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差调

中国古代的户等制度的正式出现，始于“九品差调”，备于唐，盛于宋，与国家的赋役有重要的关系。

一、从“以訾征赋”到“九品差调”

划分户等主要依据“物力”多少而定，按户计算资产的办法，早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1]，“乃尊奖并兼之人”，“上家累巨亿之赀，斥地侔封君之土”，“下户踦●，无所跱足”[2]。汉代史籍有“高訾”（大姓、大家、富訾、豪右）、“中人之家”（中民）、“小家”和“贫民”，即是按财产多少区分的，当时谓之“各以其物占”[3]。汉简记载，核算一些富户的赀直，把牛、马、驴、车、田、宅、奴、婢都统计在内[4]。“贫民”却只能“以衣、履、釜、鬵为赀”[5]。核算民户的赀产，是为了“以訾征赋”[6]。汉朝设置啬夫、有秩等基层政权头目，“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後，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7]。此外，灾荒之年还有按赀产减免赋税的办法。如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正月，诏令关东“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8]。总的说来，秦汉时虽有计赀的制度，并与赋税的徵收或减免有密切关系，但似乎尚未出现正式的户等制度。

西汉以後，计赀徵收赋税的办法，仍然继续使用，并在实践中有了明显的发展。

北魏孝文帝时，召开公卿大臣御前会议，讨论在全国贯彻实施三长制。著作郎傅思益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9]这种为日已久的九品差调法到底始于何时，史书未见有明确记载。《初学记》卷27《宝器部·绢》条所引《晋故事》，记录了西晋开始实施课田制时，法令规定徵收租调的具体数额，并且指出：“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所谓“自如旧制”，说明早在课田制颁行以前，社会上业已存在九品相通的差调办法。但自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政权，直至灭吴以前的十馀年内，看不到晋政权实施计资徵赋的痕迹。三国鼎立时，蜀、吴两国徵收赋税，也不见计资的记载，而曹魏却有计资调发的办法。汉末建安时，曹操为司空，“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曹）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邪。’”[10]表明曹操执政时，确是存在着计赀发调。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颁令，户调绢绵[11]，便是铁证。因此，我们推测西晋的九品相通，计赀发调办法是始于曹魏时，这不仅符合“自如旧制”的说法，而且联系到魏文帝刚即位，便颁行了选拔人士的九品中正制，从侧面证明，同一时期在经济政策方面，也出现了区分为九品的徵税办法。

关于两晋南北朝时期“九品混通”徵收户调的办法，唐长孺先生已作过详细论述[12]，不须重复。应当指出，北魏前期，已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魏献文帝时，“因人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这项法令将过去的“九品混通”输租办法进一步具体化了，也将太武帝时，所以“裒多益寡，九品混通”原则具体化了[13]。按照贫富不同品级，对输税地里远近作出了明文规定，与後来赵宋依户等高低决定支移远近的办法颇相类似。

北魏晚年，分裂为西魏和东魏，但东、西魏都继续实施“九品差调”的办法。现存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瓜州地区的计帐文书记载，民户区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照不同情况徵收租调[14]。东魏不久被高氏所替代，建立了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规定“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焉”[15]。这说明东魏、北齐同样存在上、中、下三等不同的徵税办法。至于三枭远近的差别则与北魏时的规定相类似，而且明文规定“三年一校”，当赋税额少时，下户乃至中户可以不纳，这是前所未见的。

总之，秦汉以至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计算家赀物力的办法。虽然各个朝代的计资有其特色，如汉代有“以赀为郎”[16]，“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无訾又不得官”[17]，这类计赀须另当别论。甚至在王莽时，“壹切税吏民，訾三十而取一”的赀赋[18]，也不能和本文所说的计赀以划分户品等级相提并论。

自曹魏以至南北朝时期，南北都出现了“九品相通”的徵赋办法，由于史料限制，现已无法知道“九品混通”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推知，为了保证国家需要的大量赋税收入，各地必须划分民户品级，评定赀产必然要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工作。北朝时，明文规定九品区分为上、中、下各三品，上户出赋多，输租远，中、下户纳税少，照顾就近输纳。由此可见，九品户的划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在逐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