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卡缇洛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魔鬼，历史原因以及苏联当时的国家政策对他造成的影响尽管是间接的，但无疑是巨大的。在奇卡缇洛出生前后，整个国家在斯大林集体化政策（Collectivization）的调控下，爆发了大范围的饥荒。即便是他的家乡，在当时被誉为“苏联粮仓”的乌克兰，也是哀鸿遍野，饥饿吞噬掉了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他的哥哥斯特凡（Stefan）就是在1931年失踪的。奇卡缇洛的父母认为年幼的斯特凡很可能被邻居吃掉了（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意外”）----奇卡缇洛从懂事开始就被不停地灌输这一观念。中年丧子的悲痛既值得同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奇卡缇洛夫妇恐怕忽略了他们第二个儿子安德列·奇卡缇洛是否也能正确理解他们的感受。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家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混乱时期，奇卡缇洛5岁时目睹了母亲被入侵苏联的德国士兵轮奸，这很可能是导致他成年以后出现性功能障碍并很难进行正常的性生活（虽然多年以后他的妻子给他生育了两个孩子，但是长期的性压抑仍旧使他开始盲目寻找发泄的途径）。他的父亲在德国入侵苏联期间被逮捕并关押在集中营里，最后凭借坚强的毅力得以生还。而在那个年代荒谬的政治背景下：一旦被敌人逮捕，牺牲了是“民族英雄”，活下来就一定是“背叛了革命”----他的父亲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叛徒。由于有一个“叛通敌”的父亲，奇卡缇洛的家庭被当时整个苏联社会所唾弃；有证据表明他曾经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但是由于家庭的政治问题无法进入理想的学府继续深造，最后只是在一所学校担任宿舍管理员，这可能也算一种“下放劳动”，“向工人阶级学习、靠拢”吧。众所周知苏联当时在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之下冤案无数，奇卡缇洛家庭的遭遇也许并不是最悲惨的，但是奇卡缇洛由此逐渐形成的反社会人格却在随后而来的和平年代中以一种最为疯狂的方式爆发了。

虽然奇卡缇洛有妻子和一双儿女，但是不能进行正常的性生活依旧令他感到无比烦躁。他在学校担任宿舍管理员期间就时常利用职务之便猥亵男学生并强迫他们为他口交，当校方和学生家长发现后奇卡缇洛遭到了一顿暴打并且丢掉了工作；“万幸”的是由于顾及学生与学校的颜面，他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奇卡缇洛并不是同性恋者，只是长期的性压抑促使他通过其他非正常的方式（比如猥亵男童）寻求发泄；在 他谋杀了第一个侵害目标并从中获得了充实的性快感后，奇卡缇洛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寻找“性福”之旅。奇卡缇洛案的调查员阿米尔克汗·雅迪耶夫（Amirkhan Yandiyev）说：“他的目的是性行为”。该案的检察官对奇卡缇洛的评价则是：“他对被害人没有任何的悔恨，他所同情的只有他自己”。更有传言说一个日本人欲出资百万购买奇卡缇洛的头颅用以研究这个拥有明确性动机的变态连环杀手。

奇卡缇洛归案后一直辩解说对自己的暴行无法控制，并试图以自己有精神分裂的倾向来逃避或部分逃避法律的制裁。他称自己在生活里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并且是一个“模范丈夫”，只是在某种特定情形下才会成为一个屠夫：“我发现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变成另一个自我，我无法控制，（这些谋杀）就像是被魔鬼控制了一样，尽管它违背我的本性，但是我无法抗拒”。奇卡缇洛几乎每次行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被害人的眼球取出，他认为被害人的眼睛会保留他的信息，但也许他更害怕的是被害人那死不瞑目的眼神。

由于苏联一直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连环杀手，媒体也一直宣称连环杀手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衍生物，这对案件的侦破方向产生了错误的引导；当时新闻媒体也处在封锁制度下，致使人们对社会上潜伏着这样一个恶魔一无所知，从而缺乏应有的警惕性；当时苏联的种种制度上的弊端造成了奇卡缇洛能够疯狂作案12年之久，尽管他最终被裁判要对约53起谋杀案负责，但许多学者认为奇卡缇洛大概共犯下了70宗命案。

另外，奇卡缇洛本身血液的特性也是造成他屡次脱离侦查人员怀疑的重要原因----他的血型是AB，但B抗原体有时很不明显甚至显示不出来。案件调查人员曾多次将他的血样与被害人身上调取的精液或血迹样本进行比对，但是结果往往发现二者并不是同一血型；这在客观上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我是自然界的一个错误，一头疯狂的野兽”。这是奇卡缇洛认罪后对自己的评价；但是，需要对这至少50多条无辜生命负责的，恐怕不只是奇卡缇洛这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