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用来形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成长到一定阶段后的特别困境。其原理简述如下：贫穷国家或曰欠发达国家虽然处境艰难，但因为贫穷，它们却可能天然拥有某些经济学考量上的“比较优势”，比如低工资。这样，出于减低成本，提高效率以更大回报股东的原因，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那些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主动或被迫迁移到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贫穷国家，为自己拿到更高的利润率与资本回报率，效果上也为贫穷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缴交了税金，并激发了当地人市场意识与相应实践...于是，贫穷国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脱贫兴业，而逐步成长为典型的 '中等收入国家'。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民众收入的增加，该国家原有的产业比较优势可能风光不再，随着低端产业的利润增收也进入瓶颈，国民收入也进入胶着阶段。更高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与服务不仅仅要求更多的投资与更高水准的人力资源（工资也相应高），更要求丰富、持续的独有创新与变革，以及训练有素的认识更专业的管理，以及可能更重要的，整个发展模式的变革。这些，对于一个仅仅是实现脱贫的社会来讲，难度非常高。多数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如马来西亚）就徘徊在这一水平，难以提高。而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本身，就是《时代周刊》亚洲商务记者Michael Schuman在他一篇近文《逃出中等收入陷阱》

（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一文中首先使用的。

韩国，是全球经济体中被这位记者看作最成功逃出陷阱的一例。尽管如此，我前些日子读一个欧洲国家制订的世界经济发展排名，在大类中还是把韩国列入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情况大约不是主流了，但还是有。

中国这样的资源相对贫瘠大国，能够养活13亿人，实属不易，可以想象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极高，跳出很难。但即便如此，显然太值得想方设法跳讲出来 -- 诚心希望教育深化改革，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的种种弊端，开辟更多创新空间，鼓励更大程度社会横向纵向流动和多样性人才成长。教育在中国国民心中的地位非常之重，在西方主流学者眼中，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遗产，是中华民族跳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惟愿这一代两代的朝野有识之士，应当鼎力扛起改革教育，挑战陷阱的使命，则这个国族展开的表现，应当不在韩国人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