，被日本和国际社会所排斥。但是它的政治立场，是彻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主张日本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向战争受害国谢罪道歉的。他们的战争认识，代表了日本社会最左翼的一端。

石碑被炸，立碑者当然不肯就此认输，他们不惜代价，从德国进口专用的粘合剂，把石碑粘合修复，重新立在原处。现在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碑体上的裂痕。笔者在实地探访时，守碑护庙的女住持妙静在介绍这段往事后，意味深长地说：他们是专业暴力集团，精心策划严密实施的爆破计划，居然没有把石碑炸碎，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围绕七士之碑的“战争”，极富象征意义。美国历史地理学家福德在他的《刻在石碑上的美国：暴力与追悼的景观》中指出，人类大体有“圣化、选择、复旧、抹消”等方式来对待历史遗迹，具体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这个社会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价值判断。在经过上述4个方式处理过的景观里，“镌刻着个人、集团乃至社会整体如何解释、认识过去的基本态度”。我们从“七士”的被“圣化”、被“抹消”又被“复旧”的历史中，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对二次大战认识的对立构图。一端是死心塌地地拥护战争，另一端则是彻底反省战争，承担加害责任。日本著名的反战活动家吉川勇一用“被撕裂的死者”来形容日本社会对战死者的不同的态度，指出这两端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是“无限大”。在下一个石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和“七士之碑”对峙的“无限大”的另一端，即日本战争记忆的另一段“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