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书院，位于湖南株洲醴陵市，始建于宋淳熙二年（1175）。株洲所辖各县市历来有重教兴学传统，其中办学最长、影响最广的是位于醴陵市城郊的渌江书院。渌江书院三面环山，面向渌水，占地近7000平方米。 渌江书院早年从东正街青云山下迁至西山，宋明皆为学宫，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式命名渌江书院。李立三、程潜、陈明仁、左权等都曾在这里求学。

历史状态

历史沿革

书院人才(朱熹理学 张栻 后期发展 沉痛的现实 吕东莱的事迹 左宗棠登场)

书院传奇

解读书院

文学作品

历史状态

宋代以前，现株洲全市各个县城还属于瘴疬卑湿、榛狉草莽的南蛮之地，先进的中原教化，跌跌撞撞地越过长江后，到达株洲市当时最繁华的醴陵县城时已成了强弩之末。

自南宋始，小小的醴陵市一口气兴创了九所颇具规模的书院，即使在清初“不许别创书院”的文教控制政策之下，固执的醴陵人还是创建和重修了五所书院。其中，位居西山脚下的渌江书院因以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教学质量最高、培养出的人才最多，而成为湘东子弟求知究学的首选之所。

渌江书院设讲堂、内厅、斋堂和考棚。院前有千年古樟。古樟下刻有明王守仁在醴之诗：“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右下方有洗心泉，清澈见底，水味甘甜，可消暑气。左前有宋名臣祠、靖兴寺，可通渌江书院。书院左侧有考棚一字排开，考棚前院有于右任书“宁太一纪念碑”(碑原立于太一墓旁，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遭破坏。后由教师进修学校找回，暂立于此)。光绪三十年（1904），改渌江书院为渌江高等小学堂，次年再改办为渌江中学（后改县立中学）。民国16年秋冬停办。17年，在中学原址办县立乡村师范,1950 年又改为县立中学。县立中学与湘东、遵道两所私立中学合并为醴陵一中后，原址曾办过医院或闲置。1981年，创办醴陵教师进修学校。1982年，政府拨款维修，我国著名醴籍书法家李铎为题门额：“渌江书院”。1986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从福建到潭州访张栻，经醴陵归崇安，在渌江书院前学宫讲学。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再次到渌江书院前身学宫讲学。

清乾隆八年（1743年）改建学宫于按察司行署故址。

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城中朱子祠之右，以延续了宋、元、明三代的学宫故地为址，由知县管乐倡建，首任山长为陈梦元。

乾隆十九年（1754年）知县杨鸾续修渌江书院。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知县田彬完缮渌江书院，并将义学田租移渌江书院，复倡士民捐田十二硕三斗八升，作书院学产。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知县秦克让为书院捐田九斗五升四合，岁收租谷十六硕二升，扩充学产。

乾隆四十年（1775年）余廷灿掌教渌江书院。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知县赵贵览及顾振声、教谕欧阳契相继修葺书院。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知县樊寅捷继修渌江书院。

清嘉庆初年（1797年）张九钺在历官江西南丰、峡江、南昌及广东始兴、保昌、海阳短县后，到渌江书院主讲，写有《渌江桥望映水芙蓉》等词。

清道光九年（1829年）知县陈心炳移建渌江书院于西山宋淳祐年间的西山书院遗址处，旧院概作考棚，新院分三进六斋。

道光十二年（1832年）王继之来渌江书院主教席。

道光十七年（1837年）左宗棠任渌江书院山长，依朱子小学订学规八则。

清咸丰六年（1856年）知县崔斌捐钱四百串，并劝县绅捐田十九石一斗，为书院山长增薪，解决因修脯太薄而“讲席空悬”问题。并崔知县始详准，改“上宪荐引”山长为县官与书院首士聘请。

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率军出江西援祁门，途经醴陵，与渌江书院诸生谈笑甚欢。

清光绪三年（1877年），由文蔚起等主修，刘清荪等纂辑《渌江书院志》，共六卷。

光绪五年（1879年），知县连华令设经课，置书藏兴贤堂，对生童加强训诂词章之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教谕陈寿伦倡建宋名臣祠（称三公祠），祀宋代醴陵名臣杨大异、吴猎、皮龙荣等。因肆业者增多，将靖兴寺增为“日新斋”，宋名臣祠内增改“又新斋”。

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科举，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

1926年，山洪冲塌西边斋舍，中学移至状元洲。

1927年，在西边斋舍原址上新建教学楼，并办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1948年，办中师班，更名为醴陵县立师范学校。

1951年，学校由广州军区接管。

1979年，渌江书院划归地方管理。

1980年，创办教师进修学校。

1984年，经湖南省教委验收备案，定为湖南省重点教师进修学校。

2004年7月，渌江书院与宋名臣祠、靖兴寺交为醴陵市文物管理所管理。

2006年12月8日，醴陵市文物局成立。渌江书院由醴陵市文物局管理。

书院人才

渌江书院原址在醴陵市青云山，1167年以及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理学大师朱熹两度踏进渌江书院的院门。明代理学家王守仁明正德元年（1506年）因言事谪贬贵州龙场驿丞，途经湖南，慕名而来渌江书院，浏览之余讲讲学，盘桓多日，渌江书院因此名声大噪。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有诸葛之才的左宗棠应邀担任渌江书院山长（主进，也既院长），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朱熹理学

朱熹是理学的掌门人，是中国文化史上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宗师，他的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新生的文化力量。曾被人遗弃的文化传承在历史的灰烬中复活了，持续到今天也没法消磨。按理象渌江书院这样等级的书院吸引不了他的视线，一来南有紫阳，北有岳麓，东有白鹿，那些著名书院有更多期待企盼他的目光；二来他还得操持一份泉州同安主薄的吃饭差使。他的西山之行，缘起于他在两年前访学南岳衡山时，打听到好友张栻徙居衡阳后正讲学于潭州的信息。

张栻

张栻是当朝宰相张竣之子，也是同朝著名诗人陆游的文友，虽出身豪门却一心向学，他是同时代为数不多有着与朱熹相近的学术思想的知名学者，在理学史上有着与朱熹一样的重要地位。为了这次与张栻的聚会，朱熹足足准备了两年，最后终于在1 1 6 7 年8 月从福建崇安出发，不远千里朝渌江书院走来！

风云际会，山岳生辉，两位中国学术文化的顶尖人物在渌江书院发生了激烈的学术碰撞。他们把各自最精密、最尖端的学术思考以诘究商问的方式自由地呈现于渌江的讲坛之上，使“肃衣冠而至”的渌江学子领略到理学最精髓的学术思想，饱览大儒们的气度和风采。

那一年朱熹三十七岁，张栻三十四岁，两人都处于难以被对手降服的年龄，以至于他们后来不得不移师北上，继续设坛于岳麓书院，完成在中国文化史上极富盛名的“朱、张会讲”。

人们目送朱熹的背影消失在北上岳麓的夕阳中，却日益滋长着对朱子的崇拜和景仰。次年一些醴陵人就捐钱捐粮，在朱熹设坛的地方立起了朱子石像，尔后又以朱子亭以“祠之”，甚至在他们同游南岳后进入醴陵县境依依作别的小镇，人们也为朱熹建亭以示留念，乃有了朱亭 —— 今京广线上一小站的地名。值得庆幸的是，自宋以后历朝历代，即使是救死不暇、炮火喧嚣的战乱年代，渌江书院的师生们都象保护自己的祖宗牌位一样保护着朱子的石像。这其中躲过了日寇的铁蹄，也熬过了文革的文化浩劫。

后期发展

朱、张会讲后的第七年，张栻离开潭州成为钦定的抗金将领，但秦桧当道，终无大成；后来他又冒死进谏，指望用理学来鼓动庸腐的皇帝能坚挺起来，但学人最终收获的只有一片阴冷的哀伤，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1194年，朱熹出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复聘掌岳麓书院，渌江书院成了他垂直管理的基层。这时离历史上的“朱、张会讲”已相隔整整二十七年，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不见了，只剩下一位沧桑满怀、慈眉善目的老人。

沉痛的现实

与上次到渌江书院不同的是，朱熹在渌江书院找到了更多的崇拜者和知音。眼前到处是琅琅的读书声和通文理懂教化的士人绅宦，陪侍他身边左右的两位学生竟也都是醴陵人。一个是吴猎，一个是黎贵臣。吴猎是湖湘学子中最得朱熹、张栻学术真传的第一人，“初从张栻学，乾道初，朱熹会栻于潭，猎又亲炙之。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宋元学案》卷六十九）不久朱熹干脆把吴猎推为自己在岳麓书院的继任人，使吴猎日后成为岳麓巨子和湖湘文化的奠基者之一。另一位黎君臣，也是“从朱子业，讲明道学，士类多宗之”。朱熹特意为他颁发了《委教授置岳麓书院牒》，嘱咐院方特意为黎“置额外生十名，以处四方游学之士”（《醴陵县志》页八一0 ），甚至朱熹还为他安排了斋舍、几案、床塌等日常用具，可见对黎的器重赏识。

然而这时的理学被朝庭视为伪学，进而升格为“逆党”，生命的豪气在滚滚的红尘浊浪中被耗散和磨灭，在官场遭到小人暗算的老年朱熹，总算从两位醴陵籍弟子身上找到了几分慰藉。

朱熹拖着沉重的步履在吴猎、黎贵臣两位爱徒的搀扶下，于1197年8月的一天，平平仄仄地再一次迈进了渌江书院，时隔30年，不多不少，同样是8月份！他长久地停留在自己的石像前，酸楚和悲凉不时在他心中涌动：

苍颜已是十年前，

把镜回看益怅然，

临深履薄量无几，

且将余日付残篇。

　白发苍颜的朱子没有了昔日的激昂慷慨，却凭添许多对尘世的喟叹悲吟。哼一声“且将余日付残篇”，呛下坛中的渌江书院弟子一行行酸泪来！

五年后，当众多的渌江书院弟子在政坛中开始扬名立万时，开醴陵一代文风教化之先的朱熹客死建阳。他把生命的终点选择在一座更为偏僻的书院。

吕东莱的事迹

与朱熹、张栻齐名的吕东莱，他与渌江书院的牵连既让人有几分惊愕，也觉几分滑稽。这位博古通今，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与陆九渊心学相犄角的浙东学派婺学的创始人，在人世只拥有四十四个短暂的春秋，然而他却把他短促人生中最精华的部分，莫明其妙地奉献给了渌江书院。

促成吕东莱从千里之外的家乡浙江金华来到渌江书院的最初动机，仅缘于1167年的第一次朱、张西山会讲。他对朱熹心仪已久，而朱熹也评价吕子之学是“足以范俗而垂世”。吕氏为学主张事功，强调经世致用，后来朱熹曾严厉地批评过他，但二人关糸并没有受到影响。作为两大学派的掌门人，他们之间的学术观点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面地进行商榷和讨论。事实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对恃也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持久、最精彩的部份。于是他们一个北上，一个东来，最后选择了渌江书院所在地作为会面之所。

原来待东来的吕东莱匆匆赶到渌江书院时，酷暑已过乃是红叶满阶的秋天了，朱、张的讲学也移坛北上，而朱子在渌江书院掀起的理学热潮已挤兑了浙东学派的位置。于是，进退两难、气胀莫明的吕东莱不甘心地在醴陵治北三十里的简家冲择址另立书院，取名东莱书院，借以与自诩正统的渌江书院相抗，用大家还不太习惯的金华话大讲他的浙东学说。这样，代表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思想的理学和心学的学术对恃在这里衍化成两个书院之间的竞争，大家一南一北，各摆各的谱，各传各的道，一时好不热闹。

这一年吕东莱刚好三十岁整，没有想到东莱书院刚一开张，“醴人士望风景从，争相亲炙”（《醴陵县志》页286）。脱不了干系的吕子只好做上三年侨醴的寓公，一位声震宇内的文化大师不得不屈就于湘东红壤松泉中的陋室里，而这时的朱熹早已驰骋于其它书院名门之间，令脱身不得的吕子好不懊恼！后来，渌江书院缺员，憨厚的吕东莱又不得往返于渌江、东莱，苦苦支撑着两爿讲台。

再后来，吕东莱以中间人的身份，于江西上饶鹅湖寺邀约朱熹和陆九渊相会，企图调和二者日益激烈的关于治学方法的论争，这也就是中国哲学史上对后世治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鹅湖之会”。两位拥有无数追随者且正处盛年的文化大师隔案而坐，在神灯佛火、呗语缭绕中以恳直率真得近乎尖刻的语言在不伤及双方人格的氛围中展开了学术交锋，比陆九渊大九岁的朱熹首先发话：“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马上反击，认为朱子的“博”“约”观是舍本逐木，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接着朱熹指责陆学太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博深沉”，陆却驳斥朱学太支离，“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显然，当时的论辩异常激烈，两位大师的对话并没有拉近双方的距离，作为调停人的吕东莱最后也只得怏怏而归，但他从这次论辩中却获益匪浅，自此找到了理学的共通之处，并为此耗费了毕生精力。

一代宗师吕东莱就象金庸笔下的“周伯通”，心地善良，功夫高绝，大智若愚，一副童趣十足的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一派夫子之气。甚至在他离开

陵后，思念他的人们因他命名的“夫子坡”、“东莱桥”也那么平常实在，只有至今还镌刻在渌江书院头门的“恩承北阙，道接东莱”的门联，读起来是如此的顺口和响亮。

“东南三贤”辞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师踏进了渌江书院的大门，他就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先生。鹅湖之会后，受到朱熹理学抨击的陆九渊继续着他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陆子心学的传播，但直到经历了两个漫长的封建王朝之后，才找到真正的衣钵传人王阳明，将之发展成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心学，继续着鹅湖之会没有完成的争论。

除了学说上的差异外，首次跨入渌江书院的王阳明还有着与朱子更为复杂凝重的心情。他很不高兴！因为在刚刚结束的官场斗争中，他被炙火可热的宦官刘瑾参去了兵部主事，贬为贵州龙场的一个小小的驿丞。这一年是正德二年，即公元1507年，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宦官专权的黑暗时期。失却了报效朝廷、施展抱负的机会，也没有了吒咤风云、权倾一时的豪情，落魄的王阳明当然没了好心情。

既然心情不好，王阳明在渌江书院的讲学就不免多了几分肃然而少了几分平和。他没有忘记对程朱理学的还击和清算，把自己反教条、反传统的学术观点揉进陆王学说之中。他真的不喜欢朱熹！所以，因朱、张讲学和吕氏东来而学风日隆的渌江书院，在他的眼中也只不过是“欲寻兴废迹，荒碣满蒿莱”了。

操持过大场面的渌江书院也并不看重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差异，不在乎王阳明对他们心目中的文化偶像的轻视和挖苦，只要你是真正的大学问家，就会赢得渌江书院的尊敬和赞赏。所以在王阳明浙江余姚的老家，现在人们恐怕很难寻访以他的故居了，而远在千里之遥的醴陵，人们为他修建的阳明祠却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地方。

左宗棠登场

百里同心、万民兴教的民气民风，望风景从，争相亲炙的盛况场面，清淑纯正、求真务实的学风教化，近代的渌江书院终于合上了岳麓书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节奏旋律而名噪湖湘声闻海内。一座发展成如此规模的书院，理所应当需要一些人品、才学都相当出色的人来掌管和呵护，否则也就太辱没和可惜了。

于是满腹经纶、风流倜傥的左宗棠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除朱、张会讲之外，左宗棠的到来是渌江书院最值得铭记的又一次重大事件。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几位传奇人物。也许有人会说他是支撑清王朝衰而不亡、腐而未朽的人。但是在渌江书院，于斯学风日益昌炽，名硕群相继起，样样都离不了左宗棠的勋劳。

左宗棠掌握渌江书院始于1837年，这时中国漫长的中世纪之旅已走到了尽头。国势衰微、民愁遍地，气数将尽的封建王朝正被“红毛”的鸦片流毒搅得无片刻安宁。随“西夷”兵轮鼓浪而来的还有满舱满舰的似“奇技淫巧”的“西学”。卓立于这样一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左宗棠要管理好这样一块有着渊深的文化传统的“名教乐地“，确实需要几分审时度世、吞吐古今的胆识和才具。

因此左宗棠来到渌江书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院规和督勉教风学风。他要求学生每人每天都必须作学习笔计，记载当天的功课心得。一到晚上，他便将书院“头门下钥”，然后亲自逐一检览和查阅学生的笔记内容，对疏懒废学或作虚弄假两次以上者，即扣除膏火以奖励勤学苦读的学生。接着他又以“朱子小学八则”作为院规，即以“洒扫、应对、进退三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为考察学生的准则。把一座书院里的学生知掌得如同自家的孩子一样，从修身齐家入手，进而达到养中制外、治国平天下的育人目的，算不上教育家的左宗棠却抓住了教育的实质和根本。

举人出身的山长左宗棠，依稀地感觉到以文取仕的封侯之想于眼下芸芸学子毕竟是很遥远很艰难的事，传统的子史经义也并不是培植英才的唯一路数。因此他到渌江书院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删削了子史经义中空疏荒寂的说教，而增另了舆地、兵法和农经等课程，有时他还带领学生足出书斋登上西山，陟层峦览山川，指点攻守设伏，演练战阵后输。古朴陈陋的渌江学风一下子被左宗棠点化得清风朗朗，生气勃勃。

年轻的左宗棠以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趣向统驭着古老的渌江书院，而渌江书院的历练也成了他辉粕军旅生涯中小范围的走彩排。揆览晚清官场，由举人出身而官至军机大臣、两江总督的，仅左宗棠一人。他是晚清为数不多的反殖民侵略的主战派重臣，也是中国近代在反侵略战争中敢于和善于全胜的几位高级将领之一。如果历史允许假设的话，近代中国没有了左宗棠，那幅员辽阔、草美羊肥的新疆还真不知道会被混帐的慈禧糟塌成什么模样？那一部中国近代史就真的只剩下一把血泪、一把辛酸。

然而，在左宗棠成就的旷世伟业中也少不了渌江书院的支撑。在他军帐中运帷佐治的也尽是一些讲着醴陵话的渌江书院的弟子，是山长左宗棠把他们调教得个个有犁庭扫穴、挥斥千钧的兵识和豪气。日后随着左宗棠时代的到来，作为左氏嫡系的渌江书院的弟子也迅速地把持了中国许多显赫的位置。他们中有广东提督、统带水师张拔萃，闽浙提督余明发，山西步兵统带林传榜 ，三品衔分省补用道张云级……从中随手拈起一个都是一本长长的传记。

书院传奇

追踪活跃在近代中国不同领域最高层面的众多醴陵人，令人最惊奇的发现是：在渌江书院传播的范围内，竟同时拥有难以计数的顶尖人物。

往东至傅家湾，是湖湘学术巨子、南社湘集创始人傅熊湘的老家。再越过几个山包和几条小溪即到达了著名爱国将领程潜的故居，往北不出一里，则同时出了国民党陆军上将、第八军军长张国威和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陆军中将刘咏尧。往南两华里，则到了著名的刘家湾，这里就是“护国元勋”、零陵镇守使、北伐烈士刘建藩和抗日时期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后任福建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刘建绪的出生地，二则同出一门，于家乡也多施善举，至今都有流传里巷的好名声。当小溪辗过田畴婉延向西流去，就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谍海枭雄”王芃生（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李霞的原形即其下属）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故里。

在近代中国，还有一个与人才辈出的醴陵比肩齐名的所在，那就是浙江的奉化。奉化是蒋介石的家乡，在“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传统窠臼中，奉化人更多的是获益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平庸升迁的老套路，不似醴陵人凭实力和内涵绰绰有余地鼓捣着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田地。人才难得，大批人才的出现，毕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细心培植和痛苦的锤炼过程，所以任何急功近利或期望直捣龙潭式的浮躁，都不应该是经营教育这一神圣事业的正常心态。闭塞也不是教育的唯一障碍，内引外流，闭塞和开放俱存，有时却能够培育出许多典型的正反两方面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神圣事业的神秘所致，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题反做。

解读书院

解读渌江书院周围，不该忽略的还有其所在地西山的墓和碑。

按时间顺序，首先应该提及的当然是卧伏于西山半腰的红拂墓。

据说隋朝末年宰相杨素府中来了一名下级军官，被昏官杨素奚落弃用，而站在杨素身后手执红拂的小丫环对眼前的小伙子则情有独钟，乃连夜潜出宰相府直奔小伙子的住处，并以身相许，愿侍公子终身。于是二人趁月黑摸出城来，投奔了太原的反将李世民。原来这位小伙子就是唐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国大臣、官拜卫国公的李靖，而那位手执红拂的女孩就是稗观野史中记载的著名的“慧眼”红拂。

唐朝初立，李靖南征，红拂随侍左右，不料途径醴陵时染疴不起，军旅倥偬的李靖只得将她草葬于渌江书院所在的西山。

“一双慧眼风尘外，三尺荒坟夕照间”。不幸的红拂没能与自己慧眼相识的英雄偕老终生，而有幸的渌江书院周围却接纳了一位世间奇女。

渌江书院所在的西山毕竟是红拂的异乡，慧眼识才的典故也多少带有人文雕饰和清客附会的痕迹，但接下来要涉及的被西山揽身入怀的几个历史人物都是历史的真实。

宁调元回到西山的怀抱是在他离开西山后的第十年。十年前从渌江书院走出的热血英才，而今回来的却是一腔血肉模糊的忠骨。

在众多的西山墓冢中，宁调元墓无疑是西山的骄傲。他毕生从事反帝反清反袁，五遭缉捕，两入监牢；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杂志《洞庭波》和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办者之一，他的“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的名言，成了南社一千多知识分子遵从的圭臬，他的作品也启迪了一代青年学子的爱国情怀。十年中三分之一的牢狱生活，使他成了中国近代名动一时的“囚徒诗人和革命家”。

年仅三十岁的年轻革命家在封建专制滴血的屠刀前是何等的襟怀和坦然。据说他忠骨归山的那天，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整个醴陵城内万人空巷，缟素满山。后来他的生前好友吴敬恒、蔡元培、章太炎、张继等人联袂来到西山，举行了盛大的凭吊活动。不久，行政院长于右任又亲自为他题写了碑铭，至今移置于渌江书院内，成为渌江书院残存的几件文物之一。

登上渌江书院所在的西山山顶，拔开一堆荆棘枯草，映入眼帘的是由程潜题写的半爿墓牌和一堆残土。这将墓庐设置在西山峰顶而又被现实的枯草湮没的就是傅熊湘的墓了。

这位传世达几千万言著述，为中国近代新闻学、目录学、文字学和方志学的创设都立下了奠基之功的湖湘学术巨子，早年奔波于上海、武汉、长沙，先后创办了《洞庭波》、《竞业旬报》、《大汉报》、《湖南月报》、《长沙晚报》等十几份反帝反清的报纸，后来又主持过上海公学、渌江书院、江西萍乡中学、长沙明德学堂诸校。在救亡和革命压倒一切的动荡年代，他一心一意顽强地做着驱愚启智、揭橥文字的启蒙工作，培养了诸如戏剧学家陈翰笙、中国第一位外交史专家刘彦、教育学家刘佛年、史学家黎澍以及程潜、左权、李立三等一大批名扬海外的著名人物。“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已友兼师”（胡适《四十年自述》），十五岁的胡适也是在恩师傅熊湘的启迪下走上了成才之道。

然而，盛年的激流勇进和学术上的大放异彩却被他生命中最后几年的迷惘所遮盖。在他死后的第三十五年，他成了反对革命的反面教材。中国知识分子的际遇就是哪么的特别，人死了就不一定表明他的对手不在了。

曾有醴陵人多次提议有关方面能斥资修葺傅熊湘墓，并能设法找到拆走的另一爿墓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整个中国近代，醴陵涌现的敌对两方面的军事将才太多太多，而真正称得上某一地域文化巨子的人却太少太少。既然醴陵的先辈能把西山最高的地块留给傅熊湘，有灵性的渌江书院也并未厌弃自己有过过失的孩子，那么，当今的我们也就不该有让其残破荒凉的理由，傅熊湘也不应该是被枯草荆棘湮没的人物！

近年来，在西山的东北侧耸起了一座巍巍的纪念碑，它使步履匆匆的当代醴陵人无不为之止步注目。假如有不明就里的人招手询问，回答者一定会给你掷下响当当的五个字：左权纪念碑！硬朗的语气中分明透出几分傲气和对无知者的嗔怪。

左权无论是毕业于渌江书院、讲武学堂、黄埔军校，还是远赴苏联中山大学，优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他始终是一名最最勤奋的学生。他是邓小平、刘伯承最值得敬重的同学和良师益友，邓小平回忆他“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刘伯承则谦逊地称“俄文请教左权同志”。他的同乡战友杨得志觉得“他说历史，能说上几个朝代；说天文，他也能讲一套日月星辰；讲战术，自然更是内行”。因此他成了朱德眼中“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笔下“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回顾中国工农红军的艰难创建，中国游击战争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的制订、完善和发展，样样都有左权浸渍的斑斑血汗和深邃智慧的凝聚。

然而，苍天忌才，后来他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率部勇斗十倍于我之日寇于清漳河边，最后以身殉国。

然而直到最近几年，一些严肃认真的史学工作者才向世人揭示了左权牺牲前后的处境和生存状态。令人无法想象的是，他直至牺牲时还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有着“分裂身份”的“嫌疑分子”。在突围的过程中，他放弃了至少是两个可以合理生还的机会，面对劈顶的炮弹，他甚至连弯腰的自我保护动作也没有，硝烟过后，他的身影消失了。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他的牺牲本是可以完全避免的，之所以放弃一切求生的机会，是为了用生命证实他的忠诚。“舍生取义，尽忠职守”成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公识。

如此优秀的英雄儿女，他回归渌江书院的英灵，无疑给渌江书院乃至西山，增添了顶天立地、横江揽海的豪气。

文学作品

其实一座人文化了的渌江书院是一本难以掀开的史书，足够让人们去审度和消受。雄沉厚重的气格，稳健大度的神韵，含蓄多情的灵性，那一点都是人格化了的苍凝和人文的化身，只是现实功利物欲的怆惶和诳诱泯没了人们的理性和良知，因此，富有的渌江书院也如同一个需要苦苦挣扎的民族一样阅尽沧桑。

渌江书院在近数十年则是躲灾多难，在那场文化浩劫中，张栻、王阳明、左宗棠的画像被付之一炬，后来干脆把书院给了一家工厂作为厂房仓库，直到七九年春邓小平亲自批示，才得以收回重修。还好，朱子的画像还占有一壁；其次是宁调元的墓碑，因为是潜逃台湾的于右任所题，所以得砸为两段，不厌其烦地磨去石碑上的碑铭；下一个是客死他乡的落泊文人傅熊湘墓，干脆撬定墓碑，首先用于垒砌猪栏，“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然后用来铺路搭桥，最后其中的半爿也不知所终；轮到红拂墓就没那么幸免了，无知的盗墓贼将它轰开了一大窟窿，丢下一摊残渣余土后空手而遁，他们哪里知道传说中的红拂怎么会有什么随葬之物呢？

最值得痛恨的是，有人竟在左权纪念碑的正下方也留下了“×××到此一游”的文字垃圾。

“人文渊薮”的琅琅书声和争相亲炙的究学场面不见了，代之以官场的寒暄，小人的哄闹。人格精神的塑造有时会是多么的苍白和无能。

残酷冷漠的历史舞台可以任英雄们尽情地驰骋，典藉上也不吝惜记叙他们的文墨，而现实的功利物欲却容不下他们的灵魂？中国的土地也实在是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也可以用于豪宅，但就是容不下英雄们用于蔽身的一方泥土，一方仅似于牌桌大小的泥土。

悠长岁月的磨砺和煎熬接成的怎么会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哀，播衍翻腾的历史文明怎么就消蚀和化解不了人性人格化了的一卧小山？

眼前的西山已暮色四合，凄迷缭绕，学者大师们的贤明仁厚和为文化人格殉道的精神将浮躁的自我映照得苍白难堪，古朴的西山在哄闹和蚕食中潜伏，回旋的暮鸦和苍凉的船歌仍旧陪伴着不倦的渌江。那条因无数学人踩踏而坚实的路基变成了通向政府办公大楼的冷漠的水泥大道，办公大楼及附属的豪华宾馆挤在西山的腹地，仿佛要占尽西山的风光，将文化历史亘古的寂凉引向新的寂凉。人们的耳畔仿佛又回荡着杂乱的棒槌声响。然而，棒槌声在叩击着河岸，却分明是在撞击着西山和渌江书院的灵魂！