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村纯忠

大村纯忠毫无疑问地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另类。一方面，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仅成为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个天主教大名、还力促长崎开港、派遣天正少年遣欧使团，无不开一时之先河，可谓是时代的巨人；另一方面，他作为战国大名的表现却并不优异，甚至有些窝囊，不仅未能有开疆拓土的功绩，还不时为周边势力所压迫，只是于诸般重压之下苟延残喘而已，如此看来，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矮子。因此，本文将不会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这个兼具巨人与矮子特征的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替之以分叙的形式。

出身

有关肥前大村氏的祖先，根据其自身方面的史料《大村家谱》、《大村家觉书》、《乡村记》等记载，乃是那个著名的海盗藤原纯友，十世纪末的正历五年（994），纯友之孙藤原直澄自伊予国大洲移居肥前彼杵郡大村乡，遂以当地地名为苗字。与此说法相对，《长秋记》、《中右记》、《百炼抄》等文献中则记载了另一个名叫平直澄的人，乃是十二世纪初肥前藤津庄庄官平清澄之子。元永二年（1119）十二月，居于京都的清澄突然解除了原藤津庄代官的职务，代之以一个名叫范誉的僧人，不过这位新代官却很快便与平直澄起了冲突——当直澄准备将年贡米输送给京都的父亲时，范誉却屡加阻挠。愤怒的直澄于是扣押了范誉的妻子家人，不给他们饭吃，并杀死了他的五六个手下，终招致朝廷的讨伐，脑袋被砍下后于京都河原示众。据考证，平直澄曾经盘踞的藤津乡，也正是中世纪时大村氏的领地，两者之间很有可能存在渊源关系。这样一来，大村氏的氏源就应该是平氏，而不是他们自己所称的藤原氏。究其原因，可能是平直澄的后人认为祖先被朝廷追讨的事情太过丢脸，所以干脆附会到另一钦犯藤原纯友身上，后者好歹还更出名些。当然，不仅是大村氏，所有自称为藤原纯友之后的肥前豪族们，也都有着伪造系谱的嫌疑。

现在鹿岛市古枝仍有着“大村方”的别名，据考证就是当年的藤津庄大村氏故地。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由于周边有马、千叶等氏的压迫，当主大村纯治难以维持藤津庄的领地，不得不移往彼杵郡大村乡，此后其子纯伊、孙纯前继立。当是时，岛原有马氏日益强盛，在有马晴纯担任当主时，势力已遍及高来、藤津、杵岛、彼杵、松浦等肥前五郡，同时还不断以养嗣子政策吞并、压服周边势力，以出生于天文二年（1533）的晴纯次子胜童丸为例，由于其母即大村纯伊之女、也就是纯前之妹，故于天文十九（1550）年做了大村家的养嗣子，讳纯忠，通称民部大辅、丹后守。

其实大村纯前本有一个名叫又八郎的独子，但后来在有马氏的指示下，不得不将其送给无嗣的武雄后藤纯明做养嗣子，而自己则将外甥纯忠收为养嗣子，这其实都是有马氏意在更好地控制大村、后藤两氏的举措。不过，这种人为割裂亲情的做法毕竟不那么妥当，并导致后来改名为后藤贵明的又八郎从此对纯忠这个表兄抱恨终身，但纯忠又何尝不是政治交易的牺牲品。就在纯忠来到大村家的次年，大村纯前病殁，他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家督之位。

长崎开港的变迁

就在纯忠入嗣大村家的同一时期，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开始了对日本的大门的叩击。天文十八年（1549），葡萄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科·沙勿略初次登陆日本，开辟了于这个国家传播天主教教义的新纪元。次年，由于与萨摩岛津氏的合作并不愉快，葡萄牙船和沙勿略本人相继来到肥前平户，受到了当地领主松浦隆信的热烈欢迎，隆信之意在于得到铁炮这一新式武器以及商贸往来的丰厚利润，而葡萄牙人则坚持在允许其布教的前提下，才与日本人做生意，正所谓“胡椒与灵魂”、一个都不能少。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的一个月里，松浦领内皈依天主教者竟达到了千余人之多，其后沙勿略离开平户前往京都，而把另一传教士托雷斯留在了当地。

随着平户的天主教徒不断增多，对此十分反感的佛教徒们开始不断寻衅滋事，而领主松浦隆信则优柔寡断、丝毫未加干涉，导致双方的对立情绪日益加深。永禄四年（1561）八月，一些葡萄牙水手与平户町民发生冲突，结果船长及以下十四人被杀，酿成了最初的涉外暴力事件，而松浦氏在此后的裁决更令葡方大感不满，遂干脆断绝了与平户的贸易往来，转而南下前往大村氏领内的横濑浦寻求通商机会，这不禁令大村纯忠大喜过望。

横濑浦位于西彼杵半岛北端，与东彼杵之间隔了一个名叫针尾的小岛，其西南端被称为针尾濑户的海峡沟通了日本海和大村湾，附近海域的漩涡潮流是著名的景观。大村纯忠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葡萄牙人的开港要求，并提供了相当优厚的条件，比如将港口周围三里范围之内的土地和农民交给教会使用、凡不愿信教的佛教徒一律迁走，同时在当地进行贸易的商人可免除十年赋税等。于是横濑浦异常迅速地繁荣起来，前文曾提到的那位托雷斯神父甚至在当地举行了盛大的复活节仪式。根据路易斯·弗洛伊斯所著《日本史》的记载，平户、博多、山口乃至于京都的商人在听说横濑浦开港后纷至沓来，纯忠由此在当地配置了一名奉行，以便及时听取传教士们的意见。此后干脆自己也皈依了天主教。

纯忠对于天主教的信仰同样引发了领内佛教徒和家中保守派老臣的不满，当然，背后也少不了那个热切希望重夺故土的后藤贵明在捣鬼。就在他受洗后不久，大批暴徒便开始不断袭击横濑浦，乃至于当街纵火，教堂更是被烧为灰烬、教徒四散，纯忠辛苦建立的横濑浦由是毁于一旦，他所任命的横濑浦奉行朝长纯安亦被杀。同时，甚至纯忠本人也遭到了犯上作乱者的袭击，以至于只好拿着佩刀、翻过城墙出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危难时刻庇护了他的竟是附近多良乐僧院内一个名叫阿金法印的僧人，而他的居馆则被暴徒洗劫一空后焚毁。不过，叛逆者终究只是一伙乌合之众，纯忠很快就把叛乱平定了下去、复归大村，当逆臣们前来请求宽恕时，他颇为大度地赦免了他们的一切罪行。

纯忠既遭此劫难，直到三年后方才完全恢复领主权，而横濑浦毁灭后，葡萄牙商船一度被迫重回松浦氏领内的平户入港，但双方很快在永禄八年（1565）八月再度闹翻，于是便又折向大村领内的福田浦入港。然而，福田浦外风高浪急、船只停泊困难，还时常要受到怀有敌意的松浦氏的袭击。葡人的目光于是转向了更深处的深江浦、亦即长崎港，经过传教士的勘测，最终确认当地实乃优秀良港，遂于元龟元年（1570）向大村纯忠提出开港要求。不过当时的纯忠可能仍然对横濑浦的悲剧心有余悸，或者是担心开港后会招致邻近豪族们的嫉恨，所以起初并不打算答应此事，只是后来在兄长有马义贞的劝说以及巨大利益的诱惑下才同意长崎正式开港，而当地领主长崎纯景恰好也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并且是当年与纯忠一道受洗的家臣之一。与当初的横濑浦一样，纯忠将长崎港周边三里之地捐献给教会，于是当地在除了港口职能之外，还成为当时日本最大的传教中心。

话说回来，所谓嫉恨大村氏者，除了后藤贵明和被抢走南蛮贸易的松浦氏外，主要还有长崎附近信仰佛教的谏早领主西乡纯尧及其弟深堀纯贤，彼曾数次出兵侵攻长崎附近的教会，皆为纯忠所击退，后又屡用计谋，想要离间纯忠和有马义贞兄弟、乃至于暗杀纯忠，但都没有得逞。最后纯忠终因不堪其扰，遂向罗马教廷派来日本的巡察使亚历山德罗·瓦利格纳诺请求将长崎以及附近的茂木完全献给教会，其目的在于利用教会的力量维护长崎的安全，而纯忠既能确保当地的税收收入，也可在必要时前往避难。瓦利格纳诺在经过将近一年的深思熟虑之后，方于天正八年（1580）同意了纯忠的要求。同十二年，有马晴信亦将领内的浦上献给教会。此后直至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长崎都作为日本唯一的对外通商港口而存在，其充满坎坷的开港，毫无疑问氏日本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虔诚的天主教大名

大约是在永禄六年（1563）的三至六月间，大村纯忠与二十五名家臣一起在横濑浦接受了托雷斯神父的洗礼，正式皈依天主教，并取教名为堂·巴尔特罗密欧（ドン·バルトロメウ），他同时也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天主教大名，其受洗比大友宗麟早了十六年，比有马晴信早了十八年。在他的带动下，横濑浦和大村附近在短期内便出现了一千二百余名天主教徒。

永禄十年（1567），纯忠亲自拜访居住于长崎附近ロノ津、时任教区长老的托雷斯神父，请求派遣传教士为家臣举行洗礼，后者遂派出一个名叫达尔梅达的传教士前往大村，当他完成宣讲教义的任务、动身返回时，当地已经增加了五百名信徒。翌永禄十一年，纯忠经过与老臣的商议，向教会捐赠了大村的土地，以供修建教堂，当年十一月二十日，教堂完工并举行了初次弥撒。再次年年初，托雷斯神父亲自来到大村，并在九个月之内又吸收了八百名信徒。

永禄十二年（1569），丰后大友宗麟已肃清北九州的毛利氏势力，继而大举讨伐肥前龙造寺隆信，其间将本阵置于筑后高良山。大村纯忠判断龙造寺氏必将遭到灭顶之灾，遂通过托雷斯神父与大友宗麟通好，并表示愿在必要时出兵助战，宗麟欣然接受了纯忠的好意。此后，纯忠为防万一而将年迈的托雷斯连同八百名教徒一起送往长崎躲避战火，另一神父达尔梅达则前往高良山，最终取得了大友宗麟不攻打大村领的承诺。次年九月三日，与大村氏有着深厚渊源的托雷斯神父终于去世，纯忠带着夫人一道出席了他的葬礼，随即又在同年邀请新任教区长老弗朗西斯科·加布拉尔为其夫人（教名堂娜·玛丽亚）、嫡子喜前（教名堂·桑丘）和两个女儿举行洗礼。当是时，大村领内的南蛮町迅速发展，教民人数超过六万，竟占到了全日本信徒的半壁江山。

天正二年（1574）十一月一日，大村纯忠与传教士首领加斯帕尔·克奥里耶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谈，最终接受了后者的建议，决定以强制手段命全体家臣信奉天主教、领内寺社一律改建为教堂，若有违抗者一律驱逐出境。事到如今，他的做法就有些类似于宗教压迫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少强迫改宗、杀害僧侣、毁坏寺社的暴力事件，至次年九月十三日，大村领内激增了两万余信徒，教堂数量也达到数十座之多，俨然已成为纯正的天主教国度。同时，纯忠之兄有马义贞亦于天正四年受洗，继承其位的晴信则于同八年受洗，取教名为堂·普罗达西奥（ドン·ベロタジオ），于是仅肥前一国就涌现出了纯忠和晴信这两位叔侄天主教大名。

窝囊的战国大名

前文曾提及，那个本应为大村家之主的后藤贵明始终对纯忠抱有很深的敌意，同时他还收松浦隆信的次子为养嗣子、并取名后藤惟明，两家联合起来与大村氏为敌。大村纯忠无疑感受到了来自于周边的莫大威胁，由于其原先所据的几座小城砦均不足以自守，遂于永禄七年（1564）筑成了新的居城三城——此城位于现今大村市的中心位置，此后作为纯忠、喜前父子的居城达三十五年之久。

元龟三年（1572）七月晦日，后藤贵明率兵七百突袭三城，松浦镇信也派出五百人助战，同时参与其中的还有西乡纯尧手下的三百人——这三氏联军总计达到了一千五百人之多。而当时三城中的守军除当主纯忠本人外，仅有大村山城守纯辰、朝长大学纯盛、朝长安艺守纯基、今道远江守纯近、宫原常陆介纯房、藤崎出云守纯久、渡边传弥九纯刚总计七名谱代家臣，这也就是此后所谓“三城七骑笼”说法的由来。事实上，当时三城中除了这八人之外，还有前文中曾提到的那个和尚阿金法印、山口的浪人吉川近江入道素庵、还俗的寺僧小佐佐兵部、大村彦次郎、纯忠的侧近富永四郎左卫门、今里彦右卫门及其他男子四十五人，外加纯忠夫人等二十七名女眷，总共是八十人。不过不管怎么说，攻守双方的实力仍然是相差悬殊。

当此危机时刻，纯忠并没有自乱阵脚，他命朝长纯盛、纯基带领十五人守前门；今道纯近带领十七人守后门；自领十三人坐镇本丸。同时于城内各处虚插旗帜，还让女眷们高举刀枪旗帜在城内奔跑，以造成守军人数颇多的假象。不久后，松浦军即于城南发起进攻，纯忠亲率士卒以滚木檑石抵御，连女眷们也纷纷将灰土、糠砂等撒向敌军，攻城方被迷了眼睛，又挨了一顿弓箭铁炮，于是便在付出了若干伤亡代价后退却了。不过，在三面包围之下的三城仍然是岌岌可危，更糟糕的是，后藤贵明凭借他的“前少主”的身份收买了不少大村家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一个救驾的援军都没有出现，纯忠在绝望之余，甚至举行了最后的酒宴，做好了战死的准备。

或许是因为纯忠命不该绝，不久后便有一个名叫富永又助的旧臣赶来救援，他见敌军势大，便想出了一个计策，跑到西乡军的领兵大将尾和谷军兵卫面前说：“我以前在大村家时因遭人诬陷而作了浪人，所以对他们恨之入骨，这次一定请让我出战，势必要第一个攻上城墙！”军兵卫由此放松了警惕，又助遂乘机靠近他身边后拔刀将其砍成重伤，西乡势陷入大乱，又助也得以安全遁入三城。大村纯忠听闻此事后喜出望外，为了褒奖又助的忠勇机智，还下赐一字偏讳，给他取名为富永忠重。与此同时，长冈左近、朝长壹岐等大村家臣也开始陆续来援，松浦势见势不妙率先退走，而西乡势则依旧混乱不堪，于是主谋的后藤贵明也心生退意。大村军随后反攻解围，并斩尾和谷军兵卫。所谓的“三城七骑笼”取得了传奇般的胜利，那七名表现活跃的家臣后来也世代得到主家的优遇。

三城城址

另一方面，自今山合战之后，佐贺龙造寺氏开始迅速崛起，根据大村方的史料《大村家觉书》、《大村记》等的记载：龙军先于天正三年（1575）攻入藤津郡，纯忠救援不及，该郡即落入对方掌握。同年十二月十一日，龙造寺隆信又亲率包括松浦、后藤等旗下豪族部队在内的八千大军进至萱濑川岸边的麻生岳布阵，而对岸菅无田砦内大村方武将峰弹正、庄善助、一濑半左卫门及以下的守军包括农民在内也只有区区三百人。纯忠本来指示他们弃砦退却，但倔强的守军却一直战至全员阵亡，并给龙造寺军也造成了七百余人的伤亡。翌十二日凌晨，纯忠率军奇袭麻生岳，隆信猝不及防、麾下四散，遂逃往谏早的尾和谷——由此看来，大村军似乎是反败为胜了。不过《历代镇西志》以及龙造寺方的史料《藤龙家谱》中的记载却有所不同：时间也变为天正四年六月，当时龙造寺隆信讨伐大村、围萱濑城，旗下后藤、有田、伊万里、山代等豪族协同出兵，松浦氏也派出兵船封锁海面，同时隆信的直属部将锅岛、小川、执行等亦表现活跃。最终龙军不仅阻止了有马氏对大村的救援行动，还将城外尚未成熟的农作物毁坏殆尽，大村氏深为之苦。这样一看，又仿佛是大村氏吃了败仗。根据大村家史料讳败扬胜的“一贯表现”，其可靠程度相对较低。当然，无论是胜是败，双方在此战后讲和却是事实，同时还约定将纯忠之女许配给隆信的次子江上家种，这无疑是大村氏主动求和的标志。

不过，龙造寺隆信并没有就此停止对大村氏的压迫。天正九年（1581）八月，他强迫纯忠把嫡子喜前送到佐贺当人质，两年后，又提出用喜前交换纯忠的次子纯宜、三子纯直，继而自食其言将其三子一并扣留，还不断要求纯忠把许多亲属交给龙造寺氏，以削弱其力量。最后竟赤裸裸地威逼纯前放弃三城，前往东彼杵郡的波佐见居住。其间由于肥后某城主造反，隆信暂时停止了对大村的威压，但等他平叛归来后，立刻就发出了最后通牒：纯忠必须于三日内交出三城，否则就要灭亡。这是何其屈辱的时刻，纯忠不得不躲开众人的目光，悄悄地离开了辛苦创建的居城，而大村方的史料也仿佛有默契似的对此只字不提，以至于这些情节都只能在弗洛伊斯的《日本史》中才能读到。事后，大村喜前被放回了三城，但身边时刻都有龙家家臣监视——他其实也只是做了龙造寺的傀儡而已，而纯忠与儿子和家臣之间的一切联系也都被切断，隆信甚至放话说：谁要是胆敢为纯忠说话，就杀谁的头。此外，龙家家臣还在大村领内胡作非为，肆意杀害天主教徒、强夺他们的家产和妻子。

纯忠何时复归三城已不可考，但基本上是在龙造寺隆信败亡之后的事情。天正十二年（1584）三月，隆信大举出兵讨伐肥前的另一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并命大村氏出兵相助。由于纯忠本人就是出自于有马氏，而且还是晴信的叔叔，故此十分为难，但由于龙造寺隆信平素一贯残暴不仁，稍有忤逆者便有可能惹来灭门之祸，所以只得派遣嫡子喜前领兵三百参战，但大村军士兵都在暗地里偷偷把铁炮弹丸拿掉，还祈祷有马军能够获胜。另一方面，有马晴信已从萨摩岛津氏求得援军，最终于岛原冲田畷大破龙造寺军，连隆信本人也为萨将川上忠坚所杀。根据弗洛伊斯《日本史》的记载，此战过后，肥前天主教徒无不欢欣鼓舞，并鸣钟庆贺。有马、大村两氏也就此摆脱了战争的阴影，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尽管岛津氏在此后势如破竹地席卷九州，但其矛头主要还是指向丰后大友氏，故肥前竟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平安无事。而就在冲田畷之战的次年——距离丰臣秀吉征伐九州的天正十五年（1587）还有两年时间时，纯忠便与有马、松浦等氏一起向这个未来的天下人表示降伏，从而在此后保全了领地安堵，他本人那并不怎么成功的战国大名生涯也就此落幕。

天正少年遣欧使团与纯忠之死

前文曾提到的那个天正七年（1579）来日的教廷巡察使亚历山德罗·瓦利格纳诺，于在日逗留的两年半时间里认真考察了各地的传教情况，最终于天正十年一月二十八日在长崎港搭乘葡萄牙船返回欧洲，同时为了向兼任西班牙、葡萄牙国王的腓力二世和罗马教皇展示传教成果，遂通过大村纯忠、有马晴信、大友宗麟三大名，从有马领内的神学校选拔的四名具有贵族血统的日本少年随他同船赴欧，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正遣欧少年使团。

种种迹象表明，大友宗麟似乎并不知晓此事的详情，因此大村和有马、特别是大村纯忠应该是主要发起者。这四位少年分别是正使：十三岁的伊东曼吉奥（マンショ）和与他同龄的千千石米盖尔（ミケル），副使十四岁的中浦朱利安（ジュリャン）和十三岁的原马罗奇诺（マロキノ）。彼一行人历经澳门、马六甲、印度、好望角等地，最终于两年半之后的天正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登陆，随后便动身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谒见西王并呈上了三大名的国书。翌年二月二十二日，使节团抵达罗马并谒见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再度呈上国书，其后游历欧洲各地达一年之久，所到之处无不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欢迎。天正十四年二月，使节团自里斯本出发、扬帆归国，这一行，又用去了两年多的时光。当他们的座船于天正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缓缓驶入长崎港时，四个少年已在经历了六年零五个月的旅途后长成了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就在他们出国期间，日本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丰臣秀吉在基本统一全国后下令禁教并驱逐传教士，而当年派遣他们赴欧的大友宗麟和大村纯忠也都不在人世了。四个少年后来殉教的殉教、病死的病死，他们那波澜壮阔的大航海经历，终究也没能给自己的祖国带来什么新鲜的改变。

根据曾长期陪伴在纯忠身边的卢塞诺神父的回忆录记载，纯忠早在天正初年就感染了肺病，后来长期未能治愈。至天正十四年秋，他将家督之位让给嫡子喜前，自己则迁到大村郊外的坂口馆隐居养病，而弗洛伊斯则称，他在此时患上严重的扁桃腺炎，常常一连数月卧病在床，这也有可能是他早期所患肺炎的并发症。仿佛是因为经历了太多人生曲折，纯忠特意命人在隐居住所周围种植了大量树木，以至于遮蔽了大部分的阳光，同时庭中也筑起假山、引来泉水，而自己就在这深幽清静的所在静静地等待着天主的召唤，其逝世日期按照西方传教士的记载是西元1587年5月25日，换算到和历则是天正十五年四月十八日，享年五十五岁。就在纯忠逝世后的一个多月，五月二十五日，丰后的天主教大名大友宗麟亦与世长辞，他们那建设天主教国度的理想也如昙花一现般的消失了。

纯忠去世之际，丰臣秀吉的九州讨伐军正进至肥后隈庄，其嫡子喜前亦在军中。而纯忠则在临终前一天已有预感，故此命人放飞了一羽小鸟，还对身边的亲人说：“我心中仍有很重的负担，所以希望能最后向神父做一次忏悔。”可惜的是，当时卢塞诺神父身在长崎，他这最后的愿望竟不能实现。数日后，纯忠的遗体被安葬于宝性寺，后又辗转改葬到草场寺、本经寺，可能唯一能令其稍感欣慰的是，盛大的葬礼完全按天主教仪式举行，并由五名司祭和数名修道士共同主持，另有许多神学校的学生一同列席。

纯忠殁后，其子喜前虽历经丰臣、德川政权的更迭，但最终仍幸运地保全了大村的领地，成为二万七千石的江户小大名，这仿佛是上天对于与世无争、但始终保持着一颗虔诚之心的纯忠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