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北京法源寺 |
| 释义 | 《北京法源寺》，历史小说，是台湾历史学家，作家李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李敖在狱中构思故事梗概，在1976年出狱后开始写作，成书于1991年。 小说以北京宣武区的法源寺为故事背景，描述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等一批中国志士为中国的振兴所做出的努力和活动。 书名：北京法源寺 作者：李敖 ISBN：9787505720176 页数：286页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04年8月1日 装帧：平装 内容简介本书以大人物为主角，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人我、群已、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世济民等，都在论述之列。强烈地表达思想，内容丰富自是罕见。作为中国人，李敖确有不幸。虽然他曾“二进宫”，却得不到伏尔泰所得的荣耀与辉煌。李敖又是幸运的。当年李贽的著作一焚于万历，再焚于天启，他本人也以血成仁。而李敖的著作虽也曾遭禁，但今天，他却可以自由自在地编著自己的文集，自豪地看着他的书一本又一本地进入寻常百姓家了。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00-3-1字 数：198000版 次：1页 数：294印刷时间：2000-3-1开 本：印 次：纸 张：胶版纸ISBN：9787505715486包 装：平装 所属分类：图书>>小说>>历史 作者简介李敖，台湾著名作家、史学家、思想家。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1949年随父赴台。1954年考入台大法律系，自动休学后次年又考入台大历史系，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论争，从此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1972年、1982年两次入狱前后六年有余。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特立独行、傲世无羁。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斗国民党，拒见蒋经国；战民进党，掘出党魁根。中西文化论争，他更是单英战群雄。他自称写白话文、五百年内前三名都是李敖；他自诩为博学的洪水猛兽，他自道是二十四品之外的一品；狂叛。今天的李敖依旧谈笑风生地编著自己的全集、写着自己的新作。是耶、非耶，尽由他人评说。 人物介绍康有为戊戌变法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本文中清末作为改良派的先锋，同时又是民国革命派中的落伍者。本书中与佘法师就“善”与“伪善”，“忠”与“奸”，“忠”与“愚忠”等的不同论点进行了辨析。 谭嗣同戊戌变法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变法失败后以死来告诫后来人，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拯救中国。本书中，其对“死君”与“死事”，“生”与“义”，“大义”与“小义”，“汉族”与“蛮夷”等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 佘法师法源寺方丈，曾参与太平天国起义，兵败隐逸。后为救大刀王五义和团所杀。佛法极深。 大刀王五绿林好汉，曾与佘法师同在石达开帐下效力，兵败后在北京走镖。为谭嗣同等人影响较大，后为完成谭嗣同的临终请求营救光绪帝而被义和团杀死在法源寺。 梁启超戊戌变法 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变法失败后到日本。后参与辛亥革命，反对帝制。 西太后清朝末期的实际统治者，顽固，有心计却没有大局意识的妇人。把持朝政，荒淫无度，贪图享受使中国经济军事实力急转直下。 光绪帝有心救国的傀儡皇帝，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变法失败后被囚禁，后病死。 作品介绍李敖《北京法源寺》是一部有着深刻隐喻意味的思想小说 ,它以“详人所略 ,略人所详”的独特叙述方式诗意地再现了中国近代最黑暗时期一批文化思想巨人寻找救国之路的心灵历程。借改革时代人物之口讲述他对善与伪善，死事与死君等问题的看法，代表了近百年来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的最深刻境界。从哲学的角度看，此书也是继《道德经》之后一部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中国人思想的书籍。 有消息宣称此作品被提名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不过，由于提名诺奖的门槛很低，只要大学副教授就可以提名任何作家了，因此诺奖从不公布每年有哪些作家被提名，所以这种说法的真伪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检验。 《北京法源寺》楔子 神秘的棺材 第一章 悯忠寺 第二章 寂寞余花 第三章 "休怀粉身念" 第四章 西太后 第五章 康进士 第六章 皇帝 第七章 回向 第八章 大刀王五 第九章 戊戌政变 第十章 抢救 第十一章 舍生 第十二章 从监牢到法场 第十三章 他们都死了 第十四章 "明月几时有" 第十五章 古刹重逢 尾声 掘坟 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位于北京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东侧，它不仅是北京城内历史悠久的古刹，也是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地，是培养青年僧伽和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场所，1983年，法源寺被国务院确定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2000年，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所著《北京法源寺》出版后，在海内外广泛流传，使法源寺名声大躁，引来无数佛教信众以及寻幽探古的游客。法源寺占地面积67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采用中轴对称格局，由南王北依次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悯忠台、净业堂、无量殿、大悲坛、藏经阁，大遍觉堂、东西廊庑等，共七进六院，布局严谨，宽阔庞大，是北京城内保存下历史悠久的古寺庙建筑群。在法源寺内，不可不提的是那满庭院的紫丁香，每到四月，院中的丁香遍紫雾般在暖春中开放，与寺中高可参天的占愧，墙角石盆中含蕊吐香的兰草，丁香树下悠闲跑动的放生动物，共同构筑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清幽景象。 法源寺的珍贵文物法源寺天王殿内正中供奉著明代制作的弥勒菩萨化身布袋和尚铜像，高1．12米，袒胸露怀，欢天喜地。弥勒佛背后是勇猛威严的护法神韦驮坐像，明代铜铸，高1．70米。两侧是明代铜铸四大天王像，十分珍贵，皆高1．20米。大雄宝殿正中供奉“华严三圣”，既毗卢遮那佛。文殊和普贤菩萨像。为明代制作，木胎贴金罩漆。正中的毗卢遮那佛端坐在须弥座上，像高：米，脑后背光，通高3．97米。文殊、普贤分立两旁，像高2．14米。这三尊塑像，妙相庄严，雕制精美，在明代塑像中可推上乘。大殿两侧为十八罗汉坐像，像高约1．35米，木胎贴金，为清朝制品。 此外，法源寺还留存有许多佛教文物，二十世纪初，寺里收藏有清龙藏经，赵子昂、吴道子所画的菩萨像以及其他许多名人手写金字经，墨宝等。因历史上的年年的战事、人祸，许多宝物如今已不知所踪，但是寺里，仍可见到一些各个时期的佛像、法器，足够盘亘大半日。从这些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佛教造像风格上，可以穿过历史的尘埃，依稀想见当初的繁盛荣辱。 法源寺的历史变迁法源寺自其初创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据《元一统诘》记载，法源寺始建于唐朝，初名“悯忠寺”。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诏令在此立寺纪念，但未能如愿。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才完成工程，赐名。悯忠寺”；安史之乱时，一度改称“顺天寺”，平乱后恢复“悯忠寺。名称；唐末景福年间(892—893年)，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威重加修整，并赠建“悯忠阁”，阁甚雄伟，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之赞语；辽清宁三年 (1057年)，幽州大地震时，悯忠寺被毁，辽咸雍六年(1070年)奉诏修复后又改称“大悯忠寺”，从而形成今天的规模和格局；明朝正统二年 (1437年)，寺僧相熔法师募资进行了修葺，易名为“崇福寺”。 清朝，朝廷崇戒律，在此设戒坛。雍正十二年(1734年)，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戒法事，并正式更改为今名“法源寺”。 律宗是佛教发展到唐代，国家统一，佛教内部也需要实行统一的戒律以加强自己组织的情况下，由道宣创立的一个宗派。道宣创立的律宗学说，主要是“心识戒体论”。所谓“戒体”，指弟子从师受戒时，授受的作法，在心理上构成一种防非止恶习的功能。律宗把戒分为止持、作持两门：“止持”是“诸恶莫作”，规定比丘250戒，比丘尼348戒；“作持。是“众善奉行”，包括受戒、说戒和衣食坐卧的种种规定。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来出身僧侣，鉴于农民利用宗教起义的历史事实，对佛教进行整顿，扶正祛邪，保障了佛教在安定环境中的正常发展。清朝是继承明代佛教政策的，它之所以在法源寺设戒坛，定其为律宗寺庙，意在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律宗教义，对人民进行“治心”。 《御制法源寺碑文》称：“人以为戒在是即法在是，未知其法之源也；即谓摄心明戒，亦只知心之说，而源仍未及知也。”“源不可不达矣，(必须)识心达本源”，并且联系社会现实解说“达源”乃“巨而忠国孝亲，制行立事；细而饮食起居，日用常行”，还说“本皇祖劝善至意，书‘存诚’之颜，揭示万古达源之要”，从而点明了崇尚律宗的要旨。因此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法源寺应诏再次整修，竣工后乾隆皇帝亲自来到法源寺，御书“法海真源”匾额赐寺、此匾至今仍悬挂在大雄宝殿上。乾隆皇帝还在寺内写下了“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的诗句。在这里，“法海真源”的意义表露的很明白，即：千条万条戒律、刑律，都是“流”，内心存诚才是“源”。从宗教本身的意义来讲，法是梵文Dharma的意译，通指包括佛教教义在内的一切事物。弘扬佛教，追本溯源的话，就首先要抓住律学，从而突出了法源寺作为佛教律宗寺庙的重要地位。 法源寺在历史上久负盛名，是北京城内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刹。宋钦宗赵桓被金兵俘虏北上，就曾囚居在这里。元二十六年(1289年)，宋遗臣榭枋得抗元失败，遁隐建宁(今福建省建瓯县)唐石山中，后被元军所俘，押至大都(北京)，拒不降元，也在此寺绝食身亡。 据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考证，著名变法维新人物谭嗣同，在刑前，也曾到法源寺一游。那一段刀光剑影的历史，如今也被历史的时光隧道锁闭。不变的，只是黄昏中飞起飞落的群鸦，以及荡涤心灵的暮鼓晨钟。 千年的古寺，千年的见证，千年的宁静 。 文摘——我写《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太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 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X15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一九七六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一九七九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耽误的原因其实不全在时间不够，而是我心理上的一个求全故障。伏尔泰（Voltaire）说过一句话：“最好是好的敌人。”（Lemieuxestl’ennemidubien.Thebestistheenemyofthegood.）正因为我要写得“最好”，结果连“好”都踌躇下笔了。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艾维林渥（EvelynWaugh）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完稿，我这部书，恰如其说。由于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的，只在四百个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了。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大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例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三十六年？）。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例如根据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质《戊戌闻见录》，谭嗣同在狱中，不可能再写信给康、梁），而存真实。不过，为了配合小说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关键性的可疑文献（例如谭嗣同狱中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事，我在《历史与人像》中早有考证，但这是历史学的范围，不是小说的范围，在小说中，我另做处理），甚至还有将错就错之处（例如谭嗣同孙子谭训聪写《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说“亲赴法源寺访袁”，但照袁世凯《戊戌日记》，他 住的是法华寺。但我为了强调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谱将错就错处理）。大体说来，书中史事都尽量与历史符合，历史以外，当然有大量本着历史背景而出来的小说情节，但小说情节也时时与史事挂钩，其精确度，别有奇趣（例如书中描写谭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馆“那一大排方形木窗”，事实上，是我根据一九00年的一张日本公使馆的照片做蓝本写出来的。又如整个有关法源寺的现状，是许以祺亲在北京为我照相画图的；有关袁崇焕坟墓资料，是潘君密托北京作家出版社李荣胜代我找的；有关康有为、谭嗣同故居现状，是陈兆基亲自代我查访的……）。 清朝史学家说“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大率类此。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样。能确有此人、真有其事的，无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当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尽量要求不凭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净，他是三个人的合并化身，就参加两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为共产党献身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钊。我把他定名为“李十力”，并在李大刽等二十人被绞名额中加上一名，就是因此而来。又如在美国公使馆中与康有为对话的史迪威，他确是中文又好又同情中国的人物，我把他提前来到中国，跟康有为结了前缘）。这类“苦心”与“调剂”，书中亦复不少。 总之，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G.B.Shaw）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正宗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James）之后己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的矮丛中，我高兴我完成了以大人物为主角的这部《北京法源寺》。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书中大人物之一谭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属敢死”（章大炎语），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语。）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学》一书。写成之后，他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借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四十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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