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盔甲厂胡同6号

盔甲厂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在北京站东街路南的泡子河东巷内，东起泡子河东巷，西止抽屉胡同，长约230米。胡同南侧与解放里相通，北侧与大羊毛胡同相通。

明代，鞍辔局署设在此处，遂称“鞍辔局”。鞍辔局设“掌厂太监一员，署建于都城东南隅，掌营造盔甲、铳炮、弓矢、火药之类。”就是一座兵工厂，当时也称“盔甲厂”或“炮作”。崇祯七年（1634年）九月初七，盔甲厂发生爆炸。“损人物甚多，将制火药石碾远抛于泡子河城墙下。”清代，盔甲厂改为存放废炮的仓库，地名亦专称“盔甲厂”。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盔甲厂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后继胡同”，寓后继有人之意；后复称“盔甲厂胡同”。

当年的鞍辔局署建在泡子河西岸。泡子河（《顺天府志》记作“炮作河”）原为通惠河的支岔。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北京城的南城垣拆除，南移二里重建，泡子河括入城内。《帝都景物略》记载：“京城贵水泉而尊称之，里也，海之矣；顷也，湖之矣；亩也，河之矣。崇文门东城角，洼然一水，泡子河也。积潦耳，盖不可河而河名。东西亦堤岸，堤亦林木，水亦芦荻，芦荻下上亦鱼鸟。”显然，此处当年是京城的一处胜景，因北面有观象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地处顺天府大兴县境内，故《大兴县志》将其列入“大兴八景”，名“星台晓望”。达官贵人纷纷在此造园，计有方家园、张家园、房家园、傅家东园和傅家西园等，可惜毁于崇祯年间的盔甲厂大爆炸。

清代，多次疏浚泡子河。虽“园亭旧址，今无尺椽片瓦之存”，然“每晨光未旭，步于河岸，见桃红初沐，柳翠乍剪，高塘左环，春波右泻，石桥宛转，欲拟重虹，高台参差，半笼晓雾”，能不心旷神怡！

20世纪40年代，泡子河水面已无。1950年1月版的《北京市分区详图》亦标有泡子河走向，河上三座桥梁尚存。如今，泡子河仅存地名。

盔甲厂胡同6号，旧时的门牌号是盔甲厂13号，在胡同西段南侧，如今已改建为“中安宾馆”。胡同里的一位老住户回忆，原来院内树木很多，还有山石，房屋并不多，更像是花园。根据老人的回忆与现有资料对照，似乎盔甲厂13号与当时燕京大学的教师宿舍——“燕京大学花园”或有联系，或为一体。理由是：其一，当年位于南城根东段（今集贤里）的“燕京大学花园”与其北面的“盔甲厂”中间并没有“北京站站区”相隔；其二，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在此居住期间（1933年至1937年），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期间，斯诺夫妇虽然也在海淀镇的军机处住过，但更多的时间住在盔甲厂13号。

斯诺在此居住之时，泡子河当尚有水面。在“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的年代，秀丽的泡子河风光不能使斯诺安心于讲坛和家中。于是，斯诺从这个院子里走上街头，投身于一二·九运动，写出了通讯——《中国的贞德被捕了》，向世界宣传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给斯诺带来新的思考。于是，斯诺又从这个院子里出发，奔赴陕北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和调查，先后写出专著——《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和《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首次向中国人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消息”，也让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和最后胜利的必然性。

斯诺（1905-1972），美国作家、记者，姓名全称埃德加·帕克斯·斯诺，汉文姓名施乐。斯诺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到中国，在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代理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1930年为美国统一报业协会记者，开始在中国各地采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斯诺冲破重重阻力向外界报道皖南事变真相。为此，国民党当局取消了斯诺的采访权力，斯诺被迫离开了中国。斯诺在旧中国生活了13年。鲁迅先生说过，斯诺是个明白人，“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叫人伤心。”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分别于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来华访问，写出许多介绍新中国的报道，并出版了《漫长的革命》、《大河彼岸》、《中国巨变》等著作。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与世长辞。中国政府按照斯诺的遗愿将其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毛泽东对斯诺的评价是：“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斯诺作为记者，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在中国各地采访，对中国人民的苦难遭遇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他下决心：“我们必须为拯救中国做点事情——得赶快做。”

一二·九运动当天，斯诺约了几位外国记者参加了游行，在游行队伍中边采访、边宣传。在12月16日的第二次游行中，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被挡在宣武门外。清华大学社会系的女学生陆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常委）从城门下面的缝隙中钻进去，打开了城门，游行队伍涌进城里。陆璀遭到军警痛打并被带到附近的警察所。在游行现场的斯诺一直跟随着，在警察的包围中对陆璀进行现场采访，并当即发了一条独家新闻——《中国的贞德被捕了》。陆璀说：“这篇报道在美国的大报上登出后，确实起了一点轰动效应，为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做了有力的宣传。”后来，陆璀上了军警的黑名单，又被组织安排在盔甲厂13号斯诺家中隐蔽了十来天，在斯诺夫妇的帮助下安全离开北平。

1936年6月，斯诺约即将大学毕业的黄华作为翻译陪同去陕北采访，黄华的感觉是喜从天降。斯诺先行，黄华后走。7月下旬，他们在陕甘宁苏区的保安县（今陕西省志丹县）重逢，与美国人乔治·海德姆（马海德）医生住在一起。斯诺的采访是全方位的，既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运筹帷幄的中共领导人，又赴前线采访英勇作战的将士，还广泛了解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斯诺多次说，他在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

1937年8月初，刚刚完成《红星照耀中国》写作的斯诺，受东北大学教授徐冰之托护送邓颖超离开平、津。当时，邓颖超化名“李知凡太太”在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疗养。斯诺立即将邓颖超接到盔甲厂13号家中住下，第二天便乘火车将邓颖超送到天津，再托合众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护送邓颖超乘轮船去烟台。

在天津港分手时，邓颖超含着泪说：“斯诺先生，谢谢你的大力帮助。”从此，斯诺认为“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斯诺在1970年访华期间曾去过上海，负责接待的是上海革委会负责人徐景贤。当徐景贤讲到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能触及灵魂时，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的今天”，并突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干部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说完就走了。

1972年2月初，斯诺病危。由马海德率领的医疗小组为斯诺开设了家庭病房，黄华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专程赴瑞士看望。马海德对斯诺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抓住马海德和黄华的手，用尽全身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

黄华说：“现在听他这样说，我既感动，又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