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存礼，男，1931年2月22日出生于昆明市武成路义生巷一户居民家里。抗日战争爆发后，昆明街头常有进步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救亡，募集救济资金。有一次，年仅7岁的姜存礼，拉着弟弟听完宣传讲述，用手抹去泪水，挤进人群，捐献了小哥俩的午点钱，使在场的人都感动地说：“小娃娃也知道抗日救国，我们中国亡不了!”　　　　　 1938年后，昆明常遭日机轰炸。1942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日机空袭昆明，武成路中弹起火，被炸的街面房屋被烧成一片废墟；1943年日机又来空袭，义生巷中弹，姜存礼家被炸成了一个大坑。12岁的姜存礼愤愤地说：“要是我们国家强盛，小日本就不敢这样欺负我们啦。”妈妈对他说：“对，有国才有家，使国家强盛起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尤其是要靠你们。”妈妈的话深深地印进了姜存礼幼小的心里。后来姜存礼读中学时，曾在作文《我为什么要学理工科？》中写道：“……在今天的时代，科学发展一日千里。在一些国家，科学技术已被普遍利用，然而在中国还很落后，连一般的科学技术，机械设备，都要从外国引进。现在，美国搞原子弹，苏联也在搞，将来万一再起战争，中国还能存在吗？我想，我不应该为了我的兴趣而忽略了我对国家的责任。因此我打消了学文科的原意，选学理工科。我之所以学理工科的决定，绝不是偶然的。”

姜存礼在五华中学初中毕业后，1945年秋考入云南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此时抗日战争虽已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又想发动内战，昆明市特务横行，市民人身安全难以保证。1945年“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姜存礼开始认识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要靠科学发达和工业发展来救国是行不通的，只有起来打倒专制独裁，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国家强盛才能实现。从此，姜存礼积极参加“一二·一”后的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

1948年秋，组织将姜存礼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并担任支委和小组长。1949年3月2日姜存礼经玉溪到达峨山游击区，分配到峨山游击大队负责政工，改名李子丰，同志们都叫他“小李”或“小季”，他虚心向大家学习，还把从家里带来的衣物送给最急需的同志。学穿草鞋时，草鞋磨脚，就用破布条把草索裹起来，慢慢地穿惯了，不裹也行了，最后打赤脚也能走路。峨山游击区多是彝族，为了工作方便他下决心学彝话，请彝族战士做老师，教后就在笔记本上记下并加上注音，他刻苦学习的精神使彝族战友很感动，都喜欢教他，没多久就能听会说，后来还可用彝话演唱革命歌曲。1949年4月，游击队在总果时，峨山中学来了一批学生参加游击队，较小的易华英和李惠芬安排在他负责的政工队，因斗争需要她俩想改名，请姜存礼为她俩取，姜存礼为易华英改名为易坚，为李惠英改名为李燕梅。不久易坚的舅舅寻人找到游击区，姜存礼出面接待，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做通了易坚舅舅的工作，为易坚留下些钱后放心地回去了。后来易坚的舅舅也参加了革命，和大家一起打游击来了。

1949年6月，姜存礼担任滇中游击支队第三大队教导员。8月，随游击队进驻新平县城，9月，组织安排姜存礼转业到地方，任中共新平县委委员；新平县人民政府成立，姜存礼任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织动员部分年纪小的同志回学校继续读书，易坚和李惠芬找姜存礼交换意见，他跟她俩说道：“从新平解放以来的实际情况看，人民的思想觉悟是大大提高了，残匪的肃清也是短期内就可以彻底实现的，但要把封建的农村变成真正民主的农村，却不是一天两天做得到的。有些人以为全国解放了，应该是城市工作重要了，可以以此为借口要求到城市去，这也许从总体上看是有道理的。但在云南，尤其是在新平，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已经下来的，应该坚持在农村，现在还在城市的，有的应该到下边来，大家为建设新农村而努力。我下乡时本答应过母亲等解放了就回去读大学，照理说我该回去了，但我能丢下这么多需要我们去努力完成的工作吗？能只考虑个人和家庭利益吗？我决定留下不走了。我已经写信回家，还动员二弟丢下书本也去哩!”易坚和李惠芬听了姜存礼的一番话，都留了下来。姜存礼的二弟，也在哥哥的鼓励下离开昆明的大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0923部队。

1949年12月，中共新平县委派姜存礼到北区兼任区委书记。1950年3月9日，姜存礼参加完南下干部和地方武装区营级以上干部在玉溪州城的会师大会后，即返回新化开始了紧张的征粮工作。姜存礼是北区征委会负责人，县委要求征粮工作任务争取在5月10日前完成，征粮触及土地大户的利益，他们勾结土匪四处散布谣言，伺机抢劫，抵制和破坏征粮。4月30日，北区新化发生土匪暴乱，200多土匪向北区区政府进攻，姜存礼和邱文郁率领11位征粮工作队员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区政府被土匪攻破，姜存礼和邱文郁组织突围，冲到大门口，被土匪火力阻住，姜存礼坚守阵地，不断向敌人射击，掩护同志们突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剩下一颗子弹射向自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