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成义（原名瞻舜，字子高），1906年4月出生于甘肃省榆中县金崖镇一个文人家庭，幼时先在家乡读书，后赴兰州求学，1929年7月毕业于兰州中学。1931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数学系就读。在北平学习期间，他有幸结识了在北平求学的张一悟，经常与之在一起学习谈心，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和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民族义愤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该校同学参加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游行斗争和“反帝大同盟”。当时，陈成义在与同学的合影照片上挥笔写下了“‘九·一八’是我民族不共戴天之日，亦即恶魔环境屈服余之时，千古遗恨，志之以抱负耳”三行激扬文字，充分反映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的崇高思想。

1932年6月，陈成义经张明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民国大学支部担任宣传委员。从此，陈成义在党的领导和指引下，以更加坚定和顽强的斗志全身心投入为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彻底解放运动。

1933年5月，陈成义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张家口，参加了由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同盟军警备司令部(后改称总部)秘书处工作，后随吉鸿昌到沽源前敌指挥部任总部中校秘书。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围攻下，同盟军孤军奋战到弹尽粮绝，不幸于当年8月失败。陈成义遂和其同乡好友张亚衡一起秘密回到北平，住在宣武门外南横街关公祠内寻找党的组织。

由于遭叛徒出卖，陈成义、张亚衡二人于1934年1月20日在北平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对陈成义施以严刑烤打，用烧红的铁钳烙他的两颊，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正气凛然。最后，敌人以所谓“妨害治安罪”草草判了他两年半徒刑，被送到河北省第一监狱监禁。野蛮的隔离关押，恶劣的生活条件，均未能阻止和动摇陈成义和他的战友们对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他们用铁钉和牙膏皮制作书写工具，相互传递消息，积极组织开展对敌斗争。在狱中，陈成义先后七次参加了狱中党组织发动的绝食斗争。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使陈成义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1936年8月26日出狱时，已骨瘦如柴，面目全非。

走出监狱铁门的陈成义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返回故里养病。此时，他寻找党组织的心情迫切，拖着赢弱的身体来到兰州，经中学时期的老师引荐到兰州师范学校任教。他不气馁、不灰心，利用教师的身份，一面努力寻找党的组织，一面向青年学生宣传灌输抗日救国的道理，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37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在兰州成立，随后工委审查恢复了陈成义的组织关系。他兴奋不已，夜以继日地投入了严密紧张的革命工作，在兰州师范学校发展了数名党员，进一步壮大了党在兰师的队伍。

1938年4月，甘肃工委批准成立中共兰州市委。6月，陈成义被任命为市委书记。他经常同陆云龙、罗扬实等到崔家庄、高牌村、石头巷等地进行革命活动。遵循甘肃工委指示，他们举办读书会、通讯社和纺织厂，引导青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他们还把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38名青年送往延安学习，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们党的骨干力量。期间，他将爱人岳生平(共产党员)的私房积蓄银两，全部交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组织上用这笔款创办了“国光纺织合作社”，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开展革命活动。

1939年，国民党政府以“有政治嫌疑”为由解除了陈成义在兰州师范的教师职务，并将他列入黑名单准备逮捕他。是年9月，遵照党组织的安排，陈成义离开兰州到达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踊跃参加了大生产运动。

1941年，陈成义从马列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四局任组织科长。

1942年，中共甘宁工委成立，陈成义任委员，分管甘肃地区工作。期间，陈成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面对千变万化的形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深入环县、曲子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陈成义始终模范地遵守群众纪律，和一起的战友同甘共苦，宿山谷原野，分吃一个洋芋。他常常对身边的同志说，宁可忍饥挨饿也不能随便动用群众的东西。

1943年，康生一伙诬陷甘肃地下党为“红旗党”，陈成义被打成“红旗党”骨干分子隔离审查，家属也因此受到牵连。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他坚信党，坚信自己。他告诫亲友和同志们：“要经得起党的考验，接受党的审查，要相信党，任何埋怨和不满情绪都是错误的”。他身处逆境，还一再鼓励儿女要“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忠于党的事业。”直到1944年陈成义才得到甄别平反。

1945年9月，中共甘肃工委重新恢复，陈成义被派回庆阳任工委委员兼组织科长。和其他同志一起，为重新开辟甘肃党的工作，为恢复和建立皋榆工委等地下党组织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指定陈成义代理中共甘肃工委书记，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进。7月29日，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甘肃省委，陈成义被任命为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成义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自1949年7月至1956年7月1日中共甘肃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闭会，陈成义一直担任省委常委，参与甘肃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工作)。1954年8月，陈成义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2月，在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当选为甘肃省副省长。在担任甘肃省副省长期间，他是省政府党组书记，主管政法工作。

陈成义担任省委、省政府重要领导职务以后深感责任重大，时刻告诫自己要有强烈的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听取汇报和指导工作时，他总是从甘肃的实际情况出发，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任务和甘肃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甘肃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上想问题，做事深思熟虑、严肃认真、敢于负责。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哄而起、强迫命令、简单急躁等错误作法，有些地方违背经济规律，片面强调主观因素，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陈成义和一些领导直言不讳地指出：“今年的大丰收(指1956年全省产量达到76亿斤的大丰收)要把天时好的因素足够地估计进去”，“产量多必须有事实根据”。他还具体地提出：“应把增产数字，分别天时、水利、技术改革、肥料、农业合作化等五个方面，加以精确的计算”，这样才能看出到底增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以便总结经验，做好工作。但是，这些诚恳的意见却被一些人看作是对省委的故意刁难，是反对合作化政策的言论。

陈成义在他主管的政法工作方面，坚决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思想，力求审慎稳妥地掌握党的内部肃反政策。秉公直言、勇于批评、襟怀坦白、敢讲真话，是陈成义的高贵品德。1955年9月底，有两个县法院分别给省上报送了两起“反革命案”，判定6人死刑，4人分别为15年、18年和无期徒刑。政法党组分析研究后认为，两案中“唱戏和祈雨是群众的迷信落后思想，其所以发生殴打干部的原因都是我们干部硬性干涉引起的。事件发生过程，均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反动政治目的。两案不应认为是反革命，对这些人的处理，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据此，遂派工作组调查重新提出处理意见并上报了省委。经省委讨论，两案改判3人分别半年、一年徒刑，1人8个月劳役，其余教育释放，同时，省委将两案情况和处理加注批语转发各地。陈成义看到批语后，又立即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省委在“通报和批语中有些地方没有分清责任，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省委同意陈成义的意见，又修改了批语。1956年7月25日，陈成义在同有关领导向省委报送省级政法党组工作总结中指出，“盲目重判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思想上的‘宁左勿右’，政策上的界限模糊和工作作风上的粗枝大叶、主观主义”。同时引此案为例，认真分析了1955年审理结案的109件案卷，用事实归纳出上述观点给省委正式报告，要求省委批转各地，以指导肃反工作健康发展。然而，1958年1月，这份报告被作为陈成义的“右倾思想”材料，印发给省二届二次党代会供代表批判。

陈成义身为党的高级干部，他胸怀宽大，平易近人，从不在人们面前摆官架子，不论在机关单位或家里，也不论在城市或下到农村，都能以诚相见。因此，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都喜欢和他谈心交朋友。他在担任省委秘书长和副省长期间，经常下乡到庆阳老区、平凉、定西、甘南、临洮、天水、武都、河西等地区的农村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地认真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他善于和农民接近，经常深入到农民家中与农民促膝谈心，了解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要求，并热情帮助解决，倾听农民对政府工作上的意见，及时反映并加以改进。

陈成义还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和知识分子工作。1956年他带工作组去临洮下乡，约请县委书记专程登门看望一位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教育家和曾在杨虎城将军部下任过职且对党的革命事业做出过有益工作的民主进步人士，虚心征求意见，在干部群众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7年8月15日下午，在省政府二楼副省长办公室里，陈成义正和人谈话时突然昏倒，当即被送往医院救治，但因突发脑溢血治疗无效不幸去世，时年51岁。

陈成义去世半年后的1958年2月，在甘肃省二届二次党代表会议上他被无辜定为“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为首的反党集团”骨干成员遭到批判，虽然当时人已去世而未做组织处理，但会议结束后又展开了所谓“肃清反党集团流毒运动”，在全省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历史是公正无私的。1963年5月和9月，中共甘肃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曾两次报中央批准对这一冤案作了特别平反。

1982年8月，中共甘肃省委又一次明确宣布：省二届二次党代会上，以及会后一些地区和单位对“孙、陈、梁反党集团”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一律平反。这样，强加在陈成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他的罪名在时隔24年后终于被彻底洗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