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正书院，创办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1903年后改为“校士馆”（即后云南师范传习所、两级师范学堂和今昆明第一中学前身）。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三年，但书院的成立“开南中未有之风”，与广东学海书院、浙江诂经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并称全国“四大书院”，是清末追随时代潮流、富有特色、成效卓著的著名书院之一。

清末，旧式书院渐渐落伍，其陈腐的教学内容和应付科举的“制艺”（八股文）为时代所不容，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士大夫倡议创办新式书院，培养“经邦济世”的人才，为国所用。当时的光绪皇帝赞同变法维新，很快批准了云南巡抚谭钧培关于在昆明创办“经正书院”（取“传经、拜经、守正”之意）的请求，并亲赐“滇池植秀”匾额一方，以资鼓励。

1891年3月5日，“经正书院”在昆明城内报恩寺旧址（今翠湖北路昆明市体委院内）正式成立。

经正书院公开宣称，以培养“通经致用之才”为目标，教学内容以“古学、时务”为主，颇有几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革新意味。书院的学生在全省范围内公开选拔，多为各地勤敏好学、思想活跃的优秀学子。

经正书院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骄人业绩，前后两任院长许印芳（1832—1901）、陈荣昌（1860—1935）功不可没。

许印芳是一个边疆地区的旧文人，又是从科举出身的儒家学者，但在办理云南教育和“传道、授业、解惑”的几十年中，却能够与时俱进，大胆接受新思潮，不断改良教育方法和途径。他经常教诲学生说：“无论何种学术，必须要认真细心的去研究与学习。但要有独自的见解，不可以像以往的腐儒一样，永远做古人的应声虫，规规矩矩，人云亦云，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读书是不行的。我们要想求得真理，求得真实的知识，（必须）要广泛的读古今中外的书。读了后，要多予思考，对得到的知识重新估价。为此，既得到汉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又符合西洋科学家、哲学家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根据学生的爱好和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但重点是培养“经世致用”之才，而不是那种只会摇头晃脑地背诵几句“之乎者也”的“花架子”。他既强调读书的重要性，恳切地告诉学生“山藏美玉海藏珠，益人神志无逾书”；又特别强调读书方法。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读书如酿酒，漉糟取精液。

酒缸倘无糟，精液何由得？

意思是说，做学问要像酿酒一样，善于从糟粕中汲取精华；假如没有糟粕，精华又从何而来呢？

这首诗明白如话，言简意赅，既好懂又好记，莘莘学子们奉为圭臬，恪守不渝，常温常新，终生受益。

他执掌经正书院６年，为书院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许印芳之后，陈荣昌继承了他的办学思路，在书院执讲６年，“或鼓励学生博览世界各国书籍，或倡送学生赴日留学”，为云南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学院毕业的学子中最有成就的当数袁嘉谷。经陈荣昌举荐，他于1903年参加朝廷举办的“经济特科”（经邦济世）考试，一举夺得头名，荣登“特元”魁首。特元的考试难度高于状元，录取程序也更严格、复杂，是比状元还要荣耀的“金榜及第”。当年参加特元考试的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状元、四川名士骆成骧及广东籍进士梁士怡等人。

袁嘉谷为家乡争得了殊荣，云南人特地在昆明拓东路金汁河畔修建“状元楼”，永志纪念。袁嘉谷的成功，与书院紧跟时代潮流，注重“新学”教育是分不开的，应当永远载入史册。

此外，秦光玉、钱用中、李坤等毕业生后来都成为集大成的学者，为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