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定生小像》，纸本设色立轴，横39公分，纵91.5公分。图绘一面容清癯的高士，须髯垂胸。头戴蓝色风巾，身着淡红上衣，下穿白色长裙，腰系腰带，足登黑靴，手持细竹筇。似明末之人而一身宋人服饰，高古遒逸。图右上王时敏行书题款曰：“壬辰夏日为定生词兄写照，王时敏。”下钤白文方印“王时敏印”、朱文方印“愻之”。左上有光绪三年进士湖北恩施人樊增祥（1846～1931）在1922年的行书题诗：“名冠南都四公子，风中雪筱气横秋。亦如汉季珪登贵，父子名高湖海楼。壬戌孟秋，时可仁兄属题陈定生遗像。樊山樊增祥时年七十有七。”壬辰年为1652年，即清顺治九年与明永历六年，是年陈定生四十九岁；王时敏六十一岁。图左右下角有鉴藏印三枚，其中二印为“津门罗氏云章鉴藏”和“灵石何兰士藏”。清末至民国“津门罗氏云章”有二，一为富商；一为画家，但不知此鉴藏印究竟为何人？而“灵石何兰士”则为清乾嘉年间山西灵石人何道生（1766～1806），字立之，号兰士。乾隆五十二年进士，官至九江、宁夏知府。工山水。此图三百五十年以来未见著录。

陈贞慧（1604～1656），字定生，江苏宜兴人，诸生，明末复社重要成员。其父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陈于廷（1566～1635），其子为明末清初著名词人、文学家陈维崧。陈定生为人豪放，倾家财结交天下名士，与冒襄、侯方域和方以智合称“明末四公子”。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与复社同人起草声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檄》一文而名震天下。后为阮氏借故逮入镇抚司狱中，几乎被迫害至死。（柴德赓《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载《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1645年南都破灭之后，藏身家中土室中不入城市十余年。或常一人独往城外山中，沧然恸哭，闻者悲之。黄宗羲《陈定生先生墓志铭》云：“而遗民故老时时犹向阳羡山中一问生死，流连痛饮，惊离吊往，恍然如月泉吟社也。”（《南雷文定前集》卷七）著述颇多，尤以《山阳录》、《秋园杂佩》最为著名，追忆故国往事遗物，寄托哀思。

众所周知，王时敏被尊为清初“四王”之首，他的绘画成就是在山水，从他流传至今的作品以及书画流传著录来看，未见有人物画作品传世与记载，所以《陈定生小像》应属王时敏人物画的“孤作”。我初见此图是2007年5月在澳洲墨尔本大学图书馆东方部，在一本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的2002年春季古代书画拍卖的图录中，估价15万至25万元。因为陈贞慧是我的乡贤前辈，又对他的人品与文章都非常崇敬，所以当时曾特意为之作了读画笔记：“鉴定者其实是在与作伪（代笔）者比赛谁对此作者认知程度更深。如作伪（代笔）者深于鉴定者，并且有笔墨能力表达出来，则鉴定者即可能会有失误。又凡遇某人某家之‘孤作’或‘绝作’，在鉴定时更应慎重。虽此类作品十之八九可疑，但双方均无标准之参考物，故掌握史料之多寡，综合素养之高低，从而决定谁有话语权和说服力。此图王时敏题跋、印鉴应无疑义。而小像则可暂定为代笔，存疑待考。”后知此图以16.5万元成交。

后在《收藏家》杂志2008年第八期上，见读北京鉴定家赵榆先生的一篇关于此画的文章：《一帧珍贵的历史肖像画：王时敏为陈定生绘肖像画初考》。他最近才在一位收藏家处发现了这幅《陈定生小像》，他坦言对王时敏人物画从未领略过，不由顿生疑窦。他也请教了一些鉴定书画的专家朋友，他们对王时敏人物画也不甚了了。但画的题款、印章和纸张等众人均一致认为是真迹无疑。他在文章中写道：“王时敏虽然在绘画方面擅长山水，山水画成就甚至成为清初山水画坛‘四王’之首。但是他对书画收藏甚富，精研宋元名迹，摹古功夫很深，能融化古人的笔墨技巧，形成自己面貌。那么他除了收藏山水画之外收藏一些人物画，精研宋元山水名迹之外精研一些人物画名迹，融化古人山水画笔墨技巧形成自己面貌之外融化一些古人人物画笔墨技巧形成自己的面貌，亦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了。所以王时敏绘制一幅陈定生肖像画流传于世，应属历史的可能。”赵先生在此篇鉴定文章中，没有用确凿的史料证据来证明《陈定生小像》是王时敏的真迹，而用的是极为简单的推理与联想，所以在文章里用了“情理之中”和“历史的可能”之类的文字。由于疏查历史年表，文中将顺治壬辰年(1652)误定为顺治十二年（1655年，乙未），还将“灵石何兰士藏”印误读为“灵石阿兰室藏”，所以无法了解何兰士的生平，给人一种“业余”和初入此道的感觉。这不是一个鉴定家应有的严谨的鉴定方式，所以它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

台湾著名艺术史学者、鉴定家傅申先生曾在《书法鉴定》（台湾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一书中说过：“目鉴以视觉上的笔墨风格及印章异同等等为主，考鉴虽也包括视觉鉴定，但偏重于作品内容上的考证，诸如年代、生卒、文字内容、款印、题跋、史实、避讳字、流传、创作缘起等。实际上，鉴定本身就包括‘鉴’与‘考’，两者并重，相辅相成。”鉴定一件书画作品的真赝，无非有三种鉴定结果：“真、伪和存疑。”虽然有的书画鉴定家否认有“存疑”之作，只有真假之作，但我始终坚持认为鉴定书画应该允许有“存疑”之作。

《陈定生小像》确实是王时敏人物肖像画的“孤作”，所以没有可供参考的“标准器”来进行比对。如果要鉴定此画的真赝，首先要在王时敏同时代的亲友之中寻找 是否还有其他人的名号“定生”，此“定生”是否就一定是宜兴陈定生？在王时敏、陈定生或其他人的诗文中是否有两人交往的文字记录？因为王时敏在京为官时，曾追随首辅浙江乌程人温体仁（1573～1638），而复社与温体仁内阁势不两立，形同水火。明亡之前，王时敏归里闲居，后曾与复社中的同乡人士有过交往。（杨小彦、黄专《王时敏与复社》，载《清初四王画派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但陈定生明亡之后已隐居不出，若非生死之交者，绝不相见，所以王陈两人交往的可能性极小。其次，此图是否有可能是王时敏弟子或画友所作而他代为题跋？他的弟子或画友中有谁擅长人物画或肖像画？他们是否有作品流传而供我们参考和借鉴？检阅《王时敏与娄东画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知，王时敏族弟王时翼(生卒年不详)，字又溟，山水取法李唐，苍古雄浑，亦擅人物，遒劲多姿。惜今未见有人物画作传世。

既然《陈定生小像》是王时敏人物画的传世“绝作”或“孤作”，我们不妨暂时对此图作“存疑”之论。等到有了确凿的史料之后，再来对此画的真伪作进一步的鉴定，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严谨和更科学的鉴定方法吗？如果用假设或推理的观点来对古代书画作品作鉴定是轻率和不专业的。我们通常在鉴定古代书画真伪的时候，一般而言，宋元作品由于经过无数鉴藏家的收藏或著录，以及六百余年时间的大浪淘沙，能够流传下来的品质都不会太差；反之，品质很差的作品十之八九皆非真迹。而明清书画的鉴定最为复杂难辨，必须具有广博的综合学识和超常的鉴赏能力，这就需要鉴赏者有一双鞫盗心思的火眼金睛。古人曾云：“笔墨乾坤问真伪，秋毫明鉴费工夫。”艺术品鉴定不仅仅是一段风光无限的旅程，更是一个充满了艰辛探索与发现乐趣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