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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陈六事疏
释义

政论原文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

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之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丁宁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行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

基本介绍

《陈六事疏》是张居正于隆庆二年上书皇上的一份重要的文件,他根据正德、嘉靖两朝以来的官场积弊,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提出改革的重大举措。遗憾的是,隆庆皇帝没有采纳张居正的建议。仅批示一句:“知道了。”就将这一份充分体现张居正改革思想的文件束之高阁。?

历史背景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矻矻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三岁时写的文章就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垂青,顾璘夸他有“将相才”。张居正十六岁中举,顾璘又解犀带相赠。他二十岁赴京会试下第,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为“储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种练习办事的清闲生活,但张居正此时却不清闲。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方法,从而为他后来的执政奠定了基础。三年后,他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又任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和裕王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再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这段期间,他一直在做积极的准备。他以“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乐观心情,等待着脱颖而出的一天。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纠正了世宗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欢迎。

中期的明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败,弊端丛集;经济上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鉴于此,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上了千字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顿朝政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既切中时弊,也切实可行。但穆宗毕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并不准备付诸实施。穆宗的冷漠,并没有熄灭张居正的热情,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历史评论

张居正以七品芝麻官的身份给当时的皇帝上了一封《论时政疏》,指出了当时宗亲骄横、财用匮乏、官吏因循守旧等五条政治弊端。当时的皇帝是被海瑞称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最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不过七品的编修惹不起天子找麻烦的兴趣,他也就比当时说真话的海瑞幸运多了,但上奏的信却石沉大海。张居正感叹现在的乱世“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否则不足以消弭天下的灾祸。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唉!人们不一定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见识的人也未必能得到重用。知音难求,他很苦恼。32岁的年纪,正值人生的最佳时机,却无法施展纵横,郁闷之心可想而知,但他没象屈原一样为理想而死,他伺机而动,回家读书,又读了6年!再入朝后,官运出奇的好,官职一升再升,到了隆庆元年二月,已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是正三品的官,关键的是作为大学士,可以入阁议事,也就是进入权力核心。两个月后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这是正二品的大官,且是礼部的一把手了。几个月后,他给穆宗皇帝上了《陈六事疏》。所谓六事: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穆宗一一准行。所言六事可谓切中时弊,体现了张的治国主张与改革理想。

明朝的晚期为张居正纵横捭阖提供了绝佳的舞台,此时的张居正虽已入阁,却并未大权独揽,《陈六事疏》只是他几年后新政改革的晨曲。5年后,穆宗帝病逝,他的学生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史称神宗。新皇帝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尊敬有加,言必称“先生”,经过一番政治较量,张居正成为首辅,位极人臣,万历新政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明朝气象为之一新,内忧外患一时缓解。

改革纲领

在被视为改革纲领的《陈六事疏》中,张居正引用了《尚书》里那句为人熟知的“民为邦本,本周邦宁”,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目标。在另外的章奏、书信中,他多次表述“致理之道,惟在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察吏治”一类的观点。

某些论者据此断言张居正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十分正确的。在传统政治结构中,处于底层的小民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们的疾苦只能被动地由官员们察知,即使贪官污吏们的压榨超过极限也无处申诉,起义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惟一方式,正如张居正在评论两广起义频仍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这样,就由安民的政治目标推导出“吏治”问题。在张居正看来,人君驾驭官员的手段无非是“赏、罚、用、舍”四字,“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综核名实是张居正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基本内涵是根据实际政务考课官员,即“一以功虚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几个“毋”概括了明代铨政的主要弊端。与实政思想相联系,张居正特别批评了“士大夫务为声名,舍其职业,出位是思”的习气。

不过,综核名实主要是解决官僚体制中人的素质和使用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制度本身的“信息沟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张居正提出了“重诏令”的建议。他认为,“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这项建议包含着两个方面,即立威与立法。为了纠正业已存在的“无法”现象,张居正要求凡已奉旨施行之事,应“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有关部门也应“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这是“考成法”的初步设想,在张居正柄政之后发展成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体系。

关于立威的问题,《陈六事疏》中没有详论。张居正于嘉靖二十八年(1546)奏上的《论时政疏》予以把握。在这份奏疏中,张居正以人的身体类比朝政,认为“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气而已”,“一或壅阏,则血气不能升降,而臃肿痿痹之患生矣”。他指出,世宗“所与居者独宦官宫妾”,已八九年不接见群臣,上下暌违,是“血气壅阏之病”。正是由于这一病根,才导致“臃肿痿痹之病乘间而起”,具体说来,其大者有五:“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从两份奏疏的阐述来看,张居正关心的不仅是君主的绝对权威,而尤注重君主和官僚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的畅通。

他引用《诗经》中“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这句话,说明“纪纲”正是人主“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的总枢纽。“纪纲不肃,法度不行”,则“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矫正此弊只有“振纪纲”一途。为了回击他的观点所可能受到的指责,张居正特别论述了“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的区别,主张“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希望皇帝“张法纪以肃群工”,“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

通过从“固邦本”到“振纪纲”的逻辑序列,社会矛盾的根本症结已经找到,从而也就明确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针。但是,还有一些妨碍施政的因素需要排除,在张居正看来,为害最大的便是“议论”。他指出,“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此最当今大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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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4 5:5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