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曾在西安两个地方住过，一个是新城黄楼，另一个就是高桂滋公馆。高桂滋公馆现位于建国路83号，即陕西省作家协会院内。当年蒋介石住过的屋子，著名作家陈忠实十余年前曾多年在此办公。

蒋介石高公馆里度过难熬11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当天蒋介石被送到新城黄楼，两天后，蒋介石又被迁送到张学良公馆旁边的高桂滋公馆。蒋介石在此住了十一天，这十一天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尴尬、最难熬的十一天。

有关张、杨二位将军为何要将蒋介石从新城黄楼转移到高桂滋公馆，有很多说法，最多的说法是：黄楼在陕西省政府大院内，当时这里情况复杂，蒋介石住在此不妥当。而高公馆和张学良公馆相邻，见面、说话、议事包括送饭都方便多了，也更安全。对此说法，记者采访了现居住在西安的高桂滋女儿高士洁，她说：“我觉得二位将军确实是为蒋介石的安全着想。同时高公馆新建成，条件好，从没人住过，环境幽雅，又有暖气，这也是选它的原因。我最近看到一篇采访杨虎城的卫士班长王志屏的网文说：‘王志屏给他（蒋介石）端火盆取暖，他说不要，不要，端出去！’蒋氏是江浙人，怎受得了大西北的炭火熏烤？张学良能借高公馆，安排‘蒋委员长’居住，可见高公馆在当时的西安，也是最时髦的居所了。”

坊间有个传言，说蒋介石入住高桂滋公馆时，高桂滋正领兵在外作战。西安方面派人找他，说有人要借您的公馆一住，他火冒三丈说：“公馆刚刚盖好我还没住过，就有人要借，不借！”当来人说借的人是委员长、是各方面的意思时，他说：“那就借！”高士洁笑着否认了这个说法：“不可能，当时父亲在外打仗，不可能获悉这边的消息，而且张学良犯不着为了借房子还在那么紧张的时候特意派人给我父亲带话。据我所知，高公馆当时尚未完全竣工，我表叔贺善培负责监督修缮工作。张学良派他的副官长谭海来找表叔，交给他一张张学良将军写的便条，说要借公馆一用。表叔欣然允诺，但内部装饰尚未就绪，怎么办呢？只见张学良的部下们迅速搬来家具，布置房间。表叔好奇问士兵接待何人？士兵说是蒋介石。表叔一听就笑了，说‘委员长要来住就住呗，还写什么借条！’他哪里知道蒋介石是来做‘阶下囚’的啊？”不过高士洁透露，“西安事变”前夕叶剑英前来西安会晤张学良时，中共中央曾派员和高桂滋进行联系，高桂滋欣然同意中共代表住进自己的公馆。后叶帅在四合院的二号院北房中住了近一个月。

高公馆里达成停止内战六项协议

从12月14日到12月25日，蒋介石在高公馆一共住了11天，没有人知道这11天里他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著名作家陈忠实曾撰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办公室的故事》，讲述了发生在高公馆、发生在公馆东耳房（后来作为陈忠实的办公室）的故事：“蒋介石虽然在高公馆住了只有11天，却发生过许多历史性的情节和细节。他刚被转移到这个东耳房，张学良便从他的公馆赶过来看望，一副毕恭毕敬的军人礼仪。张学良连叫几声‘委员长’，蒋介石不仅不搭话茬儿，裹着被子蒙着脑袋连脸也不露给他看。此前，送过来的饭食也不进口，一副绝食的抗议。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来到这个高氏议事厅的东耳房，向蒋介石汇报了南京政府自‘西安事变’以来的复杂情况，也透露了他们兄妹二人到西安后与张、杨会谈的意见，这是至关重要一步。过了一天到12月24日晚上，早几天从陕北下来到西安参与调解此事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宋氏兄妹一起走进了蒋委员长下榻的东耳房，举行正式会晤，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在高公馆里曾撰写过他平生第一次“遗嘱”。此事是2004年6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解密的一万余件宋子文档案披露的。宋子文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八日（12月20日），曾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并在高公馆单独拜见了蒋介石，他后来曾在日记中回忆“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宋子文在西安对蒋介石直言并晓以利害，也是“西安事变”后来能和平解决的重要一步，而蒋介石的态度也“渐次通情达理”。在21日宋子文飞回南京前夕，他曾前往高公馆向蒋介石辞行，而蒋介石也拿出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均为毛笔所撰，是蒋被押高公馆期间背着张学良所写。其中一份是蒋氏致全体国民同胞的信、一份是致夫人宋美龄的私人“遗嘱”、第三份是写给当时正在苏联西伯利亚流亡的亲生儿子蒋经国和在德国留学的次子蒋纬国的。

张公馆高公馆相邻“纯属巧合”

高桂滋公馆建于1933年。高桂滋建造这座小楼时，大概没想到，他为自家建的公馆，第一个主人不是他自己，而是“蒋委员长”；大概也没有想到，后来他的公馆聚焦了整个中国的目光，成为当时政治漩涡的中心。

参加了长城抗战之后，考虑到回归故土，也考虑到当时时局动荡，高桂滋动了在西安建一所比较合意的房子、以供日后长久居住的念头。1933年，高桂滋选中了建国路启新巷（今建国二巷）一带，占地十余亩的地方。他的女儿高士洁告诉记者：“那时，我家有数十口人，有我的祖父母、姑母、叔父以及他们的子孙，年长的、年轻的各有各的喜好，比如我爷爷喜欢四合院，想安安静静过日子；我父亲喜欢花园，还需要有一个体面的会客场地。所以，父亲请了天津的建筑公司，设计并建造了这所由一座西式小楼与三座四合院相通相连、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但你问我当时父亲花了多少钱买的这块地，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只有父亲和叔叔清楚。”为什么高桂滋选择了和张学良当了邻居，是因为二人私交甚密吗？高士洁否认了记者的想法：两个公馆相邻，“纯粹是个巧合。”

后人理解高桂滋公馆似乎只有那座西式小楼，而事实上小楼只是高公馆的主建筑，小楼东侧（现在省作协办公楼的位置）是那三座三进四合院，均坐北面南而建，是既有通道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院落。当时的高公馆跟现在一样，大门向西开辟，一进大门，两侧是车房、门房还有司机、副官的住所，一进门就是圆形喷水池，如今依然养着各色金鱼。其实现在高公馆只保留下了小楼和鱼池喷水池，其他地方均已被拆除。

高公馆说是小楼，其实应是一座由混凝土立柱和砖、木混合而成的二层楼房；而整座小楼占地面积286.65平米，一楼为半地下式，主要用来安放杂物，当做储藏室用，其中置有小型燃煤水暖锅炉，水被烧热后，用人力升压，把热水送到楼上的散热器中，这就是当时的暖气；二楼的门前有十几个台阶，拾级而上便是十多平米的廊檐。小楼有三个门开在廊檐上，西门是会客厅偏门，东边的是主卧室的门，而中间是进入小楼大厅的门。高士洁介绍说：“当时站在中门前回身南眺，还能看到对面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进进出出的人，也可以看到张公馆的网球场，听说我叔叔还亲眼看到过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那里打网球呢。”

进大厅中门之后，左边是会客厅，会客厅内有餐厅。大厅后排是两间客房和一间储藏室。大厅后排的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客房（又称东西耳房），东北角的那间就是当年蒋介石的卧室，而这间卧室南边有一个带洗手盆、浴缸和冲水马桶的卫生间。

据说，小楼所在的院子被称为“大楼院”，而三座四合院的小院就被称为偏院，三座四合院从东到西被称为一、二、三号院。四合院坐南向北，大门都开在启新巷，院落之间都有偏门相连。四合院的平房全是砖木结构，院中铺满方形青砖，院中央栽着海棠树。四合院中南房为上房，建在约50厘米的高台上，呈凹字形。一进两开，中间为起居客厅，外边有走廊，东西两侧各为卧室。东、西皆为厢房，可以居住，也有做餐厅和客房。北房虽没有上房那样宽阔的廊檐，但阳光充裕，比上房更加温暖。

高桂滋简介

高桂滋，字培五，陕西省定边县人。生于1881年农历八月十八，卒于1959年1月6日，享年68岁。

高桂滋于1911年参加同盟会，同年参加辛亥革命。在旧军队中，历任连、营、团、旅、师、军长及战区副长官等职。在抗日战争中曾率部参加长城、南口、平型关、忻口、太岳、中条山等战役，常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英勇奋不顾身，功勋卓著，具有高度爱国热忱及坚定的民族意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桂滋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高桂滋历任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农林部副部长、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

1957年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突发脑渗血症，延至1959年1月病情突然恶化，医治无效去世。灵柩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