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共有四京，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和南京应天府。初沿五代晋、汉、周旧制，以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为西京。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以赵匡胤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所领之宋州（今河南商丘）为帝业肇基之地，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又升为南京。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吕夷简以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驻跸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亲征契丹，奏请大名府为北京。东京为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京为分司所在；北京是河北重镇；南京在四境中规模最小。

东京开封府

西京河南府(唐末破坏及五代恢复 三城垣墙与皇宫 洛阳园林甲天下)

北京大名府

南京应天府

东京开封府

地处黄淮之间，控引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和金水河，具有便于漕运的优越条件，被宋朝定为首都，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北宋的东京城,在唐汴州城及后周东京开封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共有外城、内城及皇城三重。外城又称“新城”或“罗城”，为周显德三年(956)所筑,城周长四十八里多。宋真宗赵恒、宋神宗赵顼重修，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更展筑城垣南部，周围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呈菱形,南北长而东西略窄。外城辟十二门，又以汴渠、惠民、金水、广济四河贯串全城，另设九个水门。外有城壕名护龙河,阔十余丈。濠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可见其建筑完善和防御的严密。

内城又名“里城”或“旧城”，其始筑年代不详,唐德宗时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建，周世宗曾加营缮。内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西北。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约当今日的开封城。计辟朱雀、望春、宜秋、景龙等十门。皇城即“大内”，又名“宫城”。原为唐代宣武军节度使署,后梁都汴时改为建昌宫,后晋改为大宁宫。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又增广皇城东北隅,周五里，辟乾元、拱宸等六门。皇城内宫阙大都依西京洛阳建制，总计约四十余所，分作不同用途，如常朝则文德殿，圣寿赐宴则紫宸殿，试进士则崇政殿等等，规模极为雄伟壮丽。

东京城内有四条宽阔笔直的大道,称作“御路”, 作十字形相交,分别通向外城的南薰等四正门道旁有人行道、水沟及绿化地。从大道又分出若干纵横交错的道路,多呈直角相交, 将城区划分成若干方格形称作“坊”的居民区商市则设于内城宣德门至州桥以东的潘楼街土市子及相国寺一带。以后随着城市商业的发达，坊与市的界限被突破，商店多沿街设立，城东南汴河东水门沿岸的市区，竟延伸至七八里以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描绘了这一市区的繁荣景况。

西京河南府

北宋以前，洛阳已有九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几代建都洛阳之时，作为全国城市来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阳城市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长安与洛阳是西、东两都，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谓站在同一个制高点上，是当时全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从中国都城的发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建都在哪里，主要是在长安与洛阳两地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唐末战乱之后，长安、洛阳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了，其中以长安为甚。五代伊始，朱温建立梁朝，史称后梁，把国都选择在汴州开封。不过，开封建都在草创阶段，朱温在以开封为东都的同时，又以洛阳为西都，并长期驻跸于此，所以洛阳仍保持着陪都的地位。至于长安，则降为雍州，变成一个地方性的城市了。后唐之时，以洛阳为首都，虽以长安为陪都，实际上是徒有其名而已。五代中的晋、汉、周三代，依照后梁制度，称开封、洛阳为东西两京，即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北宋继之。由此可知，五代时期，建都在开封、洛阳两个城市之间选择，最后把首都的地位确定在开封，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发展及政治形势决定的。

五代时期，从洛阳本身的城市演变来考察，时或首都，时或陪都，大体上保持着都城的地位，所以在唐末破坏之后，不断地有所恢复，已非长安可比。正因为如此，北宋一代，把这个陪都的地位摆在南京（河南商丘）、北京（河北大名）之上，继续加以扶持，使洛阳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关于这一时期洛阳城市的具体面貌和特征，本文将分成若干部分来论述。

唐末破坏及五代恢复

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有宫城、皇城和京城三重，京都之内，纵横各十街，整齐划一，表现出非凡的帝都气派。根据唐人韦述的记载，皇城至京城正南门的定鼎门大街，也即御道，广百步，其他如上东、建春二横街为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及左掖门等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1]在街道之间，隋有一百零三个里，三个市；唐改里为坊，有坊一百一十三，市三。每坊四周各长三百步，中开十字路，四出趋门，从坊的大小相同这一点上看，比长安之坊还规整得多。

当时，洛阳的三个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如唐之南市，即隋之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之通远市，周围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应当肯定，隋唐时代，洛阳是一座非常繁华的都市，实行着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

唐自安史之乱后，洛阳就不断遭到战争的破坏，降及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884年），蔡州秦宗权遣将孙儒攻击河南尹、东都留守李罕之，“据京月余，焚烧宫阙，剽掠居民”，无恶不作。李罕之暂退渑池，孙儒又与诸葛爽“迭相攻伐”，民无宁日，这样经过几年的战乱破坏，“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光启三年（887年）时，张全义为河南尹，驻军于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寂无鸡犬之音”。可以说，洛阳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了。

张全义进驻洛阳时，所带百余人，与原来的穷民百余户，在城内原南市地方，筑垒自固，是为北城。后于市南又筑嘉善坊为南城，且战且耕，招纳百姓，披荆种艺，经过几年的努力，“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号为富庶”。显然，这里所说的“富庶”，不是城市的繁华，而是城市废墟上的农村化，稼禾满野，所以才没有闲田。

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年）前，朱温准备迁唐都于洛阳，乃命张全义“缮治洛阳宫城，累年方集”。这年正月，昭宗东迁，为充实洛阳，朱温下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上连甍哭号，月余不息”。这年二月，朱全忠还亲赴洛阳，督促工役，用牺牲长安的办法，来恢复洛阳的都城地位。这次究竟从长安迁多少人往洛阳，史无明载，但从“月余不息”的时间上推断，似乎有相当规模，人数是不少的。可是，张全义已把洛阳废墟变成农田。这对城市恢复工作又造成不小困难。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十月的敕书这样说：

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及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以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妄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田业，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认识，付河南府。

唐朝末年，先是经历过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后又遭受军阀的连年混战，洛阳城的官僚、民户，大批逃亡或死亡，房舍被烧。城市变成一片白地。唐政府承认张全义开垦的田土为公田，不准原业主认领，也即不承认他们的产业所有权。未曾耕垦的荒田，才允许原业主认为己业，还须到河南府重新办理手续。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想要重建洛阳城，其难度是相当艰巨的。所谓唐朝的这一敕书，实际上是朱温颁布的，因此，朱温代唐建梁，洛阳城的变化并不很显著。

从五代时期的史实考察，真正对洛阳进行重建的是后唐王朝。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年）十月灭梁，年底即以洛阳为都城。次年八月，他在一道敕书中追述了汉、唐以来洛阳的富庶，并对后梁不重视洛阳一事作了一番斥责，然后表示了重建洛阳的决心和办法。敕书有这样一段话：

……自削平大憝，纂嗣丕图，重兴卜洛之都，永启朝宗之会，将资久远，须议葺修。务令壮观于九重，实在骈罗于万户，京畿应有空闲地，任诸色人请射盖造。藩方侯伯内处臣僚于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葺。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期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贵在成功，不得虚占。

这一敕书的内容，较之唐末，有较大改进，凡是京城空闲的土地，各色人等都可以申请盖造房舍，以为己有。京城内外的各级官僚，由于后唐政府还不能为他们在京城找到合适住房，只好允许他们申请占有闲地，自建房舍居住。原来有主之闲田，先令本主于半年之内自行建造房屋。过期不见动静的，也允许别人占有。后唐政府提出一条原则，“贵在成功，不得虚占”。这一规定，势必会加快洛阳的恢复工作。为落实这一敕书，后唐又下诏“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并宜令洛京修完宅一区，既表皇居之壮丽，复佳清洛之浩穰”，同时又宣称，各地方官能否执行这一诏令，是“爱君之诚节”的一种表现。这样使各地方官纷纷在洛阳投资建房，加快了洛阳建设的速度。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建设规划，使建设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来。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河南府开永通、厚载二门，并再次重申京城内空闲地的修营办法。是时，左谏议大夫崔huì曾经指出：

臣伏见洛都顷年当制葺之初，荒凉至甚，才通行迳，遍是荆榛。此际集人开耕，便许为主，或农或圃，逾三十年。近岁居人渐多，里巷颇隘，须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华夏之观瞻益壮。因循未改，污浊增深，窃惟旧制宫苑之侧，不许停秽恶之物，今以菜园相接。宗庙祠宇公府民家秽气薰蒸，甚非蠲洁，请议条制，俾令四方则之。

由此可知，在此以前，农田的开耕已逼近宫城，道路狭窄，“才通行迳”，城区之内到处是农田菜圃所用的秽恶之物。针对此情，崔huì才要求制定规划，不仅供洛阳重建使用，而且也令四方为则，这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

后唐为了恢复洛阳帝都的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左补阙杨途上奏，认为“明君举事，须合前规”，要求毁掉张全义在城内所筑的南州、北州旧垒，改变“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俯近皇居”的局面。这年九月，后唐政府根据杨途的上奏，同意拆除张全义、李罕之的城寨，并要求河南府“先擘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kuī，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从这里可以得知，后唐恢复洛阳时，其道路街巷，基本上想按照唐代旧制，张全义等所筑的城寨、城濠均被填平。此时，后唐还重新建立了兴教门楼，以增加宫城南面的壮观。

但是，洛阳多年形成的事实，并非后唐一纸敕书马上就能纠正过来的。《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 都邑》明宗长兴二年(931)六月戊辰条记载：

应京城六街及诸闻坊，先许人修建屋室，如闻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车驾。今后盖造外，须通车马，或有越众牵盖，并须划时毁拆。并果园池亭外，余种莳菜园空间田地，如本自办，即限三月内盖造须毕；如自不办，并许人收买。敕旨：伊洛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当乱离而曾是荒凉，及开泰而兢为修葺，从来寂，多已骈阗，永安天邑之居，宜广神州之制，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专切依次第擘划，晓示众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临时详度奏闻。其月，河南府奏：准敕、京城坊市人户菜园许人收买，切虑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菜蔬为业，固多贫窭，岂办盖造？恐资有力，转伤贫民，敕旨：都邑之间，殷繁是贵，欲九重之转盛，在百堵以齐兴，作事断自于不疑，出令必归于划一。此据巡司申奏，为有乱射土田，遂设规程，令还价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闾阎，价使华夏共观壮丽。朝廷以邦本兴隆之计，务使骈阗，府司以园圃价例之间恐伤贫下，备详敷奏，须议允俞。其在京诸坊，若是有力人户及形势职事漕司等已有居第外，于别处及连宅置得菜圃，令园子主把或典赁与人者，并准前敕价例出卖，不得辄有违越。如实是贫穷不济人户，置得园圃年多，手自灌园，身自卖菜，以供衣食者，则与等第特添价值，仍买者不得广置地位，各量事力，须议修营，并要酌中，庶无yú越。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洛阳在后唐时期的恢复一事，非常重要，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以前允许人户在闲地建房，由于盲目性大，没有计划，造房者侵地太多，挤占了原来的街道，使道路由宽变窄，“乃至不通车驾”，造成了交通的困难。

(2)针对上述情况，制定相应措施，建房时要保留道路的宽度，“须通车马”；如果不合此制，则要进行拆除。

(3)再次提出了“伊洛之地，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的原则，宣布原来开垦耕种的田地及菜园，均不在保护之列，原业主有条件的自己建房，无条件建房者允许出卖土地，只对贫穷自耕菜农的地价进行适当照顾而已。

(4)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后唐政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协同合作，进行规划，使洛阳逐步进入有计划的恢复阶段。

(5)经过前段的努力，官僚形势职掌曹司及有力人户，在洛阳建起居第，增加了城市的壮观。为防止他们多占土地，不得不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不允许他们在别处及连宅再有菜园等。

(6)所谓“都邑之间，殷繁是贵”，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在建设中尽量要求好一些，“贵使华夏共观壮丽”，“务使骈阗”等等，都反映出后唐洛阳城的特点来。

不过，从当时实际的建设来看，后唐绝不可能完全恢复唐代洛阳街道的制度。直到北宋，宋敏求撰《河南志》时，引证韦述记载的洛阳街道后，不无感慨地说：“今不复旧制矣。”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就是五代宋元间，洛阳的街道由宽变窄了，应是后唐城市规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汉、周三朝，以洛阳为陪都，许多官僚在这里安家，城市上虽无大的创举，但官僚们都在充实自己的家庭，修建安乐窝。这就是说，城市仍在不断加强建设，人口也有所增加，经济在继续恢复之中。

到了宋初，洛阳河南府的两个附郭县，一曰河南县，管4乡54坊；一曰洛阳县，管3乡43坊。两县中去掉所属乡村，共有93坊，大体上反映了西京坊制的恢复情况。北宋中期，西京有坊120，其中88个隶河南县，32个隶洛阳县。这些坊的形成，“自唐末五代，鞠为荆棘，复约依旧地列坊云”。由于洛阳城池广大，短时期的建设是不可能填满的，直到皇佑二年（1050年），张奎知河南府事，感到“坊久无榜”，“命布列之”，“按唐街陌，分榜诸坊”。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许多坊的建立或者说恢复，是大体上“约依”唐朝的街巷来划分诸坊的，至于坊的榜额，是到北宋建立90年后，才统一制定出来。

关于隋唐时期洛阳的“市”，至宋而逐步消失。如隋之丰都市，唐改曰南市。原占二坊之地，至贞观九年（935年）即占半坊，另一半名通利坊。唐末大乱后，张全义治洛阳，将南市改为临时的河南府治所在地，使南市与通利坊成为南北二城的居民区了，宋朝不可能在这里恢复那种坊市分离的“市”，只能一沿其旧。宋时洛阳的时泰坊，本为隋之通远市，周六里，这个市南临洛水，后亦废掉，唐显庆中旧市改坊，宋亦名大同坊。宋代洛阳有北市坊，本邻德坊地，唐显庆中创为北市，后废市改坊，包括邻德坊在内，原均为北市，到五代时，市的面积已大大缩小，尽管后唐时还在北市行刑，保留有北市之名，实际上很快就被官僚建宅与设置寺院而报废了，至宋而为应天院廨院。

由上可知，从唐末到北宋，洛阳原来的专门“市”已不见提及，都划成坊，增加了建筑，成了居民区。这个史实说明，宋代的洛阳城内已是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坊中居民面街而居，沿街成市，这是洛阳城市演进过程中的一大进步。

三城垣墙与皇宫

根据《宋史卷八十五 地理志》记载，宋代洛阳有宫城、皇城与京城（外城）三重，均为沿袭隋唐城而来，但周长略有不同。

宫城，周长九里三百步，座落在京城之西北。隋时，旧名紫微城，唐代相因，周长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注：关于唐洛阳宫城长度，《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共合十三里三十步”。《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周长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长度合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二者所记宫城周长，均与宋不同，可见宋洛阳宫城可能有所缩小。所以《河南志》在《宋城阕古》部分记载：“宫城，周九里三百步。”注文说：“疑西与北经损减。”这是正确的。）。宋宫城南面三门，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西曰光政；东面一门曰苍龙，西面一门曰金虎，北面一门曰拱宸，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东二门，南曰宾曜，北曰启明；西二门，南曰金曜，北曰乾通。

关于五凤楼，历经沧桑，很能反映出唐末五代时期宫城的一些变化。唐时兴建的五凤楼，在唐末已经不复存在，朱温迫唐昭宗东迁洛阳时，命罗绍威等重修五凤楼、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当时所有，倏架于地，sù流西立于旧址之上，张设绨绣，皆有副焉。”《新五代史 罗绍威》亦记载：“绍威取魏良材为五凤楼、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师。”罗绍威时为魏博节度使，实力雄厚，拥有一批能工巧匠，才能完成洛阳宫城的部分修建任务。

洛阳宫城之建筑，在唐末五代之时，相对来说破坏较少，所以朱温建梁后长期居住在这里，后唐又略加修复。宋开宝八年（975年）之时，为迎接太祖西幸，在这年十月至次年春曾大修一次，由庄宅使王仁guī与知河南府焦继勋督役，修葺之后，“宫室壮丽”，使宋太祖非常满意。当时的洛阳皇宫，共有9990余区，比开封宫城建筑为多。宫城内有一夹城，夹城内及夹城北为军营区，皆左右禁军所处。北宋中期，由于宫阙长期失修，“岁久摧圮”，令河南知府张奎“大加兴葺”。景德二年（1005年）八月，真宗将到巩县朝谒诸陵，下诏西京八作司修葺大内及诸司舍。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时，京西转运司言，西京大内损坏屋宇，少4000余间，要求在次年春季修理时，“每二间拆创修之数一间”。可以说，在宋哲宗以前，西京宫城内之建筑，基本上是因袭旧制，或稍修葺，而无创建，甚或损坏严重，而无力增修。这里原来的宫殿群体规模大，而皇帝则很少到洛阳去，久而久之，也无心修理，才出现把旧房二折一的修葺办法，这样使宫城建筑日益缩小。直到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准备谒陵，才令京西转运使宋biàn“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又，《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这次创修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髹漆之时，“须骨灰为地，科买督迫，灰价日增，一升至数千”。兽骨不足，“至灰以人骨为胎，斤值数千”。洛阳城外四郊20里内之古冢，“凡衣冠垄兆，大抵遭暴掘。由此可知，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曾对洛阳皇宫进行过一次大修，城垣扩大到16里，超过了前代。同时，新创了廊房数百间，使宫城之建筑又达数千间，而且髹漆装饰也比过去讲究。从史籍来看，为髹饰建筑，乃至大发古墓，使地下文物遭到了一次浩劫，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洛阳宫城建筑如何，作为宋代城市发展史来讲并不太重要，可是作为洛阳市本身而言，则应当重视，这是它作为陪都的必要条件。它建设的好坏，说明宋廷对洛阳的重视程度，又是必须加以论述的。

洛阳皇城，周长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隋唐曰太微城，亦号南城，高三丈七尺，根据《新唐书 地理志》记载，皇城周长为四千九百三十步，应合十三里二百五十步，似较宋皇城为小（注：《河南志》云：“皇城，宫城之外夹城也，周八十里二百五十八步……”显误，因皇城在京城之内，京城周长才五十二里有余。）。皇城为宫城之外夹城，当然亦座落在京城之西北。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右掖门。东一门曰宣仁。西三门：南曰丽景，与金曜相直，中曰开化，与乾通相直；北曰应福。“内皆诸司处之”。

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南面三门，中曰定鼎，东曰长夏，西曰厚载；东面三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北曰上东；西面一门曰关门；北面二门，东曰安喜，西曰徽安。这座城是隋大业元年（605年）筑，名曰罗郭城，唐武后长寿二年（693年）增筑，号曰金城，城高丈有八尺。根据考古实测，周长为 27165米，合27.52公里。这应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与唐城记载还不能完全吻合，而且唐城记载中，史籍亦有互相矛盾处，有待进一步考证（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谓：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按四周合计，实际只有六十一里三百四十步，与总数不合。《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载，东都外城周长25050步，合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与旧志所记总数稍有差别。《河南志》引韦述记云，城东面为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此总数与新志一致，可与四周总计不合。由此可知，各书记载不一，或传抄刊刻有误，或所记时间有别，待考。

洛阳唐代外城高度远比宫城、皇城为差，经唐末战乱，“摧圮殆尽”，破坏极其严重，周世宗时，“以洛阳城头缺，令葺之”。时兼中书令的武行德“率部民万余完其城”。这次修的究竟如何？《河南志》称“然甚庳陋”，甚至南墙部分或根本未加修筑。直到仁宗景景佑元年（1034年）九月十五日，宰相王曾还有这样的话：“西京水南地理阔远。居民甚多，并无城池，望令渐次修筑。”于是，宋廷下诏，由知河南府李君谷来办理此事。这次修的结果，据《河南志》云：“城雉仅完。”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曾说洛阳外城，“卑薄颓缺，犬豕可yú”。显然缺乏昔日之壮观。

由上述事实可知，宋代洛阳城虽然保持隋唐三重城之格局，实际上远非昔日旧观，这不仅是简化了隋唐时代城内的许多建筑，而且连外城亦相当简陋，从根本上说是缺乏防御功能的。从三重城的高度上看，宫城为四丈八尺，皇城为三丈七尺，外城仅一丈八尺，中高外低，主要是显示皇家威严，这从整个城的功能上讲，已经不能和宋东京城相比了。不过，就全国而言，洛阳外城又是第一大城，其他城市在北宋一代不能和它相比，作为陪都是完全有资格的。与之同时，洛阳城在总体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保持自身的许多特色，颇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洛阳园林甲天下

宋洛阳园林之盛，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也有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即隋唐以来向为园林盛行之区，至宋，许多重要官僚在洛阳安家，故园林恢复的速度特别快。苏辙曾说：

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之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昙王屋，峦扉迤，四顾可挹。伊洛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其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

苏辙是四川人，曾在许多地方做官，见多识广，他认为洛阳园林“实甲天下”，并非过誉之言。文章中说的“古帝都”，“汉唐遗俗”，可视为历史因素；而所谓“山川气候”之类，则指自然因素；至于所言“贵臣巨室”，那就与政治因素有关系了。正是这几种因素的结合，才使洛阳园林在宋代迅速恢复发展起来，长久不衰，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前述历史因素方面，优势是相当明显而重要的，如唐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这批官僚馆第，虽经唐末五代离乱，绝大部分焚毁净尽，但故址犹存，特别是园石之类的遗留物相当多，成为可观的文化遗产，宋代的许多园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断言，宋之园林“多因隋唐之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自然因素方面，除上述苏辙讲到的以外，宋人李复亦云：“泉甘土沃，风和气舒，自昔至今，人乐居之。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茂。”由此可知，洛阳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有山有水，土沃气和，宜于花草树木的生长。在政治因素方面，洛阳为宋之西京，五代以来，许多官僚于此安家，形成自己的安乐窝，至宋初，不少官僚在开封做官，其家仍安置于洛阳，可以说官僚聚居的程度，仅次于开封。住在洛阳的官僚或其家属，他们利用唐末五代以来的土地荒芜无主等情况，尽可能地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其办法就是兴建园林，宅园结合，形成一种风气，互相攀比，园林之盛由此而起。范仲淹曾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穆修有《过西京》诗云：“西京自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司马光，对洛阳园林更是了如指掌，他亦有诗云：“洛阳名园不胜纪，门巷相连如栉齿。修竹长杨深径迂，令人悒悒气不舒。”此类诗句颇多，不再赘引，均可证明洛阳园林众多且盛，是人所共知的。

当然，提起洛阳园林，人们都会想起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其中提到19处名园，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园子不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洛阳园林的风貌，下面略作介绍。

北宋洛阳园林，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园子。李格非说：“独富郑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盛。”董氏“以财雄洛阳”，其家建有东、西二园，虽荒芜不治，而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向，入门有栝树，粗有十围，并有亭台喷池等。归仁园以归仁坊而得名，尽一坊之地，“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儒园七叶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洛阳城内120坊，这个归仁园竟独占一坊，所谓城内“多大园池”，那么园林在城市内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洛阳的苗帅园，“又号最佳处”，原为故相王溥园宅，“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陵诸园之意矣”。园中有七叶树二棵对峙，高百余尺，“春夏望之如山”。园中有大竹万余竿，皆满二三围，其他建筑，“制度甚雄奢”，然而还没有达到王溥故园的程度。

李氏仁丰园，原为唐相李德裕之平泉庄，花木种类甚多，除本地花木外，又移植大量的外地花卉，成为园中的一大特色。天王院花园子，本是一座佛寺，以种养牡丹出名。松岛园内种植的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人独爱栝而敬松，松岛园内有数百年之古松，东南隅双松尤奇。此园本唐朝袁象先宅园，宋时属李文定公丞相，后又为吴氏园。

北京大名府

城周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门十七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原为真宗驻跸行宫,辟五门。城内有班瑞、时巡诸殿。北京位于河北平原主要交通线御河东岸，地当南北水陆交通要冲，为河北重镇。

大名府城始建于唐僖宗中和（881年—884年）年间，为魏博节度使乐彦桢就西城外旧堤筑罗城，周长８０里。至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对大名城廊进行了增修，改名为北京。当时主要是增修了内城和外城，修内城为宫城，周长1.83公里，修筑的外城周长为24.3公里。宫城南有三门：中为“顺预门”、东为“省风门”、西为“展义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作为都城：第一次是五代唐（后唐）的时候，在这里当政的第一个皇帝是李存勖。他是和后梁（亦称朱梁）长期战争中，于公元923年（即后梁末帝龙德二年）4月在魏州（即大名）登上皇帝位的，国号大唐（即后唐），年号同光，建都魏州，都名东京。他以魏州府舍为宫殿取名“兴圣宫”。同时，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把县衙在魏州城里的元城县改名为兴唐县，贵乡县改为广晋县（元城、贵乡两县都是现在的大名县）。那时后唐已有十三个节度、五十个州。当年灭朱梁，从东京（大名）移都洛阳。同光三年（９２５年）改东京名为邺都。第二次是北宋宋仁宗时期。公元1042年，即宋朝仁宗庆历二年的时候，在宋朝的北方有个强国辽——契丹。他集结重兵于幽、蓟一带，即现在的北京以东蓟县、通县、唐山之处，声言南下攻宋。这个消息，使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惊慌异常。宋朝廷召集东京的文武官员紧急商量对策，有三派不同的意见：一是逃跑派，他们主张避开契丹的锋芒，把京城从汴梁往西迁到洛阳；一是主和派，他们主张派员去契丹求和，无非是割点地、赠点金，讨个和平局面；另一派是吕夷简，他主张迎敌北上，建大名为北京，敌如南犯，就御驾北京亲自指挥抗战，打他个头破血流。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主张，遂于庆历二年五月把大名建为陪都——北京。

南京应天府

城周十五里四十步，辟六门。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有二门，一殿。南京在四京中规模最小,但以汴河北连东京，南入于淮。在“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形势下，具有沟通江淮之利。

宋朝的南京为应天府，因为此地是赵匡胤起家之处，所以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建为南京。既是升了格，其规模制度也就随之排场起来。《宋史·地理志》一说：“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门曰重熙、颁庆，殿曰归德。京城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确实有大都市的气派了。又据《宋史·地理志》载，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自宋朝开国便建为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